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少將晚年托人帶話長春市委，希望能夠回家鄉看看嗎？

1948年深秋，長春城里風聲越來越緊。城外炮聲若隱若現，城內卻有一支特務小隊悄悄往城門摸去，領頭的人戴著呢帽，腳步急促，一邊走一邊壓低聲音對身后人說：“再晚就出不去了。”

這個人，就是后來在臺灣病逝的軍統少將項乃光。誰能想到，多年前，他在另一條戰線上，曾經是中共中原局的“自己人”。

有意思的是，他身上這兩段截然相反的經歷，竟然恰好把抗戰到解放這一段復雜的黨派斗爭、情報角力，還有人心的搖擺，全部串了起來。

一、從“進步青年”到叛徒：一條路走偏了

1915年，項乃光出生在遼寧開原。東三省的少年，在那個年代，基本都逃不過“亡國感”這四個字。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才十六歲，在北平讀書，后來考入東北大學。當時東北大學學生運動氣氛濃，反日、救亡、讀馬列，那是一整套的。

在這樣的環境里，項乃光很快就走上了進步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還被黨組織挑選出來做骨干。

不久，他先后擔任中共北平南區區委書記、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這些職務在當時都不算小角色，尤其在軍隊里做工作，接觸的人多，掌握的情況也多。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共合作抗日成為大局。蔣介石將全國劃分為多個戰區，其中第五戰區負責華中、華東部分地區的抗戰，由李宗仁擔任司令長官。

就在這個階段，項乃光被調往中共中原局，出任友軍工作部部長，專門負責第五戰區內的國民黨軍聯絡工作，表面身份則是第三十三集團軍第七十七軍一七九師的中校參謀主任。

看上去，他是國民黨軍里的一個中層軍官。實際上，他掌握著的是第五戰區范圍內，中共在國民黨軍內部的絕大部分秘密組織情況。

這種雙重身份，既是優勢，也是危險。只要態度不堅定，一旦出問題，破壞力會很大。

1939年秋，他到湖北老河口，住進鄂光旅社。對外，他是來公干；對內，他正在執行秘密任務。

就是在這家旅社里，他做出了此生最關鍵的一步——轉身投敵。

二、“小項叛變”：一封信掀開的風波

1939年秋的一天，國民黨第五戰區政治部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人自稱“中共華中局友軍工作部部長項乃光”，要求與第五戰區高層見面談話。

這封信一看就“蹊蹺”。

當時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的第一反應，就是懷疑這是軍統設的局。因為鄂光旅社本身就是軍統在老河口的據點，旅社經理是軍統駐當地的工作組長，來頭不小。

不過，戰時做情報工作的人，本身也習慣多走一步再做判斷。韋永成沒有貿然出面，而是先派人秘密接觸，把人從旅社悄悄接出來，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逐步核實身份。

后來調查確認，信確實是項乃光寫的，他也確實是那個早年入黨的地下工作負責人。

接觸之后，項乃光表現得非常“積極”。

他不等第五戰區的人多問，就主動連日寫下大量供詞，把自己知道的中共組織、聯絡線索、人員情況，全都一股腦寫了出來。

“我是中共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部長，手中掌握著第五戰區統轄部隊內中共全部活動情況。”

這句話一說出來，所有人都明白，這一次“投誠”，是個不小的炸雷。

后來根據中共方面的回憶與檔案印證，項乃光在供詞里幾乎是“知無不言”，把他能想到的、接觸過的、聽說過的組織關系統統寫了進去。

湯恩伯得到這些材料后，甚至將其印成小冊子，作為內部資料傳閱，里面連“四望山游擊根據地”的情況都說得很細。

不過也因為他不清楚全部布局，有些關鍵內容反而沒有出賣。比如，川軍四十五軍副軍長兼一二七師師長陳離在大洪山的秘密部署、電臺和軍用地圖的提供等，他就一字未提。

這從側面也能看出，當時中共對情報工作實行分級、分線保密制，某種程度上還是起了點作用的。

那么，一個曾經的中共“骨干”，為什么會突然叛變？

三、內部說辭與真實動機：一樁婚事掩不住的貪念

關于項乃光叛變的原因，國民黨方面和他本人都給出過一些說法。

李宗仁當時也多少有些納悶。

他很清楚這個人出身何處，也知道中共對他不薄，就讓秘書尹冰彥找機會問了一句：“你入黨多年，又握著這么重要的職位，怎么忽然跑到國民黨這邊來了？”

