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李莉：莫迪治下印度實力挺強，為啥鄰國不買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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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莉

整理|單敏敏

編輯|宋可馨

審核 |朱依林 陳玨可

摘要

本文通過研究2014年以來印度與尼泊爾、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這四對雙邊關系的演變，從正反兩個方向試圖回答莫迪治下為何印度的超強實力未能提升其在南亞的領導力。研究發現，地區領導力是一國獲取地區領導地位的能力，其核心是爭取別國追隨的能力，因為強大的實力無法自動轉化為領導地位，只有其他地區國家信任并接受某地區強國的領導，該國的地區領導地位才得以確立。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下，莫迪政府的南亞政策更具干預性和擴張性，加劇印度與南亞小國間主導與反主導、控制與反控制的結構性矛盾。由于南亞小國對印度缺乏信任，大多不愿追隨印度，印度的地區領導力不升反降。在大國間左右逢源是小國的生存之道，南亞小國近年與中國走近更多是為制衡印度，以維護獨立與主權，而非要依附中國。因此，中國在南亞存在的增強更多是印度南亞領導力削弱的體現而非根源。

關鍵詞： 領導力 南亞 莫迪政府 印度教民族主義

圖源：網絡

一、問題的提出：

莫迪時代印度的南亞領導力為何不升反降？

印度是南亞大國，其面積、人口、經濟總量和軍事實力都遙遙領先于其他鄰國。自獨立以來，印度精英就普遍認為印度是南亞地區的“天然領導者”，南亞是印度的“勢力范圍”。為此，歷屆政府都不遺余力地鞏固印度在南亞的領導地位。冷戰時期，無論是以不結盟追求國際影響的尼赫魯還是戰略收縮后在南亞推行“印度版門羅主義”的英迪拉·甘地，在南亞奉行的都是現實主義和強權政治，追求絕對安全和絕對領導。冷戰結束后，受倡導經濟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義影響，印度的南亞政策從強制外交轉向經濟融合。強調對小國單方面施惠的“古杰拉爾主義”為印度贏得其南亞外交的道義制高點并受到地區國家的普遍歡迎；瓦杰帕伊政府則積極改善與巴基斯坦的關系；2004年5月上臺的辛格政府強調互聯互通，與鄰國建立互惠關系，并熱衷于加深區域內貿易，通過“社會發展和地區經濟一體化”來提升南亞地區的繁榮，在其十年任期內，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簡稱“南盟”)受到重視，環孟加拉灣多領域技術經濟合作(BIMSTEC)等次區域合作倡議也應運而生。

然而，學界對印度是否在南亞擁有真正的領導地位一直存在爭論，認為關鍵取決于印度天然的主導地位是否為其鄰國所接受。有學者認為，南亞一直存在著印度追求主導地位和地區國家反對印度主導的結構性矛盾，因此，印度將南亞視為其勢力范圍的想法不切實際，印度認為通過政治宣示或使用武力就能獲得地區領導力的想法也不切實際。綜合國際關系學界的相關理論探討，一國是否擁有地區領導地位應該同時滿足三大要素，即：實力優勢、領導意愿和地區權威。所謂實力優勢，就是指一國的綜合國力相較于鄰國具有明顯優勢，這是地區領導地位的物質性要素。因此，地區領導國往往都是該地區的最大國家。所謂領導意愿，就是指地區大國愿意承擔領導責任，這是地區領導地位的觀念性要素。物質性要素與觀念性要素并非相伴而生，并非所有大國都會選擇充當領導。例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盡管美國實力已經崛起，卻拒絕領導甚至是加入國際秩序。所謂地區權威，就是指地區大國在該地區擁有“合法的統治”，即其他地區國家愿意追隨該地區大國，信任并認可后者對地區的領導，這可被稱作地區領導地位的合法性要素或關聯性要素。合法性其實是地區領導力的核心來源。同時，有關地區權威或合法性的獲取路徑，學界主要有兩種看法：新現實主義者認為，更強的經濟或軍事實力會自然轉化為針對鄰國的權力，鄰國也將隨之接受或承認該國的地區領導地位；新自由主義者認為，更多的資源可以用于制度建設以提供更多的地區公共產品，而其他國家加入這些制度，就等于接受了該國主導的規范，也就等于接受了該國的地區領導地位。冷戰結束以來，后一種觀點顯然占據了上風。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地區領導力其實就是一國獲取地區領導地位的能力。如果說地區的領導地位由三要素構成，那么地區領導力的大小也取決于三要素的變化，即實力優勢的大小、領導意愿的強弱和地區權威的高低，其中的核心則是吸引追隨者信任與支持的能力。按此邏輯，2014年5月莫迪政府執政以來，印度在南亞的領導力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得到大幅提升。就實力優勢而言，印度的綜合國力在南亞遙遙領先，對巴基斯坦的優勢更是不斷擴大。據最新統計數據，印度的GDP地區占比接近80%，軍費開支是其他南亞國家總和的將近6倍；印度經濟體量和軍費開支均為巴基斯坦的10倍左右。近年，印度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全球第一人口大國以及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就領導意愿而言，莫迪上臺后顯然不再僅僅滿足于地區大國地位，而是將目光瞄向世界大國的身份。2015年，莫迪政府先后提出印度要做“領導型大國”(leading power)和推動建立“多極亞洲”(multipolar Asia)的主張。“領導型大國”的提法意味著印度不愿再做“平衡型大國”(balancing Power)，即在中美間進行平衡或是幫助美國來平衡中國，而是強調印度追求作為世界大國獨立發揮影響的身份與地位。“多極亞洲”的提法則是將焦點對準中國，即不接受世界由冷戰結束后的“單極時刻”轉向中美兩極格局，強調印度要與中國平起平坐，在亞洲擁有重要發言權，同時在南亞也更加排斥中國的影響。就地區權威塑造而言，莫迪政府在“鄰國優先”政策的指引下，加大了對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亞小國的公共產品提供。一是增加以互聯互通和能力建設為重點的發展援助。據印度官方數據，2022年印度中央政府實施的對外援助中有71%是輸往不丹、阿富汗、孟加拉國、尼泊爾、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南亞六國。二是加大應急援助力度，包括向2022年爆發經濟危機的斯里蘭卡迅速提供價值40億美元的援助，向塔利班重掌政權后的阿富汗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新冠疫情期間開展抗疫外交，南亞國家成為接受印度疫苗捐贈最多的國家。三是推動“南盟-1”合作，即構建將巴基斯坦排除在外的區域或次區域合作機制，除努力做強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外，還積極推動“孟不印尼次區域合作倡議”(BBIN)以及科倫坡安全會議等，擬在經濟和安全領域同時打造公共產品。

