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績談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

鄭績（蔣立冬 繪）

西南聯大的學人與軼事一直被津津樂道，近年來相關著作和影視作品更是層出不窮。但在鼎鼎大名的學者與教育傳奇之外，鮮有著述集中關注西南聯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為維系日常生活付出艱辛努力的家屬。浙江省社會科學研究員鄭績以“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為題，收集爬梳大量史料后，近日出版著述《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其中收錄的教授太太只有少數有較多的歷史記錄，比如陳夢家的太太趙蘿蕤、梅貽琦的太太韓詠華、趙元任的太太楊步偉等，只有一位名氣超過了夫君，即孫毓棠的太太封鳳子。其余絕大部分教授太太只存在于日記、信件、回憶錄的邊角夾縫中，資料很少，比如唐蘭的夫人張晶筠在十二冊的《唐蘭全集》中只一處留有名字，而許多人甚至連名字都難以找到。

在鄭績看來，“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是女性中一個特殊的群體，她們更有時代的代表性。注目于她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不同意識形態的作用力，看到真正支撐她們渡過難關的是什么，看到人類所定義的高貴是如何與生存能力關聯，看到存在與尊嚴的兩全法，看到犧牲的意義，看到各式各樣的人性的美，看到弱與強的辯證法，從過去中看到未來，并且反省現在”。值此“三八”國際婦女節，《上海書評》就《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一書內容專訪鄭績，請她回答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何以具有為家庭的犧牲精神、現代女性的境況是否有較大改觀等問題。

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鄭績著 團結出版社 | 浦睿文化 2026年1月出版 368頁，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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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臧繼賢

您的這部著作名為“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但選擇的女性都是教授太太，并沒有涵蓋西南聯大所有女性。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因為以往談論西南聯大時，大多聚焦男性教授，而這次想要從男教授另一半的視角出發，展開比較嗎？

鄭績：書的原名為“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后因其他原因，出版社改成了現在的書名。因此這里的“她們”，特指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關于女學生和女老師，或可另紙寫之。選擇教授太太作為書寫對象，沒有從男性視角出發比對的意思，反而更想從女性自身，從家庭的角度，從日常的線索，探求“歷史隱形人”的意義空間。尋找中國在新舊轉換、內憂外患的大變動之際，是如何建立起一個過渡性的有效社會結構，來支撐文明內核的延續與發展。在寫作過程中，雖然從“教授太太”這個社會身份出發，但實際女性是作為獨立論證對象來看待的，其價值并不通過對比才能呈現，而是具備單獨存在的社會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意義。

您在書中一開始寫到蔣夢麟新式婚姻的太太陶曾榖在西南聯大教授太太群體中顯得格格不入，更像一個官太太。您提及，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無論出身如何，性情怎樣，因為她們的丈夫同在西南聯大，她們便共處于一個特有的階層里，天然地不同于官太太、商太太或是市井婦人”。可否再對西南聯大教授太太們的共同特點做一總結？

鄭績：其實教授太太群體的確具備一定的氣質特點，主要還是和中國士人的文人傳統相關，再加上一些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比如安貧樂道、重視教育、敬畏智識、克己復禮等等。她們遵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價值標準。尤其是安貧樂道，國家罹難，人民失所，她們對物質貧乏安之若素，反而會因仍能錦衣玉食而感到羞愧痛疚。她們和自己的丈夫一樣，親身實踐著中國傳統文人士子的千秋家國夢，國難之際，以追求享樂為恥，常行的是苦中作樂之舉，自嘲之余，也是自傲。

因此陶曾榖視為平常的校長特權，在她們看來，就是一種“官氣”。承平之時，對權勢富貴敬而遠之，聯大教授中多有避官之舉，太太們不但能理解，而且表示支持。蔣夢麟要離開北大而就行政院，在教授們看來，這是放著士林領袖不當反屈從幕僚。陶曾榖作為夫人，按教授圈的價值標準，應該勸諫阻止才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人的清高自持與經世濟民，出仕入世與致仕出世之間的關系本就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間有一種微妙的自我平衡與價值判斷，也可說是“不足為外人道”。教授太太群體則默契地遵循著這一套價值觀。她們治家教子為人講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大事當前有靜氣”的自我修養。她們對丈夫的敬重，不能用“男尊女卑”來解釋，最起碼不能完全解釋，更多是對知識的尊重。她們的自我要求，也是按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知識分子價值觀來要求自己的。

