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則棟去世后，老友基辛格發去封悼念信：您將永遠被美國人民懷念

1971年4月的一個下午，日本名古屋的賽場外，一輛印著乒乓球標志的大巴車慢慢停下。車門打開，一位頭發略顯凌亂、穿著繡著“USA”字樣運動服的年輕人，猶豫了一下，還是快步跨了上去。車廂里坐滿了中國運動員，他愣住，中國隊員也愣住，空氣一下子緊了起來。

誰都沒想到，這場突然闖入的“誤乘”，會被相機定格，會被寫進《參考消息》，更會被寫進兩國外交史。而坐在車廂最后一排，遲疑著站起身、走向那位美國運動員的人，正是此后在乒壇與外交舞臺上都留下濃重一筆的莊則棟。

許多年以后，已經功成名退的他回憶起這一幕，語氣仍帶著幾分感慨：“那時的我，還真是太年輕。”而更讓人玩味的是，四十多年之后，當他在北京病逝時，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老人基辛格，特地寫下一封措辭鄭重的悼念信，把這位中國運動員的名字，再次放到“美中友誼的先鋒人物”這樣的高度去評價。

有意思的是，這位在外交辭令中被高度肯定的“先鋒”，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被家人送去練武強身的病弱孩子；改變中美關系的一次伸手，也不過是他在巨大氛圍壓力之下，做出的一個近乎本能的決定。

一、顯赫家世與“病秧子”少年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1940年，沒人會想到，揚州一戶顯赫人家里出生的這個男孩，將來會和世界政治格局扯上關系。

那一年，莊則棟在戰火紛飛的時代來到人世。他的外祖父，是清末民初上海灘赫赫有名的猶太裔房地產商人哈同。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曾估算，哈同的資產高達一億七千萬美元，這在當時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數字。晚清王府易主之際，他大手筆買下多處王府宅邸，讓人代為經營，其中就包括這位后來成為自己女婿的莊惕深。

哈同和夫人沒有親生子女，只有一個養女羅馥珍，后來嫁給了莊惕深。不過，莊則棟的生母是另一位女子——雷仲如。年過四旬的莊惕深與這位年輕女子生下一兒一女，兒子便是日后叱咤乒壇的莊則棟。

家底殷實、出身體面，但小莊從小體弱，時常生病，對于這種大家庭來說，最直接的辦法，就是讓他動起來。為了強身健體，父親先讓他練了一段時間武術，盼著能練出一副結實骨骼。10歲左右，莊則棟又被帶進了乒乓球室。那時，誰也沒料到，這一張小小的綠色球臺，會成就他此后幾十年的命運。

新中國成立前，體育事業基礎薄弱，劉長春遠赴1932年洛杉磯奧運會，卻獨木難支的故事，多少帶著幾分唏噓。等到新中國成立后，形勢才徹底改觀。國家逐步把體育提升到國家形象和國民體質的高度，特別是賀龍在1952年出任國家體委主任以后，乒乓球等項目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個曾經的“病秧子”，開始在隊內一點點冒頭。1957年，全國乒乓球錦標賽上，年僅十幾歲的莊則棟拿下男單冠軍，第一次在全國舞臺上亮相。那會兒，他還不知道，自己后面將蟬聯三屆世界冠軍，創造三次世界冠軍、三次全國冠軍、三次隊內冠軍的紀錄，直到今天無人打破。

不得不說，時代為他鋪好了大路，個人天賦則讓他走得更快。技戰術的精進、比賽經驗的積累，加上年紀小、運動周期長，讓教練和管理者都愿意在他身上押注。有人評價他：速度快、反應快、腦子更快，這樣的球員，一旦被時代看見，往往會被推到最耀眼的位置。

二、“小祖宗”的輝煌與綠色球臺上的誓言

1959年4月，在西德多特蒙德舉行的第25屆世乒賽上，中國隊全力沖擊世界最高水平。男團失利略帶遺憾，卻有一個好消息足以載入史冊——容國團拿下男單冠軍，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回國后，中國乒乓球隊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對年輕隊員來說，這不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種刺激。莊則棟在日記里寫下：“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過的手，去為毛主席爭光。”短短幾句話，卻透出那個年代運動員最直接的愿望：把球打好，就是報國。