然而，事實證明，無論是印度實力優勢的擴大、領導意愿的膨脹，還是公共產品供給的增加，都未能幫助莫迪政府解決印度與南亞小國間長期存在的主導與反主導的結構性矛盾，即南亞小國仍不愿接受一個崛起的印度的領導。莫迪執政以來，尼泊爾、馬爾代夫和孟加拉國等先后爆發民間反印浪潮或出現政府間關系的疏離；在2022年印度大舉援助斯里蘭卡之前，印斯關系也起伏不定，標志著在全球層面影響力不斷擴大的印度，其在南亞的領導力卻依然面臨諸多挑戰，有時甚至是不升反降。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內外環境都有利于印度崛起的情況下，印度的南亞領導力為何未能隨其實力的增長而同步提升，即：究竟是何種因素阻礙了其南亞領導地位的鞏固與增強？接下來，本文將首先進行文獻回顧，梳理相關的既有解釋，在此基礎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設和分析框架；之后，選取尼泊爾、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四個國家分別進行實證檢驗；最后得出本文的結論。

二、既有解釋：

過分強調中國因素

有關莫迪時期印度在南亞地區權威不足，也就是南亞其他國家不愿接受印度領導的問題，第一種觀點也是印度和西方學界、戰略界的普遍看法，將其歸因于中國因素，即中國在南亞影響力的擴張削弱了印度的地區領導力。穆尼(S.D.Muni)認為，中國在南亞足跡的擴大擠壓了印度在南亞的戰略空間；面對中印在南亞展開的競爭，南亞小國借機采取平衡外交，一方面為其戰略自主創造空間，另一方面為推進其經濟目標抓住機會窗口。拉賈·莫漢(C.Raja Mohan)、康斯坦丁諾·澤維爾(Constantino Xavier)等人認為，中國相較于印度的明顯經濟優勢成為吸引南亞地區的“強力商業磁石”，特別是自“一帶一路”倡議推出以來，中國與南亞國家的經濟關系加深，印度政府擔心中國將這些經濟優勢轉化為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政治和安全影響，因此“與中國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不對稱正逐漸影響著印度對南亞的威脅評估”。還有學者認為，莫迪上臺以來所推行的“鄰國優先”政策，其核心目的就是將南亞重新置于印度戰略考量的優先位置，以抵御中國在南亞不斷擴充的影響。為此，莫迪政府對南亞政策進行了實質性調整，包括與不友好的政府(如與親華的馬爾代夫穆伊茲政府)保持接觸，擁抱務實的外交政策，以及向南亞鄰國提供“胡蘿卜和經濟刺激”。也有學者認為，盡管印度努力加強自身與除巴基斯坦外所有南亞鄰國的經濟與安全合作，但仍難與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影響相抗衡，因此印度一改“印度版門羅主義”的傳統，開始接受美國、日本等“志同道合者”進入南亞，通過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應對中國對印度在南亞領導地位的挑戰。有學者認為，印度已開始“收復在南亞的失地”。

第二種觀點認為，印度與巴基斯坦間的持續沖突嚴重制約了印度的地區領導力。首先，印巴分治以來巴基斯坦就從未接受過印度對英印當局所謂“勢力范圍”的繼承，而且在不同時期一直尋求其他大國如英國、美國和中國的支持來平衡印度對南亞的主導。其次，盡管巴基斯坦國內存在諸多矛盾，但在涉克什米爾等對印政策上各黨派高度一致，這種對印度的威脅認知也強化了巴基斯坦軍方相對于民選政府的主導地位，因此改善與印度的關系很難得到巴基斯坦軍方的支持。再次，諸多新因素也促使莫迪執政以來的印巴矛盾更為尖銳。一是莫迪的強勢對巴政策，包括對“越境恐襲”堅決的軍事報復、通過國內修憲變相改變印巴存在爭議的克什米爾的現狀等，使印巴關系持續緊張。二是中巴“全天候”友誼的深化以及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提高了巴基斯坦對抗印度的能力和信心。三是印巴關系日益受到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影響，無論是中美競爭、中印競爭還是美印關系，都不同程度加大了印巴間的分歧。

第三種觀點認為，莫迪對南亞一體化“三心二意”、投入不足，南亞已不再是一個以印度為中心的地區，南亞作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已經“終結”。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指出，1990年代末以后的古杰拉爾政府(1997—1998年)、瓦杰帕伊政府(1998—2004年)和辛格政府(2004—2014年)都高度重視南亞一體化進程，積極推動南盟合作。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印度戰略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即認為鑒于印度在南亞的獨特地位，南亞地區合作機制的構建可能是束縛而非增強印度的地區影響，因為小國也將具有同等發言權；同時，與南亞過度綁定也將限制印度的更大抱負。因此，莫迪上臺以來，印度不再糾結于以南盟為基礎的一體化建設，而是開始尋求更大的地緣政治空間。他還指出，這并不等于印度可以將南亞拱手讓給中國，而是應該“開放”南亞，鼓勵海灣國家、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等在南亞發揮更大作用。

第四種觀點認為，南亞的民族國家建構限制了印度的地區領導力。瓦格納(Christian Wagner)指出，共同的宗教、民族和語言傳統雖是南亞地區的粘合劑，但也成為抵制印度地區霸權的內生動力。受各自內政的影響，南亞小國在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與印度“劃清界限”。為凸顯獨立的民族認同和國家主權，南亞小國經常將其與印度的雙邊矛盾國際化，向其他大國或國際組織尋求政治、經濟或軍事支持，以抗衡來自印度的壓力。中國近年在南亞影響力的增長正是得益于這種態勢。中國學者杜志遠認為，盡管“鄰國優先”政策取得積極成效，“但莫迪政府并沒有完全放棄對鄰國內政的干涉，時常通過‘秀肌肉’以示自己南亞的地區存在”，因而“激起鄰國對印度的反感和敵對”。中國學者謝曉光和杜洞光指出，莫迪的“鄰國優先”政策仍未能讓印度“正視自己與鄰國的平等關系”，因而“未能促進南亞或印度洋地區的集體認同與團結”，“而任何帶有霸權性質或強權因素的對外行為幾乎都會被鄰國視為不尊重其核心利益的表現。”

