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死刑適用的司法實踐與裁判規則分析

本文作者：湯建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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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9-20日，湯建彬律師應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邀請，在國家法官學院為全國死刑復核法律援助律師授課。湯建彬結合自身辦理近百起死刑復核案件的實踐經驗，圍繞《昆明會議紀要》中死刑復核辯護要點，從律師辯護角度對《昆明會議紀要》進行深入解讀。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已將湯建彬律師講授課程制作成光盤，發給辦理死刑復核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學習參考。

為幫助更多的死刑復核辯護律師辦理好毒品類死刑復核案件，現將湯建彬律師上述講課內容整理成15篇文章（并下附講課視頻），分享給大家，此為第3篇，此篇內容為：毒品犯罪案件中死刑適用的司法實踐與裁判規則分析。

毒品犯罪案件中死刑適用的司法實踐與裁判規則分析

在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裁量中，數量巨大雖是重要考量因素，但并非必然導致多名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適用存在嚴格限制條件。根據司法實踐規則，僅當共同犯罪中存在兩名以上罪責均極為突出的主犯，或罪責相對較輕的主犯具備法定量刑情節，且判處死刑有利于實現全案量刑平衡時，方可考慮對多名主犯適用死刑。然而，部分地區在死刑適用標準的把握上仍顯寬松，存在超額判處死刑的情況。

以湖南永州某毒品犯罪一審案件為例，該案涉及共同犯罪的三名被告人均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但從案件事實與法律標準來看，此量刑存在明顯不當。一方面，全案指控的30余公斤甲基苯丙胺（冰毒）因交易完成后未查獲實物，相關犯罪事實的證據鏈存在關鍵缺失；另一方面，已查獲的氯胺酮僅3公斤，根據死刑數量標準，氯胺酮需達到20公斤方可適用死刑，3公斤氯胺酮的社會危害性與300克甲基苯丙胺相當，遠未達到死刑適用的數量門檻。該一審判決不僅違背了“數量巨大并非必然判處多名死刑”的司法原則，也超出了相關會議紀要（如昆明會議紀要）確立的死刑適用規范。

在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裁量中，還存在兩類典型的適用錯誤情形：其一，當應當承擔主要罪責的共同犯罪人在逃未歸案，或在案被告人中本應判處死刑的人員存在立功等法定從寬情節時，部分司法機關因對政策把握不準確，僅以毒品數量達標為由，對本不應判處死刑的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此即“死刑指標挪用”問題；其二，在共同犯罪人部分在逃，導致在案被告人與在逃人員的罪責大小難以查清時，仍對在案被告人判處死刑，違背了“疑罪從寬”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緬北與成都關聯的某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便清晰呈現了上述問題。該案中，阿某某在緬北向在成都的阿2某某、楊某某提供毒品，由阿某某、楊某某負責銷售，銷售后阿某某、楊某某向阿2某某支付提成，三人實質構成共同犯罪。已查獲的毒品數量達9300余克（4800余克+4500余克），部分地區據此認定為“數量巨大”。但該案的關鍵問題在于，作為毒品貨源提供者與最大受益人的阿2某某在逃未歸案，一審、二審法院卻仍對負責銷售的阿某某、楊某某均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在死刑復核階段，辯護律師提出核心辯護觀點：阿某某、楊某某與阿2某某并非毒品上下家的買賣關系，而是代理銷售的共同犯罪關系；根據共同犯罪死刑適用規則，即使毒品數量巨大，最多僅可判處兩名罪責最突出的主犯死刑，而本案中罪責最突出的阿2某某在逃，不能因阿2某某未歸案便加重在案的阿某某、楊某某的刑罰。該觀點最終被最高人民法院采納，最高院未核準阿某某的死刑，依法對其改判。

此外，針對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在逃導致罪責大小難以查清的情形，司法實踐中已形成明確裁判規則：若全案根據犯罪情節僅應判處一名被告人死刑，而在逃人員未歸案導致其與在案被告人的罪責無法區分時，不得對在案被告人適用死刑，可先行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待在逃人員歸案后，若經審理查明在案被告人實際罪責更大，可依法啟動審判監督程序予以糾正。這一規則既體現了對被告人生命權的審慎保障，也符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刑事司法基本原則，有效避免了因事實不清而錯用死刑的風險。

綜上，毒品犯罪案件的死刑適用必須嚴格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全案量刑平衡”及“疑罪從寬”原則，堅決杜絕因部分被告人在逃、證據不足或政策把握偏差而超額、不當適用死刑的情形，確保死刑裁量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公正性，維護刑事司法的權威與公信力。

湯建彬，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京都環食藥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咨詢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工商大學食品安全法研究中心研究員，許昌學院食品與藥學院校外導師，石嘴山市場監督管理局專家顧問， 《食品藥品案件辦理手冊》編著者，《刑事辯護教程》核心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