蔣夢麟（右三）與陶曾榖（左三）在北平結婚，胡適（右二）為證婚人（本文老照片均選自《她們的西南聯大歲月》一書）。

您這本書是否涵蓋目前全部可見史料記載的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

鄭績：我非常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但事實上無法做到。首先確切到西南聯大到底有多少名教授，這點到目前也不敢說已經完全搞清楚；其次不少教授太太處于“歷史三無”狀態，無名無姓無事略；再次有些教授太太只有姓，或者只有個姓名，但是沒有任何具體的事，那就很難串聯進全書的寫作中，畢竟這本書不是單純地報人名，或者做資料集，全書是有寫作線索的，不在線索之內的，就很難被提及。最后還是要表示我本人最大的遺憾，是忘記將馮至的太太姚可崑寫入。本來姚先生已經在我的寫作名單內，準備專節大書特書，但因為有許多地方都不甚清楚，包括“姚可崑”名字的寫法等，我都準備認真考證后再動筆。結果全書一口氣寫完，竟然將其遺漏。此書加印時，我會將其補上。

關于馮至的太太姚可崑，有什么故事可以先同讀者分享嗎？

鄭績：馮至是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著名的詩人、翻譯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曾任西南聯大外語言系德語教授。馮至夫人姚可崑亦有德國留學經歷，歷任多所大學德語教授，是北京外國語學院德國組的創建人之一，現在的德語課本大多都由她參與編寫。同時她還參與編纂《漢德詞典》《新漢德詞典》，另有不少譯作，有些與馮至合作，更多則是獨譯。

姚可崑夫婦在昆明待了七年半，其中七年馮至任職于西南聯大。姚可崑則在各個不同的學校教德文，在同濟大學附設高級職業學校、中山大學、中法大學、昆明軍醫二分校及北大醫學院都擔任過德語教授。1939年中山大學遷至云南澄江，邀請姚可崑任德文教授。家事繁雜，1940年3月，馮至陪夫人到澄江就職安頓，姚可崑獨自在那里度過了“頗不寂寞”的學校生活，然而中大暑假后就要遷回廣東，姚可崑難以隨行，于是僅一個學期后，“只好又回到昆明待業”。然而無論有無教職，姚可崑一直沒有停下她的翻譯工作，受滕固之托譯出了赫爾曼寫的《樓蘭》，還與丈夫合作翻譯了歌德長篇小說《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這對學術夫妻同一專業，互相切磋，關心對方的學術進度。馮至日記里記著“樓蘭工作結束”，姚可崑完成任務，馮至記之。隨即姚可崑著手翻譯卡羅薩（Carossa）自傳《引導與同伴》，馮至日記里又有“崑譯Carossa寄出”。原是葉公超替朋友刊物向昆明諸君約稿，馮至就從夫人譯文里選了一段寄了過去。夫妻相得，不僅有大量共同的朋友，還有共同的事業。

姚可崑晚年出版回憶錄《我與馮至》，回憶與馮至的相識相知相守，淡淡筆調有著那個時代女性知識分子特有的幽默、坦蕩與從容。姚可崑喜動，馮至喜靜；馮至以詩達情，姚可崑捧讀不釋；馮至自有主張，姚可崑安心追隨。倆人一生大事無分歧，小事皆成趣。剛到昆明的時候，物價極便宜，姚可崑大舉采購，被馮至“罵”，哪知后來物價飛漲，幸好當時購買充分，撐過七年半。八十五歲的姚可崑在回憶錄里特意寫到這個小細節，洋洋之意極是可愛。