既有解釋切入角度不同，共同點是對中國因素都有所涉及，但解釋力參差不齊，總體而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欠缺。將印度南亞領導力削弱歸因于來自中國的競爭顯得過于簡單，也有些牽強。中國與南盟八個成員中的五國接壤，中國與鄰國密切合作天經地義，至少目前未有跡象表明中國有意與印度競爭南亞地區的領導力。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國是否比印度擁有更多資源和實力，而在于為何莫迪政府上臺以來南亞小國越來越多地對印度打“中國牌”。事實上，在大國間左右逢源是小國的生存之道，南亞小國對印度打“中國牌”并非意味著希望中國取代印度成為南亞的領導國，而是希望中印彼此制衡，以尋求自身更大的生存空間。因此，中國在南亞存在的增強更多是印度南亞領導力削弱的體現而非根源。有關巴基斯坦不接受印度領導的解釋很有說服力，但不適用于其他南亞小國，即無法解釋為何其他南亞小國對印度的追隨也持續動搖。有關莫迪政府對南亞不夠重視的說法也存在爭議，而所謂“南亞終結論”的提法更多是為推動印度拋棄“門羅主義”，吸引美日等印度的伙伴進入南亞，核心目的還是要抗衡中國的影響。最后一種觀點最有解釋力，即將南亞小國不接受印度的權威歸因于印度挑戰了其民族國家的構建，也就是不尊重其民族認同和國家主權，但是相關討論并不充分，尤其是忽視了莫迪政府的最大特色——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度與南亞小國關系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印度教民族主義作為自變量，考察其對莫迪政府南亞領導力的實際影響。

三、解釋框架：

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的視角

2014年莫迪率印度人民黨(下稱“印人黨”)在全國大選中獲勝并出任總理。此次選舉結果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其結束了印度政壇持續多年的碎片化，使印人黨成為30年來首個獲得印度人民院(議會下院)半數以上席位的多數黨，還意味著印度自獨立以來在國大黨之外首次出現第二個獲得人民院半數以上席位的政黨。作為“團家族”(Sangh Parivar)的政治分支，印人黨在印度政壇獲得“一黨獨大”地位，也使印度教民族主義在莫迪已完成的前兩個任期內得以有效推進。“團家族”是以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為核心，加上其諸多分支組織如印人黨、世界印度教大會(VHP)等，所組成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大聯盟。國民志愿服務團也因此被認為是印人黨的母體組織，而莫迪很早就是國民志愿服務團的骨干成員。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核心理念和目標就是：印度是一個“真正印度人的國家”(Hindu Rashtra)，即一個由真正印度人(truly Indians)組成的國家，這些真正的印度人認為印度既是他們的父國(fatherland)也是其信仰的圣地(holy land)所在。因此，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錫克教徒都是真正的印度人，而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教徒則是“他者”(the other)。

盡管莫迪在其首個任期內更多以改革者的形象示人，但不可否認的是，過去十年印度教民族主義對莫迪政府的內政外交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特別是莫迪和印人黨在2019年連任后，更是大力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在莫迪的首個任期(2014—2019)，為穩固執政基礎，他行事相對謹慎，專注經濟改革，“沒有主動推進備受爭議的重建羅摩廟”等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三大議程。盡管如此，針對“他者”(主要是穆斯林)的打壓舉措依然清晰可見，主要包括：印人黨推動重寫教科書，淡化伊斯蘭教在印度歷史中的作用和貢獻；化禁止宰殺母牛或銷售及擁有牛肉的法律；在國民志愿服務團的堅持下，印度教民族主義強硬派約吉·阿迪亞納特(YogiAdityanath)被任命為北方邦首席部長，他因公開反對穆斯林、反對印度教徒與穆斯林通婚以及推動穆斯林和基督徒皈依印度教等極端言行而備受爭議。2019年5月強勢連任后，莫迪政府一改首任時的謹慎作風，開始大力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重建羅摩廟、廢除印控克什米爾特殊自治地位和制定統一民法典三大核心議程在其第二任期內分別取得重大突破。首先，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判決可以在阿約提亞有爭議的土地上修建印度教羅摩廟。2024年1月22日，莫迪出席羅摩廟的揭幕式。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羅摩廟成功“復建”是印度教復興的標志，是真正印度人洗刷歷史屈辱(即曾先后被穆斯林和信奉基督教的英國殖民者所統治)、重回往日榮光和主導地位的重要象征。其次，2019年8月5日，印度宣布廢除授予“查謨和克什米爾邦”(即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的憲法370條款，并將該邦一分為二，成立“查謨和克什米爾”和“拉達克”兩個聯邦直轄區。同步廢止的還有該條款下的35A，原本規定只有該邦永久居民才可以在邦政府工作以及擁有該邦不動產，目的是為保護該邦穆斯林占多數的人口結構(這種情況在印度也是絕無僅有)。再次，2019年8月，印度將“三喊塔拉克(離婚)”即休妻的穆斯林習俗定為犯罪，使莫迪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制定《統一民法典》的努力初見成效。在印度少數族群特別是穆斯林看來，“《統一民法典》的本質是以消除宗教歧視和實現性別平等為借口，”通過立法將少數族群的文化習俗和宗教法規(如穆斯林所遵循的伊斯蘭教法)“非法化”，“從而剝奪少數群體的宗教和文化自由”。

國內外現有研究成果顯示，印度教民族主義對過去十年莫迪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印度外交政策趨于強硬和尚武。莫迪對外更愿意冒險和使用武力，特別表現在對華和對巴戰略上，典型案例就是2017年中印間的洞朗對峙和2019年派戰機進入巴境內打恐，在2020年發生的中印邊境西段對峙中印方表現更為強硬。伊恩·霍爾(Ian Hall)認為，莫迪的作法不是基于務實主義或現實主義，而是出于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2023年先后曝光印度在加拿大和美國實施或計劃實施刺殺錫克教分離主義者的行動，更是讓西方世界大跌眼鏡，西方學者認為這既體現了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強硬作派，也是莫迪政府“恃寵而驕”的表現，即相信只要美國在遏制中國上對印度有所求，印度就可以不受國際規范的約束。

二是重視軟實力或文化和宗教外交。莫迪政府對外努力打造印度文明的符號和傳統價值觀，如：成功推動聯合國將每年的6月21日設為國際瑜伽日；宣稱印度是“世界導師”(Vishwaguru)和“世界的朋友”(Vishvamitra)；印度的戰略意圖是基于印度文明的價值觀，即現實主義(yatharadwad)、共存(sah-astitwaa)、合作(sah-yog)和伙伴關系(sah-bhagita)。不過，文化和宗教外交的相關活動并非由印度外交部主持，而主要是由印人黨的機構或私人基金會實施。

三是鄰國外交特別是南亞外交中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愈發濃重。2019年12月，印度通過《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itizenship(Amendment)Act)，選擇性地授予來自三個穆斯林鄰國(即阿富汗、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的屬于宗教少數派的非法移民(主要是印度教徒)以印度公民身份，卻將來自上述三國的穆斯林排除在外。隨后，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將此列為即將開展的“國家公民登記制度”(National Register of Citizens)的一項標準，“在穆斯林中引發其公民身份可能被否定的擔憂，”以及與相關國家的齟齬。不過，對印度南亞外交影響更為深遠的應該是近年“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即“不可分割的印度”)構想的復興。國民志愿服務團推動該構想已長達數十年，其“版圖”遠遠超越印度本土，西起阿富汗,東至緬甸,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中國的西藏、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都被囊括其中。2022年4月,國民志愿服務團領導人莫漢·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宣稱，“印度將于20~25年內成為‘大婆羅多’，但如果我們萬眾一心，該目標可在10~15年內實現。”2023年5月,當莫迪為印度新議會大樓揭幕時,人們發現議會大樓內有一巨幅“大婆羅多”壁畫,引發鄰國的普遍不滿。為平息眾怒，國民志愿服務團和莫迪政府都表示,“大婆羅多”只是一個文化概念(acultural unit)，但以巴基斯坦為代表的批評者仍認為，莫迪治下印度的“擴張主義思維昭然若揭”。

