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讀就上癮的歷史書，比小說還好看

文丨魏春亮

《真事隱》這本書，已經在豆瓣每月熱門圖書榜上掛了好久。

作者是孫立天，前年他出了本超級學術暢銷書《康熙的紅票》，估計很多人都看過了。

這本《真事隱》是孫立天的新作，名為“真事隱”，但和《紅樓夢》無關，而是在講康熙朝“九子奪嫡”。

九子奪嫡，或者說康熙朝儲位之爭，在歷史學界一直是一個迷霧重重的領域。

太子兩次被廢、諸皇子明爭暗斗、雍正繼位的合法性疑云、八爺黨陰謀集團……這些問題在雍正上位后，通過刪減、篡改乃至虛構康熙朝《實錄》，給出了一整套官方解釋。

而這些說法，不但影響著歷史學家的認知，也由民間故事和影視作品，影響著大眾的看法。《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步步驚心》《宮》《甄嬛傳》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上述官方解釋的影響。

然而，我們都知道，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那么，我們讀到的歷史，究竟有多少是真實發生過的，又有多少是事后建構的“虛構”？

孫立天這本《真事隱：康熙廢儲與正史虛構》，另辟蹊徑，以新近整理出版的傳教士紀理安（Kilian Stumpf）神父的日志《北京紀事》為核心史料，通過與康熙朝《實錄》的系統比對，為我們重構了一段與正統敘事截然不同的康熙朝儲位之爭史。

我來講講幾個我覺得有意思的地方。

01

太子為什么廢了立又立了廢？

康熙為什么會廢掉自己立了33年的太子？傳統觀點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矛盾積累后的總爆發，根據《實錄》記載，康熙痛斥太子驕奢淫逸、積習難改。而1708年康熙出獵途中，皇十八子病重，太子毫無關懷之意，引發了康熙的不滿。這種說法也被很多影視劇所采納。

更關鍵的是，根據《實錄》和李光地《李文貞公年譜》等記載，太子夜晚窺探康熙的帳篷，讓康熙深感生命安全受到威脅，認為太子要弒君篡位。

可如果說康熙廢太子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那為啥兩個月后，康熙又開始張羅復立太子？

在《真事隱》一書中，作者引用紀理安的說法，認為廢黜太子是偶然事件，而跟隨康熙出獵的傳教士巴多明神父的記錄顯示，在廢太子事件發生前幾天，太子還在帶頭徒步前行，和康熙探討皇十八子的病情，并無任何異樣。因此，廢黜是突然發生的，并非預先謀劃。

紀理安以十分肯定的口氣判斷，太子是被大皇子一系陷害的。當時廣為流傳的“太子行刺”說法，是“大皇子一黨把場景編造得很好”的流言。紀理安與太子相熟，了解其為人，因此極度不相信太子會行刺康熙。

而康熙之所以很快就又復立太子，是因為發現自己、太子和皇八子都被大皇子鎮魘了，他相信了自己是被鎮魘才厭惡太子，而太子之前的異常行為也都是被巫術所害。因此，他真正認為是自己錯怪了太子。

作者還強調，不能用現代科學觀去評判古人。當時的社會（包括康熙本人）是真正相信鎮魘巫術的。康熙一直擔心1708年（戊子年）有大事發生，甚至提前命喇嘛大規模念經祈福。

至于最后康熙二廢太子，《真事隱》一書則認為，一是因為太子很可能患有間歇性精神病，二是因為他有同性戀傾向。前者一直沒有能夠治愈，后者在康熙看來是丑聞。

作者給出的這種新觀點，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康熙會嚴懲與太子飲酒聚會的托合齊等人，因為飲酒會加重太子的病情；也解釋了康熙為什么會說索額圖是“我家之罪魁也”“本朝第一罪人”，因為索額圖帶著太子一起好孌童，把他辛辛苦苦培養的繼承人帶壞了。