姚可崑回憶錄《我與馮至》

馮至的學生，著名詩人鄭敏曾回憶自己在西南聯大時期去先生家里請教，師母姚可崑燈下織毛衣，每過一會兒就要馮至套頭試試，“馮先生略顯猶豫，但總是很認真地‘遵命’了”。姚可崑家只得一個獨女馮姚平，“孩子越多越窮”法則在西南聯大一直好用，只一個孩子經濟便還過得去。奶媽從北平一路跟到昆明，其間姚可崑生病，暈迷十天十夜，馮至和孩子則將能得的傳染病得了個遍。有一回學生們帶馮姚平出去玩，竟被兵痞們打破了頭。更有逃警報、反復搬家等驚心之事，馮至日記甚詳，姚可崑晚年一一回憶補充，將屬于她視角中的一些細節補進去。有意思的是，和所有西南聯大太太的回憶一樣，姚可崑筆下也很少有抱怨，只說“我還能承擔起這個小家庭里大大小小的事務”。在夫妻合作上，馮至姚可崑這一對真可謂楷模。

您在書中講到“教授太太中的許多人聰明才智不輸男性，所受教育不遜男性，醉心學問不亞男性，然而從結果看，最終事業有成者的數量大大不如男性”，您說這是因為“女性在面對家庭事業兩難選擇時一直勇于犧牲，甘于奉獻”。如果說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生活環境特別艱苦，家務事需要耗費太多時間，也沒有其他人的幫助，現在這種情況是不是好些？

鄭績：教授太太的成就從總體上遠低于教授們，首先是她們在平均受教育程度上就低于丈夫們，而且低很多，然后在整體發展上更傾向于家庭經營。但這其實是有問題的，因為女性從一開始就被社會結構定位在家庭內部。我想這個問題的重點在于“現在這種情況是不是好些”。這種情況肯定是得到了一定改善，但“好”得有限。我和我的女同行們長期以來注意到，在我們行業的學術會議或研討中，女性比例之低令人難過。但實際上，在我們念博士階段，起碼在我的專業，女同學和男同學在數量上相比，基本平分秋色，甚至略多些。不過現在中文專業男生非常稀缺，由于基數的改變，接下來有望在學術研討會上聽到更多的女性發言。更深一層看，中文系之所以男生越來越少，和就業形勢有關，男性還是更多被要求去獲取社會和經濟資源，同時對男性來說，資源獲取也相對傾斜。當中文系就業前景比較嚴峻的時候，男生就會大量流失；當中文專業相對來說就業前景具備一定優勢了，男生又會回流。

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制作手帕手袋等繡品來補貼家用

其實不僅是戰亂時期，哪怕是現在，家務勞動也需要耗盡大量時間精力。現代化所帶來的生活便利，是所有人都能夠看到的，但隨之而來的家務勞動升級問題，關注的人就比較少了。生活方式現代化后，普遍實行核心家庭制，主婦們因此失去了婆婆、妯娌等家族內部女性成員之間的協作互助。在核心家庭制度下，如果婆婆或母親來幫助家務，就會產生新的家庭權力分配等問題，而這些，都無法靠傳統家族制度解決，事實上牽扯了大量精力。人工費用不斷升高，雇請足敷使用的家庭助理的費用是大部分家庭無法負擔的。現代生活方式中，對各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對育兒的要求，都已經上升到了極其精細的程度，這都使得家務勞動更加繁瑣復雜。舉個例子，洗衣機固然減輕了洗衣勞動的強度，但現在更換衣物的頻率遠高于以前，再加上衣物和織物的種類越來越多，對于清洗的要求也大大增加了。所以家務勞動在現在，仍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普通家庭仍然缺少足夠的家務勞動力。如果家中有一個需要養育的孩子的話，女性要想兼顧育兒、家事和事業，可以說是完全無法做到的事。不僅單靠女性或男性做不到，即便夫妻雙方協作，維持起來也十分困難。

您在書里寫道：“直到晚年，王蘭馨才陸續出版了詞集和詞論集。和鄭芳一樣，我們能看到王蘭馨的創作和研究成果，全賴她子女的收集、整理和張羅出版。王蘭馨詞風清麗，詞學研究常有獨到之語。”言外之意，似乎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對于自己的學術成就并不是很在意，這是為什么？是因為女性與男性對自我的要求不同嗎？