項乃光的回答，聽上去挺“高大上”：“共產黨的紀律太嚴，個人沒有一點自由。我為了追求個性發展和自由，才投到國民黨的世界來。”

這種說法，后來多次被他拿出來講，好像自己是為了什么“人格解放”才叛變。

但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僅靠這么一句“追求自由”，不足以解釋他這種徹底倒戈。

當年他奉命與項乃光接觸，將其轉移到老河口武昌館后院居住。兩人住在對門，有一次，項乃光睡到半夜突然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

“我在延安有個未婚妻，被人占有了。我實在太痛苦，才想到老河口來找李長官和韋主任，我想脫離中共。”

按照這種說法，他是因為感情問題心懷怨氣，才徹底倒向國民黨。

這段故事聽起來戲劇味很濃，細節也難以完全核實。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自己不斷往外說這些話，是有用意的。

另一方面，從更具體的經濟動機來看，他叛變時身上確實帶著一筆巨款。

這筆錢是七十七軍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通過他，秘密轉給新四軍李先念部隊的軍餉。這類錢款轉運，本來就很隱蔽，既不能報賬，也不能公開。一旦被占為己有，紙面上很難查出。

項乃光當時顯然起了貪念。他既想把這筆軍費吞下去，又怕事情敗露，不敢回到組織那里交代。

在權衡利弊后，他選擇直接投向第五戰區政治部，把身份亮出來。

換句話說，這實際上是為了給自己“洗白”，避免日后被追究責任。

從后來的發展看，他投敵之后，對中共組織的破壞積極得很，根本不是一時沖動。

很多人也因此判斷，他所謂的“追求自由”“未婚妻事件”，更多是他在國民黨內部塑造的“故事版本”，方便別人接受他的轉變。真正關鍵的，是個人貪欲和對紀律的不耐煩。

四、一次叛變，連鎖牽出多少人

項乃光叛變，對中原局和第五戰區的中共地下工作，打擊是非常沉重的。

當時，鄂西北區委友軍工作部部長劉放正與他同行，一路來到老河口。兩人同住在旅館里。

某晚，項乃光以“外出辦事”為由離開，一去不回。劉放等到天亮，隱約覺得事情不對，立刻撤離旅社，到對面暗中觀察。

但他在對面守了整整一天，也沒見有什么異常動靜。考慮再三，他不敢久留，只能獨自返回鄂西北區委報告情況。

那時還沒有確切證據證明項乃光已叛變，但鄂西北區委當機立斷，下令迅速轉移。

正是這道指令，讓不少重要干部、骨干力量躲過了一場更大的清洗，雖有損失，卻沒有被一網打盡。

相比之下，損失最重的，是多年來在國民黨軍隊中苦心經營的一大批地下關系。

項乃光曾長期負責東北軍工作，他對東北軍內部不少中共黨員情況十分熟悉。

他叛變后，東北軍中一些隱蔽戰線不得不全部中斷。像解方等潛伏干部，只能緊急轉移，撤出原有崗位。

川軍四十五軍的副軍長陳離，原本是堅定支持中共的愛國將領，長期給地下黨以掩護。

因為他的部隊里有很多中共黨員，聯絡頻繁，項乃光在供詞中對其多有牽連，導致陳離所部的黨員迅速撤離，他本人也被免職。

后來，陳離曾在回憶中提到，他親眼見過湯恩伯印發的小冊子，里面許多細節都出自項乃光之口。

孫連仲部第二集團軍中的中共組織，也在1940年前后遭到嚴重破壞。原本在部隊里擔任團長的杜新民等多名黨員被捕，一度生死未卜。

