三大主力會師后中央為何籌劃二次長征？張學良勸耐心再等一兩個月

1936年深秋的陜北，高原上的風已經透著寒意。窯洞里，一張攤在炕上的軍用地圖，被反復翻折，邊緣已經起了毛。圍著地圖的，都是后來寫進史書的名字，但當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一個相當現實的問題——這么多紅軍，冬天在哪兒吃飯、在哪兒活下去。
陜北是個什么地方，老一輩革命者心里很清楚。早在1935年底，中央紅軍剛到這里時，就已經發現：這塊地方能給的，不多。
毛澤東在1936年8月給王明的電報里，話說得很直白：陜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非多兵久駐之地。意思很明確，紅軍可以在這里立腳，卻不能指望靠這點土地，長期養活越來越多的隊伍。
這句話的重要性，很多年后都沒被完全意識到。因為后來的陜北，被人們更多記住的是“革命圣地”這層光環，而不是它現實的貧瘠和窘迫。
中央紅軍到陜北后，和徐海東率領的紅十五軍團會師。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托后勤部長楊至成向徐海東借大洋，解決過冬難題。徐海東一掏兜，拿出五千大洋支持中央，這件事傳得很廣，毛澤東也由衷地說：徐海東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
可問題來了，紅十五軍團已經在陜北經營了一段時間，為何“家底”也不過七千大洋？這就暴露出陜北的實情：人少，地薄，糧食緊張，連百姓都勉強糊口，更別說幾萬人的軍隊。
這不是個人節儉不節儉的問題，而是地理條件擺在那兒。陜北能提供的是相對安全的落腳點，卻不是一個可以無限擴大的戰略基地。紅軍越集中，這個矛盾就會越尖銳。

有意思的是，當時很多討論，并不是從“貧窮”出發，而是從“出路”出發的。陜北留得住人，留不住未來，那就必須想辦法向外突圍。
一、東征之后，三大主力會師帶來的新難題
陜北周邊的路，其實在1935年底就已經被擺到桌面上反復比較過。
往北和往西，是沙漠邊緣地帶，生態環境比陜北還差，根本無法容納大規模軍隊活動。往南呢？表面看起來誘惑不小。陜南水土較好，物產稍豐，似乎比陜北更適合發展。
林彪就主張向南。瓦窯堡會議前，他多次提出想帶一支部隊去陜南打游擊，會議后又寫信表示期待中央批準這個設想。從作戰角度看，他的想法不是沒有道理，把兵力分散到更廣區域，能減輕敵人圍攻的壓力。
但中央沒有采納。原因很現實：紅軍此時總兵力有限，如果再分出一部分深入敵人控制更嚴密、交通更便利的陜南地區，很容易被國民黨軍分段吃掉。靠近西安的地盤，看起來肥沃，實際卻更容易遭到重兵圍剿。
聶榮臻當時有一句話，很形象：“不要看不起眼前這幾個破窯洞，去了陜南，搞不好連破窯洞都找不到?！贝衷挶澈?，是對地緣形勢的清醒判斷。
南、北、西三面都不理想，只剩下一個方向：東邊。
東邊是山西。閻錫山在那兒經營多年，實力雄厚，財力充沛。對紅軍來說，那里既是戰場，也是潛在的“提款機”。更重要的是，從山西再往東，就是華北平原和平津地區，學生、工人抗日情緒高漲，群眾基礎好，這對紅軍的政治工作極為有利。

