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新總統上任，財長稱國庫僅剩4000萬遭前部長打臉

“智利北接秘魯，南抵合恩角。”這是維奧萊塔·帕拉關于祖國永恒不公的最為殘酷的歌曲之一的開篇。“東方聳立著安第斯山脈，西方展現著海岸線，”歌曲繼續唱道，以學校校歌般的精準和墓志銘般的苦澀，將智利定位在地圖上。維奧萊塔所描述的不僅僅是地理：這是一種宿命。智利是一座不敢自稱為島嶼的孤島。它依附于大陸，卻被任何拉美鄰國都沒有的屏障所隔離：北部是世界上最干旱的沙漠，東部是最長的山脈，西部是浩瀚的海洋，而南部則是世界的盡頭——那個聽起來像是一句判決的合恩角。

這種虛假孤島的狀態解釋了智利政治的許多奇特之處。在智利，人們幾乎不談論國際政治。選舉辯論的進行仿佛地球的其他地方只是一個背景板。一切都在本地語境中思考，一切都被處理得仿佛思想都誕生于此，在這個狹長而專注于自我審視的國家，這種專注有時甚至近乎病態的自我封閉。

只需仔細觀察智利所選擇的領導人，就會發現這座島嶼并非那么孤立。阿連德代表了六十年代末席卷拉丁美洲、帶有卡斯特羅主義誘惑的發展主義。皮諾切特則確立了最純粹的新自由主義，其方式與撒切爾和里根同時代，甚至更為極端。博里奇乘著后現代新左翼的浪潮上臺，他那套關于權利和身份的話語，完全可能誕生于巴塞羅那或波特蘭。而卡斯特，在2021年落敗如今卻取得勝利，正是今天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羅馬或布達佩斯執政的極端保守主義的代表。

他們所有人，以各自的方式，都是全球思潮的特許經營者。但他們都不得不屈服于一些連專制統治都未能改變的東西：同樣的國歌和同樣的國旗，同樣深厚的、染有反教權共濟會色彩的基督教信仰，那種與階級怨恨共存的共和式友善，那種屬于一個大家庭的感覺——這個家庭可能在工作日里互相仇恨，但周日又會聚在同一張餐桌旁。

卡斯特就任總統所提出的問題是，兩種力量中哪一種將主導他：是外部世界的塞壬之歌，還是將自己綁在桅桿上、讓捂住耳朵的水手們繼續航行的意志。卡斯特幾乎與米萊毫無相似之處。他乏味、嚴肅，是一位羅馬天主教徒。他在工會主義中長大，那是九十年代的激進右翼，具有佛朗哥主義的母體并染有新自由主義經驗，盡管知道自己是皮諾切特的繼承者，但學會了在民主體制中生存，并與拉戈斯和巴切萊特的社會民主主義進行談判。卡斯特看起來是一個無法做出任何瘋狂舉動的人，但這種理智僅僅是表象。二十年來，他一直是對其他任何右翼最殘酷、最肆無忌憚的反對派，他的朋友們稱那些右翼為“懦夫”，因為他們沒有拒絕給左翼提供鹽和水。

最大的危險或許正源于地理賦予我們的這種虛假孤島的地位。因為盡管卡斯特本人與米萊或特朗普毫無相似之處，但他的大部分綱領和產生這些綱領的思想都直接來源于“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手冊。他在權力交接前幾天訪問特朗普在邁阿密的度假村證實了這一點，當時正值博里奇政府官員簽證被撤銷的丑聞之中——這是對一條已被放棄的連接的海底電纜的懲罰，也是美國毫不掩飾地企圖干預地方政治的舉動。

這一事件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如果卡斯特不是特朗普，那么他不少的親信和他的政黨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夢想著他能盡可能地像北方那個紅頭發的巨人。他們采用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風格，卻沒有特朗普魅力的借口，也沒有米萊那種阿根廷式的絕望。他們把肆無忌憚的兩極分化、作為思想體系的不誠實、以及作為談判前奏的踢打和唾罵據為己有。

一個確切的例子：在這個名為智利的近乎島嶼的地方，財政部長們都是嚴肅、灰暗且不可觸碰的。他們以技術標準行事，這些標準在歷屆政府中都大同小異。他們從大學和研究生階段就相互認識，這些學業幾乎總是在美國大學完成。他們幾乎從不做出豪爾赫·基羅斯在他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剛剛做出的舉動：選擇一個日期——2025年12月31日——當時國庫資金僅有4000萬美元，而通常在一屆政府結束時，這個數字在30億到40億美元之間。財政部長沒有提到，在1月份，由于年初的正常資金流動，這個數字已經上升到超過14億美元。前部長格勞在幾個小時內就駁斥了他。基羅斯沒有接受提問。

這又是一個信號，表明智利無論與世界多么隔離，在本質上已經與它的鄰國沒有區別：在這里，經濟也是一個血腥且沒有裁判的競技場，政治就在這里上演。所有這一切發生的同時，第一夫人正在拉莫內達宮的餐廳里端菜，而總統則在即興發表冗長的演講，除了充滿良好意愿的陳詞濫調之外沒有任何思想，在這些演講中，早上梳頭和打領帶似乎就是政府的綱領。一個最古老、最廣為人知的常識的執行者，意圖良好且保守。就在接縫處，相反的纖維顯露出來：傳播暴力、意識形態海盜行為、缺乏顧忌和耐心，這些已經如此成功地統治了超過一半的民主世界。

這座虛假的孤島，遲緩且不情愿地發現，大陸一直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