兩年后，這樣的機會真的來了。1961年4月，第26屆世乒賽在北京工人體育館開賽，主場作戰，壓力和動力并存。中國隊全民關注，領導高度重視。那屆比賽，莊則棟狀態火熱，拿下男單冠軍和男團冠軍，男雙還拿到第三名，完成了自己“為國爭光”的承諾。

決賽對陣日本選手荻村伊智朗時，比分一度僵持到2比2。人民大會堂里，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領導親臨現場；中南海里，毛澤東坐在電視機前，全神貫注。看到比分咬成2比2，據當時在場者回憶，毛澤東忍不住在電視機前說出一句頗帶幾分幽默的話：“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

多年之后，2007年紀念“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口號提出55周年的座談會上，莊則棟提起這段往事，仍然帶著幾分自豪：“能讓毛主席喊‘小祖宗’，我太榮幸了。”這句話不算夸張，在那個年代，一個運動員的名字與國家領袖同出現在電視畫面上，本身就意味著無上光榮。

1961年中國隊奪冠后，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慶功。宴會結束時，有一張極具象征意味的合影：畫作《江山如此多嬌》前，莊則棟的父母與鄧小平、彭真、賀龍等領導站在一起。那張照片被莊家視為傳家寶，莊則棟說：“給我們帶來了無限榮光。”這話并不只是客套，而是一個運動員家庭真實的心理寫照。

1963年，第27屆世乒賽結束，中國隊再度凱旋。那一次，毛澤東親自接見了莊則棟和隊友張燮林，還專門看了一場他們的乒乓球表演賽。比賽結束后，毛澤東在榮高棠等人陪同下走下看臺，和莊則棟握手，隨口喊了一聲“小莊”。對當事人來說，這個稱呼比任何獎牌都更難忘，“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聽到毛主席的聲音，使我終身不忘。”

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中期，莊則棟在世界乒壇的地位不斷鞏固。憑借連續三屆世界冠軍，他成了中國乒壇的旗幟人物，也是在這段時間里，他那雙在綠色球臺上握拍的手，被時代推到外交舞臺的邊緣，等待一個看似偶然卻又早有伏筆的機會。

三、“小球轉動大球”的一伸手

1971年春，國際格局悄然變化。美國尼克松政府開始調整對華政策，希望尋找與北京接觸的機會。中國方面，在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通盤考慮下，也在評估打開局面的可能。就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乒乓球隊受命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

臨行前，周恩來再三叮囑隊員和隨行人員，要牢牢記住“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方針。那時候，對外環境復雜，對內氣氛緊張，運動員既要面對賽場上的對手，也要顧慮言行舉止的后果，壓力可想而知。

4月4日上午，美國選手科恩在離主賽場約1.5公里的訓練館里練球，先和英國選手打了一陣，又提出想和中國隊員梁戈亮過幾招。雙方你來我往十幾分鐘，倒也愉快。等訓練結束，科恩走出球館，卻發現前往主賽場的車已經開走，現場一時找不到車位。就在他有些著急的時候，一輛印有乒乓球標志的大巴緩緩駛來，他下意識地伸手攔車，車門打開，他一腳跨了上去。

尷尬的一幕出現了。車廂內坐的清一色中國選手，胸前隊徽一目了然。他低頭看看自己胸口的“USA”字樣，瞬時明白過來，這是一輛中國隊的大巴。車里的人同樣愣住，客觀說，當時的氣氛絕稱不上輕松。

不過，幾秒鐘的沉默之后，中國運動員們并沒有表現出敵意，而是有人笑了一下，算是一種禮節性的緩和。科恩緊張的心情稍稍放下，試探著問了一句：“誰會英語？”隨隊翻譯站了起來，點了點頭，車廂里才算有了第一句正式的交流。

科恩性格活躍，又不習慣被人冷場，有了翻譯，話匣子就打開了。他不斷解釋自己的裝束，也談起美國國內的情況，甚至帶著幾分青年式的理想主義：“我知道我們國內有壓迫，但我們也正在同這種壓迫做斗爭……諸位等著瞧吧……”說了半天，車里卻沒有人接話，空氣再次變得微妙。

就在車廂后排，莊則棟起初并不打算說什么。要知道，那段時間，他自己就背負過各種“帽子”，對“惹事”的敏感程度，比一般人要高得多。他心里清楚，一舉一動都可能被放大。不過，耳邊回想起周恩來“友誼第一”的叮囑，看著這位美國運動員在車里兀自說著，也不免感到為難。