牽連最深的，要數何基灃。

這位一七九師的師長，是中共秘密黨員，他不僅暗中為新四軍輸送物資，還通過項乃光轉交軍費。

項乃光叛變的時候，身上就帶著何基灃托付的那筆錢。

結果可想而知，事情遲早會暴露。何基灃不久就被撤掉師長職務，調往重慶“候差”，實際上被變相軟禁了一年多。

后來，在黨組織的多方營救下，他才被迫釋放。

再往后到了淮海戰役，何基灃和張克俠率部起義，這才重新回到人民軍隊一側。

如果細細梳理，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鏈條：

一名關鍵情報干部的叛變，往往不是簡單“損失一個人”，而是成片網絡的崩塌。

在那樣的年代，信任一旦出問題，很多年經營的布局，都可能一夜間化為烏有。

五、軍統少將：甘當鷹犬，越走越遠

從第五戰區政治部“供出一切”之后，項乃光的身份，算是徹底公開了。

不過，李宗仁本人對這種人，并沒有太高評價。

一方面，他手上需要這些情報；另一方面，他也明白，這樣的人既然能出賣曾經的同志，將來也未必可靠。

項乃光寫交代材料時，經常管要錢，而且花銷巨大。

幾次三番之后，韋永成也忍不住問：“怎么用得這么快？”

這個回答，讓人無奈。

因為對他來說，投靠國民黨，只是換到一個更寬松、更能滿足物質欲望的環境。

一旦享樂受限，他馬上就想用“立功”來換更多好處。

有一次，他提議抓捕一名他“掌握線索”的中共地下黨員，還主動要求親自外出查證。

回來以后，他向李宗仁報告，說陜西白河的獨立炮兵營里有中共組織，還宣稱中共想把這個營拖到武當山搞根據地。

李宗仁聽完冷著臉回了一句：“這絕不可能。”

顯然，他不是全盤相信。

李宗仁笑笑，說：“是啊，你看我們還這么信任他。”

堂堂一個戰區司令，用的是反諷。

項乃光聽出來，尷尬得說不出話。

1940年春末，他離開第五戰區，理由是“蔣委員長從重慶來電，要面談”。

到重慶后，蔣介石對他頗為欣賞，稱他是“繼張國燾之后的第二個黨國忠臣”。

戴笠更是視若至寶，給了他一個軍統少將頭銜，還配了汽車。

戴笠的話說得很直白：“對付共產黨，最有效的辦法，是叫共產黨出身的人去對付共產黨。”

就這樣，項乃光被編入了軍統系統，先安排在張國燾掛名主持的“特種政治研究室”。

這個機構專門集結中共叛徒，分析對付中共的辦法，也對他們進行監控。

1941年前后，他被派往鄂北，名義上是做“聯絡工作”，實際上是招降納叛。

國民黨方面一邊給他權力，一邊又不敢完全放心，還另外派人暗中監視他的動向。

不過，從表現來看，他完全不需要別人“刺激”，自己就干得很賣力。

他在安徽界首一帶開設特務訓練班，專門培訓滲透中共根據地的細胞。

平時，他重點摸排哪些青年思想進步、誰同情共產黨、誰有過接觸，一旦摸清底細，就用利誘，利誘不成，就抓捕、暗殺。

這套手法，對當時的一些地方組織造成了不少破壞。

抗戰勝利之后，他被派到徐州，從事清剿和監視任務。

何基灃的七十七軍也駐在那一帶，項乃光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老熟人”。

他的情報不斷送到上面，何基灃最終在1946年春被“明升暗降”，從軍長變為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員，實權大為削弱。