鄭績：即便在教授太太群體中，能夠談得上“學術成就”的，仍是鳳毛麟角。僅以李廣田的太太王蘭馨一例，似乎不能代表全體。王蘭馨等教授太太出集子困難，更多原因在于女性獲取學術地位比較困難，而不是她們不珍惜自己的學術成果。

雖然與所舉之例關聯不大，但女性與男性的自我要求是一個好問題。如果將問題縮小到兩性對學術成績的自我要求上，可能更容易說清楚。若想文集及時出版，獲得廣泛關注，實際上是需要大量社會和學術資源的。換句話說，如果能夠處于學術格局的點陣之內，學術成果就會有更多機會被關注和普及。天下事，實際上都存在取舍，自我要求，本質上是對所求之物的權衡取舍。而取舍之間，即可見出性別、時代的種種觀念差異。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只要從事了學術研究這一行，自然沒有不敝帚自珍的。然而除了學術聲望之外，研究者們還重視諸如謙遜、自愛之類的學術品格。對于女性而言，若想獲得足夠的學術資源，遠比男性要困難得多。原因很多，其中有一條不太被人關注的原因，即女性的自愛，她們往往需要規避性別風險。男性占領了大部分學術資源，男學者之間可以密切關往，成為書友、文友、酒友，而女學者做這些就比較困難。在潔身自好的同時，完成學術資源的共享，對于女學者格外困難。因此不是不在意，而是在現有的權力格局之下，兩性在自我要求時的取舍有所側重，這種情況，至今如是。

您表達過這樣一種觀點，“女性雖然主持內務，家庭的基本格局與觀念，卻是男人規定的”。如果結合西南聯大的諸多家庭例證，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呢？

鄭績：就西南聯大的教授家庭為例，丈夫作為經濟來源，他的收入就決定了家里過什么樣的日子。丈夫出身大家，除了有工資收入還有家族支持的，家里自然好過一點；全靠收入的，自然不免要上街擺攤當賣。丈夫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家庭的社會地位，丈夫是校長，校長太太也肩負相應的職責。同是校長，梅貽琦勤儉刻苦，韓詠華也要給清華當免費校工，而蔣夢麟瀟灑居養，陶曾榖就居有院出有車。丈夫是教授，教授太太有安貧樂道的本分，需要當“師母”，需要和睦丈夫同仁的家人。丈夫有師長，生活上侍奉老師，卻是太太們的事，張兆和、趙蘿蕤等人費心思為朱自清奉飯食，即是為此。再有，丈夫如果有原配，那么即便離婚，原配沒有生活來源，原配及其子女的生活亦需負責，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之事。這種情形的發生，最重要的原因還是丈夫為家庭經濟的支柱，經濟地位決定了社會地位。資源是由丈夫配給的，家庭的基本格局與觀念自然而然由丈夫決定。

梅貽琦與韓詠華1946年離開昆明前留影

您講到梅貽琦管理聯大事務，家用一攤子統統交給太太韓詠華時有一段論述：“社會結構決定了家庭結構，進而決定了性別結構。我們不能用現在的平等觀去觀照以前的事，不能用現在的價值觀去衡量前人的悲喜，更不能用現在的性別觀去揣測前輩的感受。相反地，倒是可以從這些舊事中找出有用的經驗。”為什么有這“三個不能”？有用的經驗是指什么？