隊友勸他：“別去，別理他，別惹事。”他沉默了幾秒，還是站了起來：“沒事兒，我就是和他打個招呼。”說完，走到科恩身邊。

“你就是莊先生？”科恩一眼認出他來，語氣里帶著驚喜。

“你好，歡迎你乘坐我們的車去體育館。”莊則棟用平靜的語氣說。

報上名字后，他突然想起自己包里有一件禮物——一副一米多長的杭州織錦。那是準備帶回國的禮品，本不在計劃內要送出去。想了想，他打開背包翻找了幾秒，把那副織錦遞了過去：“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不友好，但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為了表示中國運動員對美國運動員的友誼，我送你一副杭州織錦。”

這番話，經由翻譯傳過去，車廂里的氣氛明顯緩和了許多。科恩接過織錦，幾乎有些手足無措：“天哪，我什么也沒有帶，不過，我一定要送你一個禮物……”話沒說完，車已經停在體育館門口。車門打開，大批記者的目光投了過來。一個美國選手從中國隊的大巴上走下來，這畫面在當時極具畫面感，閃光燈立刻密集地亮起。

第二天，日本三大報紙不約而同地在頭版刊出莊則棟與科恩握手的照片，下方配上“中美接近”的字樣。這幾個字，在當年的國際輿論場上，絕對談不上“尋常”。對中國代表團而言，這是一件需要謹慎對待的大事。

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很快找莊則棟談話：“這事兒鬧大了，你好好打球，政治上的事我們來辦，與科恩接觸到此為止。”莊則棟知道分寸，只能點頭答應。誰也不清楚，再往下走一步，會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國代表團啟程出發那天，毛澤東已經特別吩咐秘書，每天要把各通訊社關于代表團的報道逐條向他匯報。也就是說，這次世乒賽的每一個風吹草動，其實都在高層視野之中。

比賽期間，中國隊繼續保持強勢，成績耀眼。美國代表團則借勢提出希望訪問中國。這一動向傳回國內后，外交部和國家體委慎重研究，4月6日聯合起草《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送周恩來批示。周恩來寫下“擬同意”，隨即報請毛澤東閱示。毛澤東圈閱后，初步同意不邀請。

事情本該就此停在謹慎的一筆上。然而，當晚吳旭君為毛澤東宣讀《參考資料》時，讀到莊則棟與科恩握手、外國媒體廣泛報道的消息，順帶講了講西方輿論的反應。此時毛澤東已服了安眠藥，正有些困意，卻突然精神一振，說了一句意味極深的話：“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

這短短一句，讓前一份“不邀請”的報告瞬間失效。世界外交史上，那次被稱為“小球轉動大球”的乒乓外交，從這句話開始真正落地。隨后，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尼克松訪華，基辛格多次往返北京，一系列歷史節點接連展開。莊則棟無意間的一伸手，成了打開大門的象征性動作，這一點，連多年后的基辛格都在悼念信里特別提到。

四、“太年輕”的代價與遠走山西的清醒

世乒賽結束后的第二年，中美之間的接觸進一步升溫。1972年，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應邀訪美，莊則棟自然位列其中。在美國的日程排得滿滿當當，各類見面、表演、座談不斷，他的名字也隨之從體育版走向時政版。

訪美歸國之后，他提出繼續從事乒乓球事業，希望帶青年隊。很快，他擔任了國家青年隊領隊兼總教練，同時還兼任國家體委黨組副書記。紙面上的職務并不簡單，意味著他已經半只腳踏入領導崗位。

表面看，他還是每天騎著自行車進出單位，還是在球臺邊給學生示范動作。身份卻在悄悄發生變化，一言一行所承受的關注度，已經遠非普通教練可比。更微妙的是，在那個氣氛復雜的年代，一個名聲太響、位置太高的運動員，很容易被卷入各種政治漩渦。

多年之后，他用“那時的我還是太年輕”來概括自己的心態。年輕，往往意味著不懂得分寸；在復雜局面里，不懂得停步，可能就會被裹挾著往前推。

與事業上的上升不同，他的家庭關系卻在逐漸緊繃。1959年，在維也納的一個青年聯合會上，他結識了鋼琴家鮑蕙蕎。這個姑娘才華橫溢，其后成為享譽國內外的音樂家、鋼琴家。兩人在各自領域都是出類拔萃者，當年不少人都說這是“郎才女貌”，外界眼中的“完美結合”。

