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伊朗曾是鐵桿盟友，如今為何不死不休？

文/言叔

很多人提起以色列和伊朗，第一反應就是“天生死敵”。

仿佛這兩個國家從誕生起就勢不兩立。

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對如今恨不得兵戎相見的國家，歷史上曾親如手足。

兩國的矛盾，從來不是什么千年宗教恩怨、文明沖突，而是20世紀后半葉地緣政治博弈催生的“新怨”，是利益、信仰與權力交織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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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鐘撥回到公元前6世紀，那時的伊朗還叫波斯帝國。

當巴比倫的鐵騎踏平耶路撒冷，無數猶太人淪為階下囚、流離失所時，是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伸出了援手。

他不僅推翻了巴比倫的暴政，更頒布了著名的“居魯士詔令”，明確允許猶太人重返故土，重建圣殿。

在猶太教的經典記載中，居魯士大帝甚至被尊稱為上帝的“受膏者”。

這是外邦君主從未獲得過的至高榮耀。

那時的波斯，是猶太民族的庇護所，是他們在黑暗中最堅實的依靠，這種跨越千年的歷史溫情，也成為兩國關系中最特殊的一筆。

1948年以色列建國后，深陷阿拉伯世界的包圍之中，處境艱難。

而伊朗，作為繼土耳其之后第二個承認以色列的穆斯林國家，在當時的中東格局中顯得格外特殊。

在以色列開國元勛本-古里安的“邊緣主義”戰略中，伊朗被視為對抗阿拉伯世界的“天然盟友”，這段雙向奔赴的關系，在此后的三十年里進入了真正的蜜月期。

說出來可能沒人信，那時的兩國親密到不分你我：

以色列80%以上的石油都來自伊朗，雙方還共同修建了石油管道，將伊朗的石油輸送到以色列乃至歐洲。

作為交換，以色列向伊朗提供先進的武器、農業技術，甚至幫助巴列維王朝建立情報機構，兩國還曾聯手研制導彈，共同謀劃針對伊拉克核設施的打擊計劃。

更直觀的畫面是，1976年美國開始向伊朗交付F-14“雄貓”戰斗機后，伊朗的空軍基地里，除了伊朗飛行員，總能看到以色列軍事顧問的身影。

他們負責提供技術培訓，協助伊朗熟悉戰機操作，這份合作深度，在當時的穆斯林與猶太國家之間，堪稱罕見。

02

一切的轉折，都定格在1979年。

這一年，一場席卷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爆發，不僅終結了巴列維王朝的統治，也終結了伊朗延續千年的君主制。

霍梅尼在萬眾歡呼中返回德黑蘭，一個以“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為口號的新政權正式登臺。

也正是從這一年起，伊朗的對外立場發生了徹底轉變。

將美國稱為“大撒旦”，而與美國緊密結盟的以色列，則被貼上了“小撒旦”的標簽。

兩個同樣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民族，在狹窄的中東棋盤上正面相遇，摩擦早已注定。

更關鍵的是，霍梅尼敏銳地抓