02

八爺是“結黨營私、柔奸成性”的奸臣嗎？

皇八子允禩，一直都是影視劇中九子奪嫡故事中濃墨重彩描繪的人物。尤其是《雍正王朝》里王繪春飾演的八賢王，溫文爾雅、禮賢下士，卻又城府極深、野心勃勃，他聰明能干，卻又因為權力欲望和短視決策，在權力爭奪中一敗涂地。

而在正史中，雍正上臺后，皇八子允禩被塑造為“結黨營私、操弄朝政”的奸臣形象。

《實錄》中大量收錄了康熙對他的負面評價，比如，“妄博虛名”“向來奸詐”“妄著大志”“糾合黨類”。

而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廢黜太子后，有那么多朝臣支持皇八子，因為他“奸”，善于偽裝，欺騙了大家。

但孫立天指出，皇八子并非因為“奸詐”才得到支持，而是因為他真的很優秀。紀理安評價皇八子是“上帝對朝廷的恩賜”，且是“公認”的，贊美他“出色的工作讓其卓爾不群”。

支持皇八子的人就包括康熙的舅舅佟國維、哥哥福全等位高權重之人，這些人不可能都被“欺誆”。他們的支持，是對皇八子能力的真心認可。

另外，根據《實錄》記載，當康熙看到滿漢大臣一致推舉皇八子時，他明確表示反對，并給出了三個理由：

1、“八阿哥未嘗更事”：認為皇八子沒有經歷過什么事情，不夠成熟老練。

2、“近又罹罪”：指皇八子不久前剛剛卷入“張明德案”，有結黨謀位的嫌疑。

3、“其母家，亦甚微賤”：指出皇八子的生母良妃衛氏出身卑微（辛者庫出身），這在講究嫡庶和母家背景的宗法社會是一個重大缺陷。

但作者通過對《北京紀事》以及相關的史料分析，認為這些理由根本不成立，“未嘗更事”與剛讓他總管京城事務的事實矛盾；“近又罹罪”是指張明德案，但此案皇八子也是受害者，十天后康熙就恢復了他的貝勒爵位；“母家微賤”更是事后找補。

康熙之所以不選皇八子，據康熙身邊的奴才趙昌說，是因為從行軍打仗的要求上說，皇八子不夠強硬，缺乏統帥能力，也就是說“武”不行。

這不僅符合滿人傳統，也解釋了后來為什么康熙那么重視皇十四子，以及當時人為什么會認定康熙選定了皇十四子，因為他平定了西藏，“武功”甚偉。

雍正只是一味記載對皇八子的貶低之詞，而從來不提皇八子“武”不行，是因為他不但要掩蓋自己在奪嫡初期的不光彩角色、丑化政敵皇八子，還不能讓后世知道康熙立嗣的標準。

因為說到武，“雍正正是一眾皇子中墊底之人，而雍正希望后世相信康熙喜歡的是恬靜之人”。

03

歷史是如何被勝利者改寫的？

雍正一在立“循理守分，不交結一人，不予聞一事”的閑散人設，《真事隱》用張明德案推翻了這個說法。

張明德案是太子被廢后爆發的第一起奪嫡大案。按《實錄》記載，是大皇子向康熙舉報：相面人張明德曾給皇八子看相，說他“后必大貴”。隨后審訊發現張明德有刺殺太子的計劃，皇八子知情不報，遂被削爵。

《北京紀事》的記載則完全顛覆了這一敘事。據紀理安記錄，算命師是由皇四子，而不是皇八子帶來的。皇四子還被他的父親打了一頓。

但雍正用自己的權力，卻把事情變成了：大皇子與皇八子結黨，大皇子舉報是為皇八子鋪路。而他自己，就可以從始作俑者的不光彩角色中抽身出來。

這樣虛構歷史的事情，是怎么實現的呢？

雍正四年（1726），皇八子被囚禁，皇三子自身處境艱難，遂給雍正上了一份奏折，表示，“您要是把殺皇八子的罪名推給我，我接受；您說我是他的同黨，我也認；您要怎么編，我都配合。”