閻學通在其《大國領導力》一書中指出，“(領導國)權威是建立在道義基礎上的……”“道義的行為增強權威,不道義的行為削弱權威”；而國家行為道義與否，主要看其是否“符合普世性的道義準則”。總體而言，印度南亞政策的致命弱點就在于自獨立以來印度一直有將南亞視為其勢力范圍的心結，對南亞鄰國特別是一眾小國的主權尊重不足,時不時插手這些國家的內政外交,這也因此成為南亞小國經常質疑和抵制印度的地區權威的主要原因。莫迪執政以來,印度南亞政策的最大變化就是受到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深刻影響,而“大婆羅多”思想的崛起也主要影響到南亞地區,它所挑戰的正是《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而且對于印度的南亞各鄰國而言,“大婆羅多”構想甚至可能還有否定其國家主權的嫌疑。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設就是:盡管莫迪執政以來對南亞地區增加了公共產品供給,但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下,莫迪政府對南亞小國的內政干預和影響力擴張,讓南亞小國感覺自己的國家主權受到威脅和侵犯;由于對印度缺乏信任,這些小國不愿追隨印度,對印度的地區領導地位提出質疑;印度對南亞的統治缺乏合法性,其地區權威被削弱,地區領導力因此下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未選擇巴基斯坦作為實證案例,是因為事實證明,與對待南亞小國不同,印度沒有采取提供公共產品的方法去吸引巴基斯坦的信任和支持,而是依靠強硬的脅迫方式,這必然難以得到巴基斯坦的妥協和追隨。此外,不丹與印度關系特殊,印度對不丹仍保持相當程度的控制,換言之,不丹作為印度“保護國”即“附庸國”的過往色彩并未完全褪去;而阿富汗形勢變化過于劇烈,美軍撤走后,塔利班重掌政權,但至今未得到國際承認。上述三國或與本研究的研究困惑不相契合或存在變量難以控制的問題,因此這里僅選擇尼泊爾、孟加拉國、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這四個相對典型的案例加以研究,其中前三個屬于正向案例,最后一個屬于逆向案例。

四、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尼印關系

尼泊爾是位于中印兩個大國之間的內陸國家,由于地理與歷史因素,尼泊爾與印度形成了獨特的兩國關系。尼印文化相近,同屬印度教徒占主體的國家,兩國人文紐帶根基深厚;實行開放邊界,1950年雙方簽署的《尼印和平友好條約》規定兩國人員、貨物和服務可自由跨境流動,允許本國公民到對方國家工作、經商和擁有財產,目前有數百萬尼泊爾人在印度工作,印度也成為尼泊爾重要的僑匯來源國;經濟相互依存,印度是尼泊爾的最大貿易伙伴和重要援助國,尼泊爾依賴印度提供進出口通道以及石油產品。2014年莫迪就任總理后,他將尼泊爾置于印度“鄰國優先”外交中的最重要位置,高度重視對尼泊爾的支持與援助。同年8月,莫迪出訪尼泊爾,成為2008年尼泊爾“廢王權建共和”以來首訪該國的印度總理。莫迪在此訪中宣布給予尼泊爾10億美元的優惠信貸,并提出旨在支持尼泊爾發展的“HIT方案”,即印度愿意幫助尼泊爾建設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和能源傳輸線網。2015年4月、5月尼泊爾先后發生兩次強烈地震,印度派出強大力量第一時間到達尼泊爾參與救援,并承諾給予尼泊爾10億美元震后重建援助，其中包括2.5億美元贈款，7.5億美元優惠信貸。

然而，2015年下半年起,尼印關系開始嚴重下滑,雙方摩擦時有發生,持續考驗兩國關系穩定,尼泊爾對印度的信任不斷受到沖擊,尼國內的反印情緒此消彼長。幾個重要事件反映了尼印關系過去近十年的起伏,也體現了尼泊爾作為南亞小國為何以及如何對印度地區權威提出挑戰。

首先是始于2015年9月印度對尼泊爾長達近半年的“非正式禁運”。此事件起因于尼泊爾制憲會議通過的新憲法未能滿足印度支持的馬德西人的政治訴求,莫迪政府對此公開表示不滿,并實際封鎖了尼印邊境的主要口岸,阻斷燃油、藥品和生活必需品從印度運往尼泊爾。顯然,莫迪政府想通過非正式禁運逼尼泊爾就范,按其要求修改尼泊爾憲法,同時彰顯印度影響尼泊爾內政的能力。尼泊爾進行了有力抗爭,國內爆發大規模反印示威活動,同時奧利(KP Sharma Oli)政府也向聯合國“請愿”,促成聯合國秘書長呼吁尊重尼泊爾作為陸鎖國的自由過境權以及關注由此引發的人道危機。2016年2月,在雙方均有讓步的情況下,禁運悄然解除,奧利隨即訪問印度,兩國關系回暖。然而,此次封鎖引發的“仇印情緒”或將在尼泊爾影響一代人。此后不久，為擺脫對印度的過度依賴,尼泊爾明顯加強了與中國的聯系。2016年，中尼簽署《中尼政府間過境運輸協定》；2017年尼泊爾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倡議；2017年和2018年兩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

其次是2019年以來尼印卡拉帕尼領土爭端的升級。因歷史原因,尼泊爾與印度尚有未決領土爭端,其中包括雙方都主張主權的卡拉帕尼地區。該地區位于中國、印度、尼泊爾三國交界處,包括卡拉帕尼(Kalapani)、林皮亞杜拉(Limpiyadhura)和里普列克(Lipulek，中國稱強拉山口),目前由印度實控。此次爭端升級最初始于印度修憲改變印控克什米爾地位,廢除其自治地位,并將原來的“查謨和克什米爾邦”一分為二為兩個聯邦直轄區。2019年11月2日,印度為此公布新版地圖,以體現印控克什米爾的最新行政區劃變化,但同時也將與巴基斯坦、尼泊爾和中國存有爭議的相關地區劃入印度版圖,其中就包括卡拉帕尼地區。尼泊爾政府立即表示反對,并要求與印度就此展開對話,但印度無動于衷。2020年5月8日,印度國防部長辛格進一步宣布將修建連通印度北阿坎德邦與里普列克山口的戰略公路。尼泊爾旋即于當月20日采取反制措施,公布新版政治地圖,將卡拉帕尼地區劃入尼方版圖。同年6月,尼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確認新版地圖合法地位,并確認對國徽上的地圖也做相應更新。此后，尼印雙方圍繞卡拉帕尼問題的博弈與較量持續。2024年5月，尼泊爾政府決定本國100盧比紙幣也將使用新版政治地圖。有分析認為，印度一意孤行、不愿與尼泊爾就邊界爭議進行談判是導致雙方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同時，尼泊爾“以小犯大”既是為彰顯民族自尊，也可為政治家們積累政治資本。