1936年2月，東征戰役打響。中央的指向很明確：不僅是打幾仗，更是有意在山西、華北開辟新的根據地。當時閻錫山的晉軍大約八萬人，分散在各地，一開始面對紅軍的攻擊，壓力巨大。
閻錫山精于算計，很快判斷出自己單干扛不住，只好向蔣介石求援。蔣也看明白了機會，調湯恩伯率十個師入晉，同時又令張學良、楊虎城率十五個師向陜北推進，對紅軍構成前后夾擊的態勢。
當時中央紅軍主力東征，陜北后方僅剩四個團左右的兵力。后路被威脅，紅軍不能不小心。5月初，東征部隊被迫全部撤回陜北，避免被各路國民黨軍合圍。
東征戰役在戰果上不算小，但從根本問題看，紅軍仍困在陜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局面沒有被打破，只是稍微活動了一下筋骨。偏偏就在這時，更大的變化到來了。
1936年秋，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先后北上，終于與中央紅軍在陜北會師。三大主力匯合，這是振奮人心的大事，但也帶來了一個尖銳的矛盾：人多了，地還是這塊地。
紅軍總兵力加起來大約八萬人。這個數字在全國范圍看不算大，卻已經遠遠超出陜北當地的承載能力。更麻煩的是，二、四方面軍一路被國民黨軍追堵，背后的根據地不斷丟失，一到陜北，相當于背水一戰。
從軍事角度看，三大主力握成一個拳頭，當然有利于抵抗圍剿，也便于集中兵力打硬仗。但反過來說，這也給蔣介石提供了一個絕佳機會：只要一次圍殲成功，就可以“一網打盡”。
局面看似強大，實際暗藏危機。如何擺脫被動，成了中央迫在眉睫要解決的問題。

二、寧夏設想：打通蘇聯與“西北大聯合”
在陜北這張略顯局促的棋盤上，中央的視線很快投向了更遠的地方。
早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關于“打通蘇聯”的設想就已經出現。原因并不復雜：蘇聯是當時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有資源有工業，如果能打開一條通道，獲得軍事、物資援助，對于還在苦戰中的紅軍來說，意義非同小可。
這種設想，并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在二十年代，蘇聯就曾經通過援助馮玉祥，對中國西北產生過實質影響。1925年前后，為對付仇視蘇俄的張作霖，蘇聯向馮玉祥提供了不少軍援。1927年寧漢分裂時，蘇聯顧問鮑羅廷還建議武漢國民政府北進，爭取拿下張家口等地，以便接通蘇聯的援助路線。
這些歷史先例，讓“背靠蘇聯，立足西北”的構想，具備了一定現實基礎。
1935年5月，中央紅軍在西南一帶時，得知蘇聯通過援助盛世才，已經在新疆擁有了較大影響力。一旦紅軍能在川、陜、甘一線站穩腳，再向西北推進，就有可能與新疆方向打通，建立更穩固的聯系。
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正式確立北上方針，準備在川、陜、甘三省建立新的蘇區。這背后，就包含著未來打通蘇聯的長遠打算。
可是，這一戰略在執行中遭遇了嚴重阻力。張國燾對北上極不情愿，一方面擔心途中遭遇中央軍主力攻擊，另一方面也懷疑蘇聯是否真有意愿、不惹麻煩地援助中國紅軍。他甚至以“容易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借口”為由，指責這一計劃“有罪惡性”。

在沙窩會議上，張聞天專門作了關于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強調北上的必要性，指出奪取西北、靠近蘇聯的重要意義。毛澤東在發言中，也明確談到地理上接近蘇聯的優勢——可以得到政治和物資援助，還可以有飛機大炮，對中國內戰形勢會有重大影響。
但張國燾依然堅持己見，隨后干脆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制造分裂。中央只能采取更隱蔽的方式，命令中央紅軍主力連夜北上，避開直接對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軍方向。鑒于張國燾堅持南下，原先的川甘陜計劃無法繼續，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更大膽的構想：一路北上，以游擊戰方式打到蘇蒙邊境，與國際建立直接聯系。
他當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我們是可以求人的。”這話聽上去有些平實，實際卻道出了當時的困境：靠自己固然是原則，但在極端艱苦條件下，外援的價值不容低估。
問題是，這個設想在當時的兵力基礎上，實施起來幾乎等同于冒險。那時中央紅軍總計不過四千多人，要穿越大片敵占區和人煙稀少地區，去尋找一條通往蘇蒙邊境的通道，危險程度可想而知。
就在這時，一件事改變了方向。一張《大公報》送到中央面前，上面報道了陜北還有一塊蘇區的情況。這塊蘇區，就是徐海東他們苦苦支撐的根據地。
有了明確落腳點，“打到蘇蒙”的計劃很快被放下，中央改為向陜北轉移，去和當地紅軍會合。路線更短，也更現實。
陜北會師之后，情況就不同了。三大主力匯合，兵力達數萬，機動能力和戰役能力都大為提升，打通西北通道的設想不再只是紙上談兵。

