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傅抱石萬般無奈，寫信向周恩來“求援”：請總理特批一些好酒

1958年10月26日，北京西長安街南側(cè)燈火通明，水泥罐車來回轟鳴。現(xiàn)場指揮的人大代表把表一抬：“離十周年國慶整整還有340天，主體必須準點封頂。”那天夜里，萬人大禮堂雛形初現(xiàn)，也埋下了一樁與中國畫史有關(guān)的伏筆。

工程跑得飛快，用鋼筋水泥織出輪廓后，新的難題跟著冒頭——大廳北門二層迎賓廳背后那面高達十米的留白墻，究竟掛什么？方案換了幾輪，浮雕、織錦、木刻都試過，尺寸、重量、耐久性統(tǒng)統(tǒng)卡殼。有人提議：“換國畫，輕，顏色又典雅。”建筑師點頭，可國畫這么大，誰畫得了？

時間推到1959年7月7日。長沙岳麓山腳，蟬聲聒噪。傅抱石正托著行頭在石壁前寫生，忽聽副刊編輯跑來，手舉電報：“中央來電，請你火速進京。”字數(shù)不多，卻像扔下一串炮竹，炸得他愣神。傅抱石當晚坐火車北上，衣服都沒換，褲腳還帶著湘江濕氣。

7月11日清晨，東方飯店201房間臨時成了行動指揮部。周恩來、陳毅已敲定思路：迎賓廳壁畫要用毛澤東《沁園春·雪》的意境，名字就叫“江山如此多嬌”。傅抱石一抬頭，關(guān)山月正笑瞇瞇站在門口，二人握手，各懷心事。關(guān)山月說了一句：“咱們得奔著史冊去，不能出岔。”對話短，卻把壓力推到頂點。

樣稿三天后出爐。近景設(shè)江南翠色，遠處挑北國雪峰，瀑布在中景跌宕，層次分明。但兩位畫家都覺得氣勢不夠。陳毅專程趕來，指著畫心，語調(diào)平緩：“得讓觀眾一抬頭就知道這片大地有多‘嬌’。”提點只一句，卻切中命脈。傅抱石低頭沉吟，腦中翻涌著線條與墨色，卻還有更急的事——他離不開的那半斤白酒已見底。

1959年恰逢糧棉緊張，北京供應(yīng)告急。對別人是口糧，對他卻是靈感。苦撐到七月末，筆觸愈發(fā)僵硬。無奈之下，傅抱石拾起狼毫，在宣紙上寫下一封短箋：“總理鑒悉，創(chuàng)作艱難，唯賴少許佳釀以助揮毫，望賜酌情供給。”信遞出去不到兩天，一箱封口的茅臺和燒刀子就送到房門口，還貼著“創(chuàng)作專用”四個字。有人見他眉開眼笑，私下揶揄：“傅老，這可是特批啊！”他只哦了一聲，轉(zhuǎn)身進屋，門一合，便再不見人影，唯聞酒香伴墨香。

八月底，第一稿完工，長七米五，寬五米五。周恩來帶隊來看，站在對面退了幾步，笑問：“這太陽，夠不夠大？”眾人默然，傅抱石看出端倪。掛到十米高墻上，小太陽像一粒紅豆，象征意義打了折扣。于是他們含淚拆稿，連夜拼接新宣紙，尺寸擴到九乘六點五米。關(guān)山月重畫松石雪嶺，傅抱石潑墨瀑布，再以大紅朱砂點出堪比籃球的紅日。整整七天，東方飯店地板上只剩酒瓶滾動聲。服務(wù)員清理時，床底掏出四十多只空瓶，個個帶著茅臺特有的醇香。

9月1日，終稿平鋪人民大會堂地面，領(lǐng)導(dǎo)和畫家繞行其上。周恩來環(huán)視良久，低聲道：“這才配得上迎賓廳。”兩天后，他帶著毛澤東手寫“江山如此多嬌”四幅字趕回現(xiàn)場。從圈出的墨痕能看出，毛主席亦在挑剔中慎重。最滿意的一組被放大熨平，懸于畫心，龍飛鳳舞，氣吞萬里。

國慶前夜，裝裱工人將作品掛上，高空作業(yè)燈光搖曳，朱砂紅日在燈下熠熠生輝。外賓第一次踏入迎賓廳時，無不抬頭凝望：江南翠微與北國雪峰在一紙之間對話，瀑布轟鳴仿佛就在耳畔。連外國記者都驚嘆：“中國畫家把一國山河裝進了一堵墻。”

光陰轉(zhuǎn)動，原作在空調(diào)不足的大堂里漸顯老態(tài)。1995年，紙面開始泛黃、起裂。人民大會堂痛下決心：臨摹一張復(fù)制品替換，原作入庫靜養(yǎng)。北京畫壇推舉何海霞、白雪石執(zhí)筆，三年后新作掛起，老畫則被恒溫珍藏。關(guān)山月前來驗收，負手而立，看了良久，只說了三個字：“像，過關(guān)。”那一年，傅抱石已離世三十載。

1965年9月29日，61歲的傅抱石在南京自宅午睡時猝然而去。家人翻出他最后一方閑章，刻著“往往醉后”四字，印泥未干。有人感嘆，是酒毀了他的身體；也有人說，沒有那幾口烈酒，就不會有那抹斜飛的瀑布、那顆朱砂大日。或許答案只留在那封寫給周恩來的小小求酒箋里，字跡潦草，卻透著一個藝術(shù)家對靈感倔強的追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