再次是2023年5月印度新議會大樓陳設“大婆羅多”壁畫所引發的爭議。尼泊爾各政治黨派的領導人紛紛發表聲明,批評該壁畫將尼泊爾劃入“大婆羅多”直接侵犯了尼泊爾主權,并要求時任普拉昌達政府采取措施,讓新德里改正錯誤。當時在野的前總理奧利批評印度此舉“對尼泊爾不公平”,他要求即將訪印的普拉昌達總理就此事與印方嚴正交涉,要求印方撤回壁畫,并稱“如果你無法做到就沒必要訪印”。前總理巴特拉伊(Baburam Bhattarai)稱,該壁畫將進一步加劇印度與其鄰國間的信任赤字,進而使已經受到破壞的雙邊關系雪上加霜。為表達抗議，加德滿都市長巴倫·沙阿(Balen Shah)更是在自己的辦公室內掛上含有當今印度部分領土即1816年《薩高利條約》(Treaty ofSagauli)前的“大尼泊爾”(GreaterNepal)地圖。迫于國內壓力，當時一心想與印度交好的普拉昌達政府也多次命其駐印度大使與印方交涉。

如果說“大婆羅多”壁畫事件體現的是莫迪政府地區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傾向(即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大婆羅多”構想或地區議程),以及由此對印度與其鄰國關系所產生的普遍性影響,那么對于南亞次大陸另一個印度教徒占絕對多數(80%)的國家—尼泊爾—而言，意識形態在莫迪的對尼政策中更是“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歷來認為尼泊爾是“印度教信仰的捍衛者”，2014年印人黨首次成為多數政府后，印人黨希望與尼泊爾結成“印度教特性”(Hindutva)聯盟，團家族也將尼泊爾視為傳播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天然之選，因為國民志愿服務團在尼泊爾擁有海外最多的沙卡(Shakha)。根據媒體報道，莫迪執政的過去十年，印度一直在推動尼泊爾重新成為一個“印度教國家”。有分析認為，2015年印度對尼泊爾的禁運，部分原因是莫迪政府對尼泊爾新憲法宣布該國為“世俗國家”深感不滿，因為此前印方一直在做尼方工作，希望新憲法宣布尼泊爾為“印度教國家”，或至少不要寫入“世俗國家”的字樣。美國國務院2022年的一份報告也披露，印人黨向尼泊爾各政黨有影響的政治人物提供資金，為推動尼泊爾成為“印度教國家”展開游說。

近年來，印人黨和國民志愿服務團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正在改變尼泊爾的政治版圖，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尼泊爾出現上升勢頭，支持尼泊爾成為“印度教國家”的政治勢力增加，過去以民族沖突為主的尼泊爾開始出現宗教摩擦。2025年3月以來，尼泊爾還多次爆發大規模示威,要求恢復君主制和“印度教國家”地位。然而，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尼泊爾的升勢并不意味著印度領導力的上升。一方面，尼泊爾的印度教民族主義也是尼泊爾民族主義的一種方式，在這一過程中,尼泊爾仍然尋求獨立于印度的主權國家身份。即便是被貼上“反印親華”標簽、幾度出任尼泊爾總理的奧利也開始擁抱印度教民族主義,但被認為他只是為獲取更多政治支持,在關鍵時刻敢于與印度抗爭依然是其作為民族主義領導人的基本規范。同時,尼泊爾各政黨對“印度教國家”的形態也有不同期待,尼泊爾民族民主黨(RPP，據上文提及的美國國務院報告稱印人黨在加大對該黨工作力度)希望恢復君主制,其他主流政黨則高度警惕，而一向被認為親印的尼泊爾大會黨則是最堅決支持聯邦制和世俗主義的政黨。另一方面,尼泊爾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根本區別在于,后者的他者主要是穆斯林,而前者的他者則是基督教徒,也由此引發印度與西方國家關于尼泊爾未來走向的分歧,因為西方國家更希望尼泊爾始終是一個世俗國家。這或許也是美國國務院報告披露莫迪治下的印度對尼泊爾“輸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背景和原因。由此可見,印度對尼泊爾內政的介入不會一帆風順。若處理不好,很可能在尼泊爾激起更大的反印情緒,并可能與其在尼的政治盟友以及西方伙伴都產生不同程度的分歧。

五、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孟關系

孟加拉國東、西、北三面被印度環抱，印孟邊界長達4000多公里，是印度鄰國中與其邊界最長的國家。孟加拉國的誕生與印度的支持和干預息息相關,但兩國關系的發展卻起伏不定,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71-1974年孟加拉國建立初期的短暫友好期；二是1975-1990年孟加拉國軍人統治時期的疏遠期；三是1991年孟加拉國議會民主制恢復以來的左右搖擺期,即印孟關系隨孟加拉國兩大政黨的交替執政而起伏,孟加拉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Party)執政時印孟關系齟齬不斷，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執政時兩國友好合作加強。至2024年8月5日孟加拉國政治變天前，莫迪執政期恰逢哈西娜領導的人民聯盟在孟長期執政。此輪人民聯盟執政始于2009年,哈西娜政府與印度時任辛格政府已推動印孟關系明顯改善,莫迪上臺后,兩國關系更是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主要成果有:首先,領土爭端取得重大突破,2015年兩國解決了持續多年的陸地邊界糾紛和孟加拉灣海洋劃界問題;其次,安全合作全面提升,從反恐到邊境管控再到聯演聯訓,雙方合作日益走向機制化和常態化;再次,互聯互通建設明顯提速,鐵路、公路、水運、港口、能源管線等的硬聯通和軟聯通同步推進,雙方人員和貨物的跨境流動穩步增長;最后,兩國貿易快速增長,貿易額由2014年的66億美元提升至2022年的181億美元,孟加拉國成為印度在南亞最大的貿易伙伴。莫迪政府也將印孟關系視為其鄰國優先政策的成功案例,為鞏固印孟合作,莫迪政府加大了對孟加拉國的發展援助,其上臺以來,印度已向孟加拉國提供了3批總值約80億美元的優惠信貸,主要用于孟方基礎設施建設,同時還向部分鐵路、能源管線、河流疏浚等項目提供了贈款援助。當前,孟加拉國是印度優惠信貸的最大接收國,占到四分之一強。