鄭績：這里的三個不能，還是覺得在講前人事時，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價值觀，這本書不是來評判對錯的，而是到歷史里去尋求經驗的。心隨境轉，不同的觀念會令人類在相似的境遇下有完全不同的心境和感受。在我看來，真實的感受是值得尊重的，不應該用現在的觀念加以輕易否定，這其實是對歷史的抹煞。歷史不是不可以評判，今人不是不可以替古人憂忿。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用現在的自我感受替代前人的感受，起碼要先理解再批判，有懂得才慈悲。在這一番理解、懂得中，才能出現真正的意義空間，那個時候再判斷、評價和用棄。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梅貽琦待韓詠華著實算不上太好，他一生嚴于律己，家人是自己人，自然也嚴于律太太律兒子。其實不用他，韓詠華也以校長太太的標準自律甚嚴，這使得韓詠華嫁得那般好，卻一輩子辛苦。但是回到歷史情境中，對梅貽琦韓詠華夫婦而言，這是夫妻一體，并肩作戰。國家有事，清華有事，丈夫在外，妻子在內，兩人有共同的目標，相同的觀念，互相協作，深具默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一種真正的平等，如果說梅貽琦是披甲上陣的大將，那韓詠華也不是被人保護的金絲雀，一身存亡安危喜樂全系于男人之身。她是丈夫的戰友、伙伴，他們共同組成的戰隊缺了誰都不行。社會責任的平攤，帶來了人格的獨立，即便家庭收入和社會地位主要靠丈夫獲取，但在這樣的家庭結構里，丈夫不是“金主爸爸”，妻子也不是被供養的寵物。在艱苦卓絕的生存戰斗中，她們用自己的能力維持家庭，其擔負的使命職責并不輸于在外工作的丈夫，從而擺脫了小情小愛的束縛，獲得了情感和自我的獨立性。

這種男女協作模式是值得借鑒的，如果說其中有什么對現在有用的經驗，那就是經濟不應該成為決定一切的指南。女性的獨立性不應該也不必要靠男性授予，女性不應把自身的悲喜權柄交給男人，而應努力履行自己的責任，為自己所愛所追求的一切盡力付出。同時家庭勞動理應得到更多的認可與尊重，也應該被看作社會勞動中必不可缺的一種。

1937年，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施嘉煬與魏文貞婚禮合影。

書中寫到，在1982年清華大學為施嘉煬舉辦的執教五十年暨八十壽辰慶祝會上，任之恭的太太陶葆檉私下為施嘉煬的太太魏文貞鳴不平。但通讀全書，其他部分只有間接描述教授太太有多辛苦，幾乎沒有直接出自太太的抱怨聲。是因為那時候的女性多是任勞任怨嗎？例如張兆和從“三小姐”似乎很順暢變為“鄉下主婦”。還是說她們并沒有留下太多描述自己心情的文字資料？

鄭績：陶葆檉為魏文貞鳴不平，已經是很晚近的事了，不是那個時代的事。這幾十年來，時代劇變，觀念更迭，女性勞動被看到、被承認的需求大大增加了，這不僅是因為性別觀念的覺醒，更多也是因為社會分配制度的極大變化。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男女同工同酬，女性就業率大大上升，核心家庭大行其道。相應地，社會分配也逐漸從以家庭為單位，變為以個人為單位，這直接改變了夫妻一體的家庭格局。夫妻雙方從完全的協作關系，部分轉向競爭關系。在一切均由經濟關系主導的現狀下，不管男性還是女性，在家務、育兒、養老等家庭行為中所付出的勞動，耗費甚至耗盡了時間、精力、體力、腦力、情緒等個人資源，卻并不能從社會結構配置中獲取相應的價值償付，而是得依靠從外獲取經濟來源的另一半給予補償。雖說夫妻財產是一人一半的，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無法實現公平。

在這樣的語境下，陶葆檉認為魏文貞也應該上臺，有獲得相應社會地位的權利，這是很自然的。但在西南聯大時期，絕大部分教授家庭處在一種高度協作、成果共享的狀態下，努力維持家庭運轉的女性很辛苦，拼命維護國家體面的教授也很艱難。更何況國難當前，吃苦受窮都可說是同赴國難，豈能抱怨。不但如此，還能看到教授太太們種種苦中作樂，自嘲自娛，這也可說是一種樂觀豁達，堅韌持守。

西南聯大的教授太太們還是留下了不少文字。本書做了一些小周邊，其中有一張做成報紙款式的小折頁，便是收集了教授太太們對當時的回憶文字，其中有沉痛、有哀愁、有憤慨、有心酸、有幽默、有歡笑，卻不聞抱怨，更無怨婦之態。比張兆和出身更為嬌貴者不乏其人，目不識丁的亦不在少數，但這群教授太太們不知抱怨，亦無須抱怨。前輩風范，心向往之。

