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事變中，親手活捉了蔣介石的孫銘九，建國后享受什么待遇？

1979年10月18日清晨，北京西長安街的郵袋里出現了一封加急掛號信，收件人是葉劍英元帥。打開信封，人們看到發信者王玉瓚自稱才是“擒蔣第一人”，并附上6000字回憶錄。信里卻又數次提到另一個名字——孫銘九。由此，一段塵封多年的往事再次被撩起。

1899年，孫銘九出生于奉天遼陽。自幼家境清寒，他卻愛舞槍弄棒。1925年考入東北講武堂步兵科，和姜玉貴、萬福麟等人是同期學員。由于反應快，槍法準，畢業后直接進入東三省保安總團。不久，他被調往天津警備司令部，負責要員警衛。1931年9月，張學良途經天津，車站里負責警戒的正是這位精瘦的小隊長。張學良回憶說：“這小子眼神里透著股狠勁。”從那天起，孫銘九成了少帥的貼身隨從。

西安事變爆發前，東北軍在前線與紅軍的短兵相接越來越像走過場。1936年4月9日，延安窯洞里燈火通明，周恩來與張學良達成了停火抗日的口頭協議。隨后，楊虎城也松口了。蔣介石卻在南京來回踱步，電報一封接一封，命令西北各部“立即進剿赤匪”。張學良和楊虎城陷入兩難。11月5日晚，兩人在中旅社密談。楊虎城低聲說：“蔣委員長若不松口，只有古法——兵諫。”張學良沒有答話，只是默默點頭。

12月10日夜，張學良把幾名心腹叫到臨潼華清池官邸。孫銘九第一個站出來：“少帥，給我一個連，保證把委員長請回來。”張學良只回了四個字：“事成見真。”11日深夜，長空無月，冷風卷過驪山。孫銘九手握駁殼槍，帶著衛隊摸到蔣介石住處。蔣的隨從警衛反應不及，零星抵抗后潰散。臥室空空如也，窗子大開。孫銘九立即分兵搜山。凌晨五點，他在一個亂石堆邊發現一只皮靴印。順著腳印向上，果然在兩塊巨石間的草窩里揪出了灰頭土臉的蔣介石。事后他回憶：“委員長竟然沒帶手槍，只緊緊攥著一串佛珠。”

接下來的戲眾所周知。國民黨中央要派飛機轟西安，張學良卻放風讓紅軍“負責委員長安全”。12月17日中午，周恩來、葉劍英飛抵西安，隨后敲定“和平解決”。然而，張學良陪蔣返南京即被扣押，東北軍上下群情激憤。1937年2月2日，孫銘九授意手下槍殺王以哲，事件頓時攪亂一池春水。楊虎城迫于中央壓力通緝孫銘九，后者借道延安，被紅軍秘密送往陜北深山藏匿。

抗日戰爭期間，蔣介石電令緝拿孫銘九。一次險些在洛陽被特務堵截，他棄車徒步，穿荒山三晝夜才逃生。1941年，他潛入天津，以“劉三”之名做小買賣。生活舉步維艱，妻兒流落各地。1943年秋，他收到昔日同僚鮑文樾來信：“來上海吧，這里暫時安全。”無奈之下，他進入汪偽軍訓部，被安排做一個掛名參議，從此烙下“偽職”燙印。

1945年日本投降，汪偽集團轟然解體。孫銘九南下南京，自陳愿意再效國民黨。誰知1946年底東北戰場風云突變，他隨軍到四平時被東北民主聯軍俘獲。審訊中，他辯稱早有棄暗投明之意，只是“未能接上線”。周恩來得知此事后批示：“留察，勿殺。”1950年，上海市人民檢察署公開審理孫銘九、應德田等人。法庭調查確認：西安事變中功勞突出，漢奸任職期間并未直接屠殺百姓。最終判決免予起訴，交地方政府安置。

接下來的人生曲線驟然平緩。1951年，上海市政府聘他為市參事室參事，月薪不高，卻管吃管住。1955年，第一屆上海市政協改選，他被推舉為委員。偶爾有記者追問當年擒蔣細節，他只是擺手：“過去的事，都翻篇了。”倒是老兵茶館里，他會舉杯感嘆：“槍口對外才是正道。”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生活水平雖談不上優渥，但在當時的離休干部序列中已屬中等偏上。住房在陜西南路一處舊式花園洋房里，28平方米單元；每月除津貼外，還有供應票證。1961年困難時期，他的口糧標準與行政七級相當。醫藥福利方面，瑞金醫院、龍華醫院都曾為其開過綠色通道。老友感慨：“孫團長這輩子起起落落，好歹落了個安穩。”

關于“誰是第一擒蔣人”的爭論，1979年的那封信只是再添一層迷霧。王玉瓚在信中列舉作戰序列、時間節點，證據詳實，卻又承認孫銘九“指揮有方”。檔案室里的電文顯示，張學良12日清晨07：20的手令寫著：“孫銘九即率部，已獲委員長。”有意思的是，同日10：15的另一份簡報則稱“王玉瓚營駐守華清池，先期控制主樓”。兩份記錄互不否認對方功勞，也許真相是兩支隊伍前后腳完成了同一件事。史家呂正操后來評述：“功莫歸一人，事關全局者多矣。”這句話大抵說中了要害。

1985年深秋，孫銘九在上海病逝，終年86歲。殯儀館門口立著一塊小木牌，寫著“原西北軍孫銘九同志”。圈內人都明白，這位曾經挾持蔣介石、震動全世界的東北漢子，最終帶著半生榮枯悄然謝幕。官方訃告寥寥數行，卻明確標注了他的最后身份——上海市政協委員。有人議論待遇高低，其實，能在特殊年代保全性命，晚年得一張干凈的身份牌，在當年已屬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