然而，莫迪執政以來印度與孟加拉國在政府層面的友好合作卻無法掩蓋和抑制孟加拉國國內日益增長的反印情緒,事實證明,印度教民族主義議程在印度內外政策中的強化成為關鍵性刺激因素,它同時放大了兩國在非法移民、跨境河流水資源分配、貿易不平衡等傳統問題上的矛盾。一方面,莫迪執政以來,隨著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穆斯林少數族群在印度政治生活中的邊緣化和頻繁發生的受辱襲擊事件使穆斯林占主體的孟加拉國民眾感同身受,故對印度當權者心生怨懟;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國家公民登記制度”等雖是印度的國內政策,卻直接沖擊到孟加拉國的利益,而莫迪政府在印孟邊境針對孟方非法越界者的粗暴執法以及印人黨個別領導人對孟加拉國非法移民的羞辱性言論,進一步引燃孟加拉國內部的反印情緒。

2019年,印度出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將孟加拉國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并列,決定向來自三國的“宗教少數”(即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和錫克教徒)移民提供庇護,快速授予印度公民身份,卻明確將穆斯林排除在外。同期,印度阿薩姆邦的最新國家公民登記也進行完畢,有近200萬人(主要是穆斯林)無法證明自己是合法移民，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困境。在印度，“非法移民”基本等同于“孟加拉人”。印度內政部長沙阿甚至公開稱孟加拉非法移民是“白蟻”、是“潛入者”、是對印度國家安全的威脅，并揚言要將這些人“扔進孟加拉灣”。印度上述系列操作不僅將矛頭對準孟加拉國，激化長期困擾兩國的非法移民問題,而且在孟國內,越來越多的人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國家公民登記制度”理解為是奉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莫迪政府的反穆斯林政策,并擔心未來會有數百萬印度穆斯林被迫逃往孟加拉國。考慮到國內日益高漲的反印情緒,時任哈西娜總理向印方表達關切,并臨時取消了幾個部長級訪印行程。2021年3月莫迪訪問孟加拉國期間,孟國內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并引發騷亂,致12人死亡。示威者稱，他們對哈西娜政府邀請莫迪“這個以反穆斯林立場著稱的極端爭議人物”訪孟感到憤怒。

另一方面，哈西娜2009年以來在孟連續執政固然為印度所樂見,利于印度在孟加拉國擴大影響,但印度對哈西娜本人及其領導的人民聯盟的傾力支持,被孟加拉國民眾認為是莫迪政府干涉和操縱孟方內政;同時,哈西娜對印度《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國家公民登記制度”、“大婆羅多”壁畫等相關爭議事件的溫和反應以及與莫迪政府的緊密合作,也被孟國內反哈西娜力量解讀為是對莫迪政府的追隨,是向印度出讓孟國家利益。2024年1月舉行的孟加拉國大選極具爭議,因哈西娜在大選前拒絕成立看守政府來監督選舉,遭到最大反對黨孟加拉民族主義黨的抵制。最終哈西娜領導的人民聯盟第四次勝出連任,孟國內民意普遍認為這是莫迪政府又一次干涉的結果。大選結束不久，孟加拉國內就爆發大規模的“印度退出”(India Out)運動，以“抵制印貨”為主要形式。

孟方反印人士認為，2014年以來，哈西娜連選連任離不開印度的支持。無獨有偶，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為確保哈西娜在2024年大選中勝出，莫迪政府積極游說美國，稱人民聯盟執政符合印度的國家安全利益,要求拜登政府停止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對哈西娜施壓,成功幫助哈西娜紓解了來自美國的壓力。然而,莫迪政府與哈西娜政府越是綁定,孟國內對哈西娜和印度的不滿就越是糾纏不清，直至2024年“七月革命”終結哈西娜政府，莫迪政府的對孟外交也遭遇重大挫折。所謂“七月革命”實際是指2024年孟加拉國內始于學生抗議的大規模反政府群眾運動，該運動最終推翻了哈西娜政權，哈西娜隨即逃往印度。在這場運動中,孟國內的反哈西娜情緒與反印情緒相互傳導、緊密結合,“德里還是達卡?達卡!達卡!”成為示威者廣泛傳唱的口號。隨著哈西娜政府的倒臺,印度成為孟加拉國“二次獨立”的“最大輸家”。哈西娜下臺當日,位于達卡的英迪拉·甘地文化中心被示威者縱火焚毀。該建筑也是“七月革命”中唯一受到襲擊的外國機構。2014年以來一度被稱為“黃金時代”的印孟關系陷入僵局,無論是印度如何回應孟加拉國過渡政府所提出的引渡哈西娜的要求,還是孟方未來選舉后將形成怎樣的政治格局,以及印孟兩國互信如何修復等,將持續困擾莫迪的第三任期,兩國關系必將充滿不確定性。

六、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馬關系

馬爾代夫是印度洋小島國，人口僅50余萬，距離印度南部約600公里，距離斯里蘭卡西南部約750公里。馬爾代夫1965年獨立,印度率先予以承認,也是首個在馬爾代夫派駐外交使團的國家。1988年11月,印度出兵助加堯姆政府平息了受到斯里蘭卡分離組織——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支持的政變,印馬關系隨即升溫,馬爾代夫的政治經濟合作重點由此前的斯里蘭卡轉向印度。2008年馬爾代夫憲政改革前,印馬關系總體平穩且友好;此后則基本隨馬爾代夫政黨交替執政而有起有伏。大體而言,印度與馬爾代夫民主黨政府交好,即納希德政府(2008—2012年)和薩利赫政府(2018—2023年)，與馬爾代夫進步黨的亞明政府(2013—2018年)關系緊張，與進步大會聯盟(由人民國家大會黨和進步黨組成)的穆伊茲政府(2023年11月至今)關系微妙。

2018年11月上臺的薩利赫政府奉行“印度第一”政策，謀求“印度復興”的莫迪政府也更加重視馬爾代夫的戰略地位，因此加大了對馬爾代夫的投入。莫迪親自出席了薩利赫總統的就職典禮。2018年12月,薩利赫總統首訪印度期間,印度宣布對馬爾代夫共計14億美元的金融援助計劃，包括8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優惠信貸、4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5000萬美元對馬爾代夫政府的財政支持等。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后，印度向馬爾代夫提供了20萬劑新冠疫苗，以及1.5億美元的貨幣互換額度，以穩定馬爾代夫經濟。2021年8月，印度決定向馬爾代夫的“大馬累互聯互通項目”(GMCP)提供4億美元優惠信貸和1億美元贈款。2022年4月，印馬兩國還簽署了7個發展項目備忘錄,價值170萬美元,屬于印度的贈款援助。