在彼此最艱難的時候，他們也確實給對方不少支持。不過，隨著時代風向多次變換，莊則棟身上的“光環”與各種帽子交替出現，兩人之間的距離悄悄拉大。鮑蕙蕎后來回憶，自己生第二個孩子時，他只是匆匆說一句要去見外賓，等再看見人，已經是在產房里背著手走動，“好像個大干部在巡視工作”。這句話不難看出她內心的不滿——生活里的丈夫，似乎正被一種“干部氣”取代。

矛盾最終走向決裂。1985年，兩人正式辦妥離婚手續，兩個孩子判給鮑蕙蕎，莊則棟每月支付70元撫養費。放在當時的收入水平，這個數字并不算少，但情感裂痕已經難以修補。

離婚前后，莊則棟被調往山西體委工作。走上北上的列車，他終于有機會靜下來回頭看自己走過的路。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他寫道，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時期，大部分時間都在墨綠色球臺旁，在掌聲、鮮花和贊揚聲中度過，“一度達到了榮譽的頂峰，一度又身陷囹圄，與世隔絕……我知道我要走的是一條懺悔和贖回過失的唯一道路。”

這樣的表述，多少帶著一些自我剖析的意味。輝煌與失落交替出現，個人命運和時代起伏緊緊糾纏。對一位運動員來說，這樣的高低落差，并不輕松。

1984年，國際乒聯主席、曾與他在賽場上廝殺多次的老對手荻村伊智朗，得知他在地方工作的境況，主動伸出援手。通過協調，他得以重返北京。有人問他想去哪里，他提出一個頗具象征性的請求：“我要到北京市少年宮任教。”那正是三十多年前，他第一次接觸乒乓球的地方。對一個歷盡沉浮的人來說，回到起點，多少帶著一種“從頭來過”的意味。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在后來關于“乒乓外交”的各種紀念活動中，人們往往會提到莊則棟，但他本人出現的次數并不多。有一次基辛格訪華，特意提到想見見這位老朋友，得到的答復卻是：出差外地，不在北京。這種淡出，比刻意登場更說明他的態度——不再主動站在鎂光燈前，也是一種選擇。

五、遠方來客與晚年的平靜身影

就在事業和家庭經歷多次波折的同時，一個塵封多年的緣分重新出現。1971年的日本名古屋世乒賽期間，莊則棟在當地收獲不少球迷，其中一位叫佐佐木敦子的日本姑娘，對他印象很深。彼時不過幾次照面，各自忙碌于人生軌道，誰也沒有想到，這段緣分會停留十余年后再續。

時間來到1980年代中期，乒壇名將的光環已經淡了許多，世界也在快速變化。出乎很多人意料，那位當年的日本女球迷，一直未婚，反而獨自一人遠赴中國，輾轉找到莊則棟。兩人再度接觸，在長時間的了解中漸漸走近，最終走向婚姻。

問題隨之而來。按當時的相關規定，曾任國家體委領導、享有副部級待遇的干部，與外國人結婚，手續要非常嚴格。不少人斷言，這事八成辦不成。莊則棟一度感到無奈，用略帶自嘲的方式感嘆自己“再一次以喜劇的形式扮演著悲劇的角色”，還在文字里幾乎和命運“對話”：“您怎么總是選我當演員呢？”這句話，雖帶幾分戲謔，卻透出他對于反復被卷入復雜局面的疲憊感。

不過，事情并沒有走向悲劇。經過多方請示和研究，相關材料一路層層上報，驚動了中央領導。王震、鄧小平等領導人作出專門批示，原則上同意這樁跨國婚姻。1987年，佐佐木敦子與莊則棟在北京登記結婚。

這位日本女子為了這段婚姻做出了很實際的選擇：放棄日本國籍，放下原本收入不菲的工作，來到北京，做一名家庭主婦。對她來說，這不僅是愛人的選擇，更是生活方式的徹底調整。幾十年的共同生活里，兩人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在北京過著“淡泊寧靜”的日子。用莊則棟的話說，“過著普通市民淡泊寧靜而又美滿幸福的生活”，這句話很樸素，但與他早年的耀眼光環拉出鮮明對比。