皇三子隨后領銜，帶著皇五子、皇七子上了聯名奏折，“回顧”皇八子過去的種種作為，配合雍正對皇八子的清算。

這份奏折的內容包括“大皇子告發張明德”“皇八子自幼賦性陰險”“大皇子與皇八子是一黨”等說法，這些后來都被《實錄》大段照搬，成為官方歷史的“依據”。

此外，《真事隱》還揭示了康熙朝原始檔案的“異常缺失”，這是更直接的做法。康熙朝《起居注》存世四十七年，偏偏缺少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共六年）——而太子廢立事發前后的四十七年秋至四十八年春，正好在這缺失的六年中。

另外，滿文奏折的缺失更為觸目驚心。從四十七年九月（宣布廢太子）到十二月，三個月時間僅存十九通滿文奏折，且全部是地方官員所上，沒有一通是康熙與北京官員、皇子的聯絡。

而正常年份同期（如四十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有55通滿文奏折，其中33通來自北京地區。這種集中在事件發生期間的全部缺失，“很難用遺失來解釋”，“只有故意銷毀一種可能”。

04

為什么是《北京紀事》？

檔案都不存在了，《實錄》自然就成了后世了解這段開始的唯一來源，這就是雍正想要達到的目的，后世只存在經過審核的過去。

這就要說到《北京紀事》的珍貴之處了。

這本書是耶穌會傳教士紀理安神父主持編寫的一份日志型記錄，起于1705年12月，止于1712年4月。

最初只是為了記錄教皇使節多羅入京后引發的“中國禮儀之爭”，但因為傳教士剛好隸屬于康熙內務府，可自由出入內廷，這份日志就意外地記錄了大量北京宮廷內發生的事。

其中就包括1708年秋至1709年春太子第一次廢黜與復立的完整過程。

紀理安寫下這些文字時，不知道太子會復立，不知道雍正會勝利，所以就沒有“后見之明”的偏見，這種“同時代人”的記錄就格外可貴。

而且，紀理安的記錄的信息，或為親歷，或者來自康熙身邊的太監、包衣奴才等，可信度比較高。

另外，這本書是用拉丁文寫成的，讀者是歐洲教會，紀理安“秉筆直書”，無需顧忌清朝的政治禁忌。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北京紀事》對廢太子期間事件的記錄框架（時間、地點、大事順序）與《實錄》高度吻合，可以作證其真實性和可靠性。

這也是《真事隱》這本書可以立得住的原因所在。

用《北京紀事》這本書，和《實錄》等素材對照著看，就像是在玩一場歷史探案的游戲。在這里發現一個疑點，又在那個發現個證據，結合起來，推翻先前的說法，再給出一個結論。

這本《真事隱》讀起來就像是在看偵探小說，一個個謎團被解開，一個個有瑕疵的說法在新材料的梳理中變得嚴絲合縫。

所以，在我看來，這本書并不是“推翻”了以往的看法，而是給出一個新的“說法”，只是這種說法更加有理有據，更加嚴絲合縫。面對不同的“說法”，我們要做的不是選擇“信”或“不信”，而是要學會對史料來源、編纂背景、書寫動機做出可靠的分析。

《真事隱》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了另外一個“標準答案”，而在于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系，讓我們看到《實錄》的敘述并非唯一可能的敘述。

雖然這本書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而我也覺得這本書里的一些“說法”也值得商榷，但我依然認為它值得閱讀。因為，它不僅僅讓我們對康熙朝的九子奪嫡有了新的認知，更教會我們“讀歷史”的一種方法：

如何在不同史料之間尋找縫隙，如何在官方敘事之外尋找其他聲音，如何在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中，辨識那些被刪除、被篡改、被虛構的部分。

在這個意義上，《真事隱》不僅是一部關于康熙廢儲的著作，更是一部關于“歷史如何被書寫”的著作。它提醒我們：

歷史從來不是“客觀事實”的簡單堆砌，而是不同力量博弈、不同聲音競爭的結果。

我們今天讀到的“歷史”，是經過層層篩選、刪減、重構之后的產物。而我們能做的，是在可能的范圍內，盡可能接近那些被“隱”去的“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