然而，與薩利赫政府“印度第一”政策相對立，同期馬爾代夫國內掀起大規模“印度退出”(India Out)運動。盡管印度媒體和學界經常將馬爾代夫的“印度退出”運動歸咎于前總統亞明及進步黨的“反印情結”和國內政治需要,但馬爾代夫國內卻普遍相信“印度退出”運動是“民眾對印度在馬爾代夫日益增長的影響和軍事存在的反應”。隨著穆伊茲領導的進步大會聯盟在2023年10月大選中勝出，“印度退出”被證明在馬爾代夫有著深厚的民意基礎，因為“印度退出”正是進步大會聯盟在大選中主打的綱領和口號。

“印度退出”的核心訴求是印度的軍事退出。納希德政府時期,印度已向馬爾代夫國防軍提供培訓,并被允許在馬爾代夫的26個島礁上安裝雷達，2010年首架印度軍事直升機和相關人員開始進駐馬爾代夫。2018年，薩利赫政府執政后更是全面恢復并密切了與印度的國防合作，使印度在馬爾代夫的軍事存在不斷加強，包括偵察機、軍用直升機、軍事人員、情報人員等。馬爾代夫許多人因此擔心國家主權和獨立受損，并認為有印度參與的一些基礎設施項目也是“印度軍事擴張主義的偽裝”。在反對黨的堅持下，馬爾代夫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兩國軍方簽署的三項協議進行了審查。一是2021年有關由印方出資在馬爾代夫UTF島(Uthuru Thila Falhu)上建造港口或造船廠的協議。馬爾代夫國內認為，該項目名義是為馬爾代夫海岸警衛隊修建，實則可能成為印度的海軍基地，未來印度軍事人員將進駐并可持武器進行監控和巡邏。二是是否繼續運營印方捐贈的多尼爾飛機的問題，其核心是印度軍事人員在馬爾代夫駐扎的爭議。三是2019年簽署的水文協議。自協議簽署以來，馬爾代夫國防軍與印度海軍已進行了三次聯合水文測量。2023年11月，穆伊茲政府上臺后要求印度撤出其駐扎在馬爾代夫的所有軍事人員，并不再續簽水文協議，但UTF島的港口建設仍將繼續。2024年5月，印度如約將軍事人員全部撤離，以文職和技術人員取而代之，緩解了與馬爾代夫近年來的一個爭執焦點。

“印度退出”的第二訴求是印度停止對馬爾代夫內政的干涉。在印度,馬爾代夫民主黨和進步黨已被分別貼上“親印”和“反印”的標簽,印度一味支持民主黨也已是不爭的事實。馬爾代夫許多民眾認為,在薩利赫執政時期,印度嚴重干涉了馬爾代夫內政外交的決策過程,薩利赫事事唯新德里馬首是瞻。另據《華盛頓郵報》2024年底的一篇報道，印度對外情報機構“研究與分析局”(RAW)通過收買馬爾代夫議員等手段策劃推翻穆伊茲政府。盡管印度政府予以否認,該報道的真實性也無從驗證,但無疑會進一步加劇馬爾代夫民眾和相關政治派別對印度的不信任和不滿情緒。

除印度在馬軍事存在以及對馬爾代夫內政的干涉外，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他者”敘事和實踐同樣放大著馬爾代夫民眾對印度的不滿情緒。與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相同，馬爾代夫也是一個穆斯林國家。莫迪執政以來，因印度教民族主義興起，印度國內穆斯林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印人黨個別高官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不當言論，以及在以哈沖突問題上印度對以色列的包容立場等，都讓馬爾代夫民眾難以接受。2024年1月莫迪訪問印度南部的拉克沙群島并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推介，卻意外引發印馬兩國外交風波。表面看，此次風波緣于兩國網民爭論拉克沙群島能否取代馬爾代夫成為旅游勝地，其間因穆伊茲政府三位副部長批評莫迪，印度國內遂掀起大規模抵制“馬爾代夫游”的運動。從深層次看,拉克沙群島與馬爾代夫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相近,2021年拉克沙群島地方政府在該地禁止牛肉和推進豪華旅游業的做法,在馬爾代夫和當地人中均引發不滿。盡管穆伊茲為平息風波解職了三位副部長,但仍對印方的抵制提出忠告,稱“我們雖然是小國,但不意味著你們有權欺侮我們”。由此可見,當前印馬關系非常脆弱,印度作為大國的強勢政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義對“他者”的排斥,都激起馬爾代夫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進一步放大了印馬兩國間的固有矛盾。

七、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斯關系

與印尼、印孟、印馬三對雙邊關系不同,印度教民族主義與印斯關系的相關性并不顯著:一方面,印度對斯政策中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相對寡淡;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內外議程似乎對斯里蘭卡處理對印關系亦未造成重要影響。此外,斯里蘭卡甚至還成為莫迪2014年執政以來印度領導力有所增強的極個別南亞國家。特別是2022年以來，印斯關系明顯升溫。維克勒馬辛哈任總統期間，兩國就互聯互通、能源、貿易與金融合作等達成一系列共識，包括建造一條從印度到斯里蘭卡的輸油管線、連接兩國電網、使用印度盧比進行雙邊貿易結算以及在斯啟用印度統一支付接口(UPI)實現兩國實時跨境轉帳等。為照顧印度所謂的“安全關切”，斯里蘭卡還于2024年1月起實施為期一年的禁令，即禁止任何外國科考船進入其專屬經濟區。此外，斯里蘭卡還將原訂給予中國企業的三島(位于斯北部保克海峽的三個小島)風電項目轉交給印度企業開發。2025年4月,莫迪訪斯期間還與新上任的迪薩納亞克總統達成多項諒解備忘錄,其中有兩項尤其引人注目:一是簽署一項為期五年的國防合作協議,兩國將共享信息和技術,印度還將為斯里蘭卡培訓軍事人員;二是兩國將與阿聯酋開展三方合作,共同在位于斯里蘭卡東部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天然良港亭可馬里建設能源樞紐,包括能源管道和油庫建設。

