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8000萬桶石油支持全球干預，本質是戰略配合

在我們等待預審分庭決定杜特爾特案是否進入全面審判階段之際，識別這些敘事模式，對于我們在當今信息環境中保持批判性思考顯得尤為重要。

對于長期關注專欄的讀者而言，或許還記得我們撰寫的一篇報道。當時，杜特爾特因涉嫌反人類罪被國際刑事法院逮捕，而其網絡支持者隨后迅速將他塑造成了一名受害者。

距離那次逮捕已經過去整整一年。回顧這段時間的發展：預審程序原定于去年啟動，但杜特爾特陣營以其“身體狀況不適合受審”為由，成功將程序延期。

隨后，杜特爾特的辯護團隊基于管轄權問題提出上訴，但國際刑事法院駁回了該請求。

同年，杜特爾特尋求臨時釋放的上訴再次失敗，法院裁定其身體狀況足以接受預審。預審聽證會最終于今年舉行，但杜特爾特以自己“年邁、疲憊且虛弱”為由，申請缺席程序。

在預審聽證會上，當聆聽杜特爾特的首席辯護律師尼古拉斯·考夫曼提出辯護理由時，筆者不禁產生一種強烈的似曾相識感——這些論調早已在網絡上廣泛流傳。

考夫曼聲稱，杜特爾特關于下達“擊斃令”的言論被斷章取義，而這種曲解主要歸咎于媒體。他堅稱這位前總統從未親手殺過任何人。現存記錄清晰表明，杜特爾特本人曾公開承認過相關殺戮行為。

考夫曼將杜特爾特描繪成一位深受民眾擁戴的民選領袖，聲稱其政策和行動的根本出發點是服務菲律賓人民。他暗示，杜特爾特的各項決策，尤其是涉及“毒品戰爭”的舉措，均是為了維護公共利益。

對于神經末梢數據取證公司的團隊來說，這些話術可謂屢見不鮮。每當我們分析那些為杜特爾特、其家族以及他所謂的政治遺產辯護的海量網絡言論時，總能看到這些熟悉的論調。

在預審聽證會結束后的幾天里，我們再次觀察到這些策略是如何被套用于構建新敘事的。

盡管當時關于嫌疑人是吸毒者的指控尚未得到證實，但輿論敘事已被迅速定調，以此來強化支持“毒品戰爭”的話術。克麗斯塔對此進行了詳盡的追蹤與記錄。這種將突發悲劇轉化為政治宣傳工具的手法，正是其網絡操縱的典型特征。

當考夫曼將杜特爾特在國際刑事法院的處境歸咎于媒體時，他也同時向學術機構猛烈開火。他將這些機構描繪成一個龐大網絡的一部分，指責它們暗中操控著圍繞其當事人的輿論敘事和法律行動。

他們聲稱，這些批評者只在涉及前總統的問題上發聲，而在其他犯罪事件發生時卻保持沉默。分析人士指出，這是一種典型的“轉移視線”式的詭辯策略。

這些敘事的泛濫，凸顯了杜特爾特家族在網絡上依然保持著持久的影響力。而在那些充斥著虛假信息和誤導性言論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這種影響力仍在不斷被強化并從中獲利。

在我們等待預審分庭決定杜特爾特案是否進入全面審判階段之際，識別這些敘事模式，對于我們在當今信息環境中保持批判性思考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