在這樣的背景下，“寧夏戰役計劃”被醞釀出來。
設想大致是：以一方面軍留守陜甘寧邊區，擔任防守和牽制任務；二、四方面軍趁冬季黃河封凍之機渡河，迅速消滅馬鴻逵的部隊，占領寧夏地區。拿下寧夏之后，再向西北方向伸展，打通蘇聯援助通道，同時與地方實力派建立聯系，形成一個“西北大聯合”的局面。
如果這個計劃順利推進，紅軍在西北就不僅僅是困守陜北，而是有可能擁有一個完整、縱深較大的新戰略基地。不得不說，這在當時是一個眼光極為長遠的布局。
此時，正好有一個重要人物從遠方歸來。林育英，剛參加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從蘇聯回國。他帶回來的消息，印證了“寧夏路線”的可行性——斯大林建議紅軍可以經寧夏靠近外蒙，獲得蘇聯援助。
這對張國燾來說，算是一記響亮的耳光。此前他極力否認北上打通蘇聯可行，如今蘇聯方面反而主動表示支持。加上他在西南的部隊損失慘重，內部也有不少反對意見，最后只能同意率部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
寧夏戰役方案很快具體化：黃河封凍后渡河，先掃除馬鴻逵，掌握寧夏，再謀后續發展。整個設想看起來嚴密而大膽，似乎只等一個合適的時機。
然而，戰爭往往不給人太多按計劃行事的機會。
三、渡河受挫，冬糧告急與“第二次長征”的抉擇
寧夏戰役真正遇到的第一個致命問題，不在河西，而在河東。

張國燾在執行問題上拖拖拉拉，還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意外——作戰計劃文件遺失。這份文件詳細寫有紅軍渡河、會合、行動的安排，一旦落入敵手，就等于把紅軍的下一步動作攤開給對方看。
蔣介石獲悉后反應極快，迅速調整部署，加緊在河東集結部隊堵截。胡宗南的部隊開始對陜甘寧方向施加壓力，把紅軍的活動空間一寸寸壓縮。
在東線壓力不斷加大之下，紅軍不得不倉促提前渡河。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作為先頭部隊，率先過河，比較順利抵達黃河西岸。此后，由于胡宗南部隊逼近拉池一帶，負責看守渡船的紅五軍也被迫倉促西渡，就這樣，這三支部隊被甩在了河西。
歷史上，這支被黃河分割在外的部隊，有了一個悲壯的名字——西路軍。
渡河的計劃到這里，已經產生了嚴重偏差。大量主力沒有來得及過河，渡口被敵軍拿下，黃河成了明顯的界線，紅軍被硬生生分成兩半。寧夏戰役原定的整體推進、集中作戰，被迫中止。
對河東主力來說，危險開始迅速逼近。胡宗南部隊緊追不舍，加上其他國民黨軍從不同方向壓來，紅軍在陜北一帶面臨被層層包圍的風險。對河西的西路軍來說，局面更為嚴峻，他們正是深入到環境惡劣、補給困難的地帶，后勤線幾乎談不上穩定。
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冬天。
北方冬季來得快，氣溫一降，問題不在能不能打仗，而是有沒有飯吃，有沒有衣穿。對于剛剛北上、基礎薄弱的二、四方面軍來說，情況尤其嚴重。部隊疲憊，彈藥不足，地方條件又難以支撐，這個冬天怎么熬下去，成了擺在中央面前的緊迫難題。