莫迪執政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對印斯關系的影響并不顯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方面,因歷史原因,莫迪執政后其對斯政策基本延續了前任政府的謹慎策略,懷柔為主,其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外交并未過多對斯里蘭卡施展。眾所周知,印度與斯里蘭卡的關系長期受泰米爾人問題的困擾,起伏不定、微妙復雜。1983年斯里蘭卡爆發內戰，深層背景是僧加羅人(當前占斯人口的74.9%)與泰米爾人(約占人口的11.2%，主要居住在斯北部和東部地區)間的民族矛盾，主要表象是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所領導的、旨在泰米爾人獨立建國的分離叛亂。印度南部泰米爾人與斯里蘭卡泰米爾人同宗同源、聯系緊密,出于族群情結和內政特別是選舉等多重需要,印度中央政府從一開始就深深卷入斯國內戰。1987年至1990年,印度曾以維和名義對斯內戰進行軍事介入,效果負面,加劇了斯里蘭卡對印度地區霸權的恐懼。2009年斯里蘭卡內戰結束后,為防止泰米爾人問題妨礙印度在斯推進戰略利益,印度吸取此前經驗教訓,對斯適度“放手”,盡量不干涉斯內政,并努力讓國內泰米爾人也能接受政府的對斯政策。2014年莫迪上臺后,印度雖然對斯里蘭卡與中國日益緊密的合作深感不滿,但對斯政策保持克制,以柔性外交特別是發展合作來擴大在斯里蘭卡的影響。例如,2015年至2020年，印度向斯方提供4億美元信貸額度，并多次簽署貨幣互換協議。對斯國泰米爾人的支持重點也由施壓促“平權”轉向幫助改善泰米爾人的生活條件。過去十年，印度為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社區建造了近6萬棟房屋。

另一方面，斯里蘭卡為佛教國家，印度教民族主義內外議程對“他者”的排斥“禍及”斯里蘭卡的可能性不高,斯里蘭卡對印方相關爭議舉措也欠缺敏感,從而避免了類似在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據2012年人口普查統計，斯里蘭卡70.2%的人口是佛教徒，12.6%是印度教徒，9.7%是穆斯林，7.4%是基督徒。如前所述，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眼中，印度佛教徒也是“我者”，并非“他者”；這樣一來，占斯里蘭卡人口82.8%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在宗教信仰和價值觀上大體屬于“自己人”。因此，2014年以來，斯里蘭卡既沒有像尼泊爾、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那樣體驗到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勢外交,同時,在印度教民族主義排斥“他者”的問題上也難以與穆斯林占主體的孟加拉國和馬爾代夫感同身受。對于印度教民族主義推動的“大婆羅多”構想，斯里蘭卡之所以未像其他南亞國家那樣反應強烈,或存在偶然性因素,即2023年印度新議會大樓陳設“大婆羅多”壁畫等相關爭議發生時，正值斯里蘭卡身陷危機之中，當時手握印度重要援助的斯里蘭卡政府自知輕重緩急，但這并不代表斯里蘭卡對印度的“大婆羅多”愿景沒有擔憂。

此外，印度對斯里蘭卡領導力的上升主要發生在2022年印度援助斯里蘭卡克服經濟危機之后。2022年斯里蘭卡爆發嚴重經濟危機,陷入主權債務違約,并引發政治動蕩。印度對此反應迅速,向斯里蘭卡提供了40億美元的融資支持，相當于危機前斯里蘭卡國內生產總值的5%，超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2023年至2027年向斯里蘭卡提供的30億美元。印度援助對斯里蘭卡應對此次危機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無論是前述斯政府對印度“安全關切”的回應，還是斯方在安全、能源、數字支付等諸多領域開始與印度捆綁，主要還是印度在關鍵時刻“雪中送炭”的結果。盡管如此，這是否意味斯里蘭卡就此接受印度領導、從此追隨印度，尚需觀察，且存在很大不確定性。至少從2025年1月斯方解除“外國科考船停靠禁令”，以及在同年5月印巴軍事沖突中保持中立這兩件事看來，斯里蘭卡依然希望對外保持“戰略平衡”策略。

綜上所述，斯里蘭卡這一案例實際上從反向證明,正是由于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外交未在斯里蘭卡充分施展,以及印度在小國遇難時及時慷慨相助且仍堅持以禮相待(這在某種程度上與當年的古杰拉爾主義即印度對鄰國單方面施惠、不尋求對等回報的理念正相契合),才換得印度在斯里蘭卡領導力的上升。而未來這種領導力能否持續,關鍵仍取決于印度能否堅持其在斯里蘭卡所奉行的“去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政策,取決于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能走多遠,包括以“大婆羅多”整合南亞的愿景能走多遠。

八、結論

2014年莫迪及其代表的印人黨執政以來，印度教民族主義強勢發展,深刻影響著印度的內政外交。本文通過研究印度與尼泊爾、印度與孟加拉國和印度與馬爾代夫三對雙邊關系的演變發現,盡管莫迪治下印度不斷增強的國力進一步鞏固了印度在南亞的超強實力地位,莫迪政府也加強了對南亞小國的公共產品提供,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卻激化了印度與南亞小國間主導與反主導、控制與反控制的固有結構性矛盾。印度教民族主義對“他者”的排斥、對以“大婆羅多”整合南亞的構想,以及莫迪政府對南亞小國內政的強力干預等,導致三國反印情緒快速累積,并不同程度爆發與印度的外交摩擦以及反印示威、“抵制印貨”、“印度退出”等運動,印度在南亞的權威地位時不時受到沖擊。同時,本文還通過研究印度與斯里蘭卡關系的演變,從逆向證明上述觀點的成立,即印度教民族主義弱化、印度對小國以禮相待、單方面施惠且不尋求對等回報的作法,有助于推動小國的追隨,從而提升印度的地區權威和領導力。

本文的理論發現是,一國的地區領導地位由實力優勢、領導意愿和地區權威三大要素決定,缺一不可;對于地區強國而言,地區權威即其他地區國家的追隨,是最為重要也是最難獲得的要素。地區領導力其實就是一國獲取地區領導地位的能力,其核心是爭取別國追隨的能力,因為強大的實力無法自動轉化為領導地位,只有其他地區國家信任并接受某地區強國的領導,該國的地區領導地位才得以確立。在南亞,印度不缺實力優勢,也不缺領導意愿,缺乏的正是南亞其他國家心甘情愿的追隨。而別國是否追隨又與領導國的道義水平息息相關,道義的行為增強權威,不道義的行為削弱權威。莫迪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吸引南亞小國追隨,但印度教民族主義在南亞的議程對南亞小國的主權構成挑戰,又迫使這些國家與印度拉開距離,尋求與中國和美國等其他大國發展關系,以制衡印度的地區影響。因篇幅所限,本文只是集中討論了不道義行為對一國地區權威的破壞,未能同時討論道義行為對一國地區權威的加持,更未能進一步探討道義行為和不道義行為同時存在時一國地區權威的升降機制。另外，本研究主要以南亞小國反對印度控制的具體事件來描述印度地區領導力的下降，相關衡量指標還有待細化甚至是量化。這些或許可成為領導力研究未來的兩個方向。

作者簡介：李莉，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本文整理自《國際政治科學》2026年第11卷第1期，原文標題為《印度教民族主義與莫迪政府的南亞領導力》。

編輯：宋可馨

審核：朱依林 陳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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