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劉德華”穿越到明代為南京城墻造磚

文|陳保琳

近日，一塊收藏在南京城墻博物館的明代南京城墻墻磚引發關注，原因是上面刻有“甲首劉德華”和“造磚人夫劉德華”的字樣，經專家確認，這塊墻磚的刻字信息，屬于明初修建南京城墻的原始墻磚。而這個磚刻留字，表明當時“劉德華”參與了南京城墻的建設，并擔任“甲首”職位和“造磚人夫”的技術重任。由此，也引起人們對當時南京城墻建設的興趣。

朱元璋從元末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開始建設南京城，歷時27年，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建成。南京城墻由宮城、皇城、京城、外郭四重城垣組成，其中，由宮城、皇城構成的南京明故宮開創的宮殿格局和禮制建筑，是14-19世紀中國都城建設的重要原型。京城城墻建在鐘靈毓秀的南京山水之間，蜿蜒盤桓達35公里之多，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長度最長的城市城墻。外郭城墻建成長度約60公里，現存遺跡約30公里，圍合城市面積達230平方公里，是明代南京城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城的重要物證。

朱元璋對于南京城及城墻的建設，要求標準極高。為了確保按時完成任務，朱元璋專門下令，長江中下游的湖廣、江西兩個行省及南直隸所屬各府、州、縣駐軍衛所、工部黑窯（官辦窯廠，為京城建設提供重要的城磚，為都城建設的“基石工廠”），需按要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燒制基本規格長為40厘米、寬20厘米、厚10厘米左右，重約20公斤的巨型城墻磚，然后運送到南京，經嚴格驗收合格轉運到各個工地使用。

為保證城墻磚質量，明朝廷規定各地燒制的城墻磚上須按規定刻印銘文，以便明確責任，利于追責。

銘文主要記載城墻磚燒造的地名、年代、窯名以及各級主管官員、燒制工匠的姓氏等。這種城墻磚銘文，一般都是先將文字刻在“模子”上，然后把刻好的“模子”以及“戳印”壓印在未干的磚坯側面或者端面上，待磚坯晾干后入窯燒制而成，也有小部分是用銳器直接刻在磚面上的。

正因為這種規定，所以南京城墻磚上留有大量的銘文，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城磚制作年代、地址，還能看到監制官員和工匠的名字。如果出現質量問題，要想追責，一目了然。

但是，由于南京城墻早期建設中各項制度還不甚完善，城墻磚上的銘文也不完善，甚至直接影響了城墻磚的質量。早期燒造的城墻磚，其銘文記載的內容相應很簡單，只有“某某府造”“某某縣造”或“某某縣均工夫造”“洪武某年某月造”等字樣，并沒有明確記載相關責任人的姓名，顯然責任不到位，進而就影響了城墻磚的質量。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一時期燒制的城墻磚，有的表面有裂紋，形體彎曲不直；有的則與原土坯顏色相似、質地松散。但是，城墻磚銘文中沒有詳細記載責任人的名字，故朝廷也就無法去追責。

為進一步提高城墻磚的質量，朝廷采取相應措施：一是城磚銘文中要明確刻記府、州、縣提調官的職務、姓名、司吏和鄉村里、甲長、窯匠、造磚制坯人夫的名字；二是加強監督、驗收，每批城墻磚送到時，都要組織嚴格驗收。據記載，當時的驗收標準是，由兩個精強的軍士相隔一定的距離，相向抱磚相擊，城墻磚不脫皮、不破碎且聲音清脆者為合格，否則為不合格，一律退回，并追究具體環節負責人的責任。這樣一來，城墻磚的質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也正是這個規定，才有了這些城墻磚上的銘文，讓今天的人們也認識了那時的相關官員與工匠，有一塊被南京城墻博物館收藏的城墻磚上就刻著：“揚州府提調官同知竹祥、司吏陶旭泰；興縣提調官縣丞王鼎、司吏吳亨；總甲葉春、甲首孫敏……窯匠張正四、造磚人夫施文二”(標點符號為后來標注)。這塊磚上的刻字非常清晰，從揚州府提調官和司吏，到興縣提調官及司吏；再到鄉村官員，有總甲、甲首和小甲；包括窯匠和造磚人夫，都刻得明明白白，如果追責的話誰也逃不掉。

而“劉德華”這塊城墻磚上刻的全文是：“捴甲黃原亨、甲首劉德華、小甲簡囗囗、窯匠晏文叁、造磚人夫劉德華”（囗為缺失字）的字樣，共有五級基層造磚責任人。劉德華一人竟然擔任兩職，可見其能力非同一般。這里的甲首應該是村一級的負責人，造磚人夫則是直接參與燒制城墻磚工的人。據專家考證，這個“劉德華”為明初瑞州府上高縣(今江西宜春上高縣)人。

除了征集工匠，朱元璋在修建南京城墻時，還調用了軍人參與建設。曾經在一塊城墻磚上發現刻下的一首打油詩很是有趣：“似從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一日稱來要五百，兩朝定是共千斤。山高路遠難行步，水深堤滑阻工程。傳語諸公除減少，莫教思若眾軍人。”這首打油詩，不僅表明當時軍人也被抽調參加城墻建設，同時也反映了因為趕工期，再加上各種條件限制，參加建設的工匠和軍人都非常辛苦。

由于南京城及城墻工程量浩大，整個城墻及自石頭城向北經清涼門、定淮門、儀鳳門、金川門、神策門、太平門、朝陽門、正陽門最后到通濟門，墻體均以城墻磚為主砌筑而成，全程約使用城墻磚上億塊，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其背后動用的人力總計達到了數以百萬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