前排左一為高青子

您有一段總結：“無論如何，被認定為能產出更多社會價值的一方，總是能夠獲取更多的寬容與諒解。而獲得更多支持的一方，會更有條件創造出社會價值。于是兩性之間，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這也是千百年來形成女性困境的原因之一。”這是您是在寫完這本書后得出的結論嗎？您為什么說當下的女性與張兆和的處境沒有什么不同？

鄭績：我在寫這本書之前就作如是想，實際情形應該也差相仿佛。發出如是感慨，聯系書中上下文，主要針對沈從文而發，此處不方便多說。就我個人而言，沈從文最為煩人之處，在于他不能收拾自己鋪下的爛攤子，連自己的情緒在內，都需要妻子為之善后。張兆和委曲之外，還得求全，忍辱之余，尚需負重。男人至死是少年，對于配偶而言，多少是場災難。抽象一點說，在男女婚姻中，社會普遍對男性的忠誠度要求低得多，尤其是有些成就和名氣的男人，社會普遍會比較寬容，直到現在也是這樣。大家會覺得私德有虧，無妨大體，瑕不掩瑜，要看大局。“男人都會犯的錯誤”，無礙其社會評價，還有可能為他們找很多理由。尤其是文學家，詩家多情，似乎理當如此。

哪怕到了今天，如果是女方出軌，基本上丈夫會干脆利落選擇離婚，而男方出軌，女方手起刀落的不多。各路網紅中有一個很賺錢的賽道，就是教女性在丈夫出軌后怎么辦，而從來未見有教男性在妻子出軌后怎么辦的。可見女性在婚姻中處于弱勢地位，也更難獲得寬容與諒解。同樣遇事，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大的代價。對于婚姻忠誠這件事，男性犯錯的代價相對不那么高，那他們當然有更多的資本去獲取更多的資源。這種情形到現在也還是一樣。

您在講到封鳳子的故事時說，“在鳳子的名氣和光環之下，無論是作為詩人還是學者的孫毓棠，人們也鮮有耳聞，與其說鳳子是教授太太，不如說孫毓棠曾是明星外子”。那么在西南聯大時期，這樣的外子是不是也僅此一位？

鄭績：確實。此書出版后，不止一個讀者與我說過，是第一次知道孫毓棠其人，其中包括做詩歌史的學者、以鳳子為對象寫畢業論文的博士生等，我這才意識到孫毓棠的知名度如此之低。

1939年，鳳子在《原野》中飾演金子。

您這本書寫太太也寫家庭生活，您說“現代性越成熟，個體越孤獨，尤其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更是如此”，“西南聯大時期，雖然住宿擁擠，衣食不周，但是人與人之間反而能夠親密無間，有著一種特別的親密”。西南聯大時期人際交往的這種親密感能給現在的核心家庭帶來什么啟示嗎？

鄭績：西南聯大時期的人們是習慣于家族聚居的，他們懂得處理許多人住在一起的問題。兼以不少同事本是少年同窗，留洋搭子，更何況家族聯姻，師承同鄉，盤根錯節，原有一張比較緊密的人際網絡。這些人所組成的家庭共同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有相同的價值觀，住得擠近，物質條件又差，彼此之間競爭很小，反而更多是同氣連枝，互為援手。不少教授家庭自行組合，吃住育兒都一體化，形成小合作社以節約成本生活。他們之間的親密，不但有交往上的日常親密，也有同類之間的精神親密，更有同一階層之間的社會親密。不但他們自己，他們的太太，他們的孩子，甚至他們家的老媽子，彼此之間都是過從甚密，交情不淺。

西南聯大學人聚會場景，左二為傅斯年，右四為太太俞大?。

中國的這種世交情誼，隨著士人圈層的解體，在今天已經不大能看到了。但實際上，這些交往圈子對于鞏固小家庭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它拓展了核心家庭的社會關系脈絡，使得核心家庭有了諸多外部支持，令崩解的成本增加，也有希望讓家庭子女獲得更多的長輩支持。以前國營大廠、單位宿舍之間，也會有類似的氛圍，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這種關系網絡越來越少了。新大眾文藝時代，人們對線下交往的需求不斷減弱，有意思的是，這似乎也并沒有對夫妻之間的相依為命產生什么新的推動。當然，當下核心家庭的親密關系建立與維護，則是另一個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