這一階段，他的名字在公眾視線中出現得越來越少，偶爾與乒乓球有關的報道里還能看到，只是更多是作為“前世界冠軍”“當年的外交見證人”這樣的身份。洗盡鉛華之后，他似乎刻意把自己從復雜敘事中抽離出來，把重心放在教學、家庭和有限的社會活動上。

2013年2月10日，大年初一，莊則棟因癌癥在北京去世，享年73歲。消息傳出后，老隊友、老領導、體育界人士紛紛悼念。對他的評價，既有對他競技貢獻的肯定，也有對他在特殊年代所做選擇的理性看待。

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并不回避自己曾經犯過的錯。他坦承當年傷害過一些人，也用“懺悔”和“贖回過失”來描述后半生的態度。這種自我反思，在同輩人中并不算多見，但從側面也說明，他對自己的一生，是有清醒認識的。

六、一封悼念信與一種“先鋒”身份的確認

莊則棟去世后，各界的悼念之中，有兩封文字尤其引人關注。一封來自遠在紐約的美國老人——亨利·基辛格；另一封來自昔日隊友、國際乒聯名譽主席徐寅生。

2013年3月14日，基辛格發來悼念信，開篇就把莊則棟稱為“重新建立美中友誼的先鋒人物”。在這位曾推動尼克松訪華的美國前國務卿看來，莊則棟在世紀轉折中的角色，并不僅限于賽場，而是具有象征意義。信中寫道，在兩國幾乎沒有任何正式聯系的年代，他在一次國際比賽中“把歡迎之手伸向了美國對手”，這一伸手“如此重要又出人意料，成為了兩國關系新一頁的象征”。

從這個角度看，那個在大巴車上遞出杭州織錦、說出“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運動員，并沒有被遺忘。對美國政界老人的記憶來說，這一刻代表的，是一種跨越意識形態對立的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幾年一次的見面、偶爾的交談，讓基辛格印象深刻的，是他“充滿慈愛和胸懷寬廣的精神”。

很難說這種外交辭令里有多少個人感情，但起碼可以確定，莊則棟的名字，確實被寫進了中美關系的敘事中。對于一個出生于1940年的中國運動員來說，能在國際政壇老人的悼念信里被冠以“先鋒”之名，這本身就是一種頗為特殊的評價方式。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徐寅生的那段發言。作為老隊友、后任國際乒聯名譽主席，他在悼念中強調，莊則棟為中國乒乓球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尤其提到1971年名古屋世乒賽期間，與美國選手科恩的友好接觸，引起各方關注，“不久，毛澤東主席決策，中方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乒乓外交，震驚世界。”

從體育圈內部的視角看，這句話算是一個比較準確的概括：運動員完成了自己分內的動作，決策層則在更高維度做出政治判斷，這兩者疊加到一起，就構成了后來被不斷提起的“乒乓外交”故事。也正因此，徐寅生在悼念末尾那句“‘小莊’，一路走好”，顯得尤為真切——既有同袍之情，也有對一段共同經歷的認可。

如果把莊則棟的一生串起來，可以看到幾條清晰的線索：少年時期憑借天賦與勤奮，在新中國體育崛起的浪潮中脫穎而出；青年時期站在世界乒壇之巔，用一記伸手參與推動大國關系的轉折；中年時期在時代起伏中跌宕起伏，既嘗到榮耀，也承受代價；晚年回到球臺邊和普通生活中，用比較平靜的方式與過去和解。

基辛格那封悼念信，并沒有大段的煽情字句，卻把一位中國運動員的名字，堅定地放在“美中共同向往的新時代”這樣的話語框架里，這一點頗有象征意義。而在國內，無論是老隊友的追憶，還是體育界、外交界的評價，都不約而同地把“貢獻”“懺悔”“擔當”這幾個詞放在一起，說明人們在看待這段歷史時，已經更趨成熟。

莊則棟的故事，既是一個運動員的個人軌跡，也是新中國體育與外交交織的一段剪影。從揚州顯赫人家的病弱少年，到世界冠軍，到大巴車上的伸手，再到山西體委的小辦公室和北京市少年宮的乒乓球臺，這條路并不平坦，卻足夠清晰。回看這一連串節點，有一點至少可以肯定：在那個風云詭譎的年代，選擇伸手而不是轉身，確實需要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