可以看出，項乃光一旦站到對立面，做事沒有任何猶豫，完全稱得上“甘為鷹犬”。

六、長春城里的血債：特務頭子的最后瘋狂

1947年8月，他被調往東北，擔任保密局長春站少將處長。

那時，東北局勢已經朝著有利于解放軍的方向發展，國民黨在城市中加強特務統治，試圖通過“強化控制”挽回敗勢。

在長春，項乃光的工作重點，是鎮壓中共地下組織和進步力量，同時搞滲透破壞。

他與同樣叛變的袁曉軒、馬紹周勾連，從各地收攏逃亡土匪和地主武裝，拼湊出一個所謂“吉黑義勇總隊”，對解放區進行襲擾，做的是典型的“后方破壞”勾當。

形勢越緊，他越兇。

1948年春天，長春被解放軍外圍包圍，城市逐漸陷入困境。

就在這段時間，他指揮特務機關大肆搜捕“可疑分子”。僅1948年4月14日一天，被抓的人就有四千多人。

許多地下黨員、進步人士和普通革命群眾被他關押、審訊、殺害，據統計，前后被殺害的人員兩百余人。

這筆帳，后來在長春的許多資料里都有記載。

他在長春的那一年多時間，幾乎把所學的全部特務手段都用在了老同胞身上。

到了1948年秋，遼沈戰役打響，東北野戰軍步步推進。

長春解放在即，守軍上下人心浮動，許多將領已經萌生退意。

項乃光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長春干過些什么；如果被解放軍抓住，是死路一條。

于是他一開始試圖與新七軍、吉林師管區等部隊聯絡，希望跟著他們一起突圍。

1948年10月17日，六十軍在曾澤生率領下起義。當天，新七軍高層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突圍問題。

副軍長史說在會上直言：“現在突圍是突圍不出去，只是徒增幾萬人的傷亡罷了。”

項乃光火冒三丈，當場指著史說的鼻子破口大罵。史說大怒，拂袖而去。

這場爭吵，某種意義上，把雙方的立場撕得徹底。

見新七軍靠不上，他又去找吉林師管區司令李寓春，提出小股突圍計劃：

他的手槍隊五六十人，加上袁曉軒的五六十人，再加上師管區警衛連百余人，不和大部隊混在一起，單獨出城，趁亂突破。

李寓春被說得有些心動，三方開始準備行動。

解放軍的包圍圈早已部署完整，他們剛出城不久，就與外線部隊遭遇，被迫退回。

這時項乃光顯出他一貫的“狡猾本性”：

他在城里預先準備好了便裝和偽裝材料，見大股人馬突圍不成，立刻甩下手下，換上普通行頭，只帶少數隨從，悄然逃離。

長春城解放后，接收工作總體順利，但也留下了一個明顯遺憾：

東北局在總結中寫道：“此次受降，本可令敵交出特務頭子……因事先未注意，致使長春重要特務頭子項乃光、袁曉軒等均未捕獲。”

特務頭子就這么漏了網。

七、逃到臺灣的余生：一封托人帶的話

長春一出城，他就像喪家之犬一樣，不斷輾轉。

北平解放時，袁曉軒落網，項乃光又僥幸逃脫。

隨著全國解放大勢已成，他跟隨國民黨殘余力量逃往臺灣。

在臺灣，他繼續做特務系統的事，當過保密局臺南站站長，也被派去香港，搞對大陸的滲透和情報，后期則主要在高校、研究機構里，從事所謂“中共問題研究”。

因為早年確實在中共內部工作過，他掌握一些內部運作的細節，說起話來有板有眼，在臺灣的一些圈子里，被當成“中共問題專家”。

國民黨當局還把他請去給在押“政治犯”上課，說是做“感化教育”。

有在場的人后來回憶，對他這種身份，心里其實非常不服氣。

縱觀他的一生，可以發現一個明顯的變化：

早年的他，哪怕有私心，也還算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青年；到了中原局工作時，手握重權，開始經受住不了紀律與利益的雙重考驗；

一旦脫離，他就順著個人欲望一路滑坡，從泄密走向出賣，從出賣走向迫害，最后完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

到了晚年，人老了，身體也不行了，情感上多少會有一些波動。

1992年前后，原國民黨長春市市長尚傳道受邀回長春，參加民革活動。

項乃光托他向長春市委領導帶話，希望能獲準回長春“看一看”。

這句話，聽起來有一點復雜滋味。

長春，是他當年的作案地之一，也是他倉皇逃跑的地方。

幾十年后，他突然想回來，看一眼這座城市，多少還是牽掛故土，只是這份牽掛，和他在那座城市留下的血債，始終沒法分開。

長春方面得知后，給出的答復很干脆：“歡迎來做客。”

一句話，既有原則，也留有余地。

不過，項乃光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1993年，他在臺灣病逝，終究沒能踏上那片他曾經親手攪亂過的土地。

從1930年代的北平學潮，到1940年代的中原暗戰，再到長春圍城、臺灣余生，一個人的軌跡，就是一段歷史的縮影。

項乃光走錯了路，也走到底了，這種選擇一旦做出，就再也沒有回頭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