張聞天在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用了很沉重的語氣向莫斯科請求緊急資金援助：“不論五萬十萬，都要快……你們多推遲一天，則紅軍的凍死餓斃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边@種近乎乞求式的措辭，不難看出當時的緊迫程度。
既然守不住、有吃緊的危險，那就只能動。中央很快拿出一個新的設想，后來被稱作“第二次長征”。
這次計劃的基本構想是：紅軍突破敵軍的重重包圍，從陜北向外突圍，南下或東出，繞著山西、河南、陜西一帶的大弧，邊打邊走，用大約一年的時間在外線展開運動作戰。等到條件成熟，再回到西北，重新尋求與蘇聯建立穩固聯系的機會。
簡單說，就是再來一次長征式的大轉移，不過方向和路線不同。這不是誰愿意輕易提出來的方案，而是在被多重壓力裹挾之下不得不考慮的“下下之策”。
1936年11月15日，中央正式決定紅軍準備南下。這個決定傳到張學良那里，引起了他很大的震動。
張學良此時已與紅軍建立起一定聯系，對西北整體局勢也有自己的判斷。他見到這一決定后，非常著急，專門向中共方面表示：紅軍千萬不要急著走，再堅持一兩個月，西北形勢可能會有重大變化。
據相關回憶，當時傳話的人帶到了這樣一句近乎勸告的話：“請再熬一兩個月。”這句話，后來常被提起。它聽上去平淡，但結合當時的背景，意味就很不一樣——里面既有安撫，也帶著某種程度上的承諾。
中央經過權衡，決定暫緩“第二次長征”的執行。為防意外，還專門派李富春、李維漢等人緊急籌集能維持一個月的軍糧，以應對這段等待期內的物資需求。換句話說，紅軍是在明知風險極高、補給吃緊的情況下，選擇押寶式地“再等一等”。

時間來到12月，形勢果然發生了劇烈變化。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震動全國。
張學良、楊虎城扣留了蔣介石，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使得原本劍拔弩張的局面突然有了轉折的可能。此事之后的政治斡旋，牽涉到國共兩黨及各方勢力，此處不必展開，單就紅軍的處境來說，影響極為直接——南下或東出進行第二次長征式外線作戰的計劃，沒有必要再執行了。
內戰局面開始向妥協和調整方向發展，國共之間醞釀第二次合作，紅軍在西北站穩腳跟的可能性大大增強。之前那種“非走不可”的生死局面，被突如其來的政治變局緩和下來。
如果當時沒有西安事變，紅軍真的踏上第二次長征的道路，很難預測會發生多少意外。幾十萬人長征的經驗擺在那里，行軍的艱難、減員的慘烈都不是抽象概念。再來一次類似的大轉移，即便最終不至于全軍覆沒，付出的代價也必定驚人。
從這一點看，這一句“再熬一兩個月”，不是隨口一說，而是實實在在起到了改變歷史走向的作用。
關于張學良，歷史爭議不少，但只看1936年這幾個月，他在關鍵節點上的選擇，確實對維護民族力量、避免內戰惡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將他視為在民族危機面前做出過積極貢獻的人物，并不過分。
那一段陜北的寒冬，三大主力會師后的喜悅、寧夏戰役的構想、西路軍渡河后的險境、冬糧告急的緊張，以及“第二次長征”計劃的醞釀和暫停，都糾纏在一起。對當時身處窯洞里看地圖的那些人來說，前路并不明晰，能做的只有在有限信息下做出判斷。
很多年后再看，當時每一個似乎只差一線的決策，都足以讓整個局面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這大概也是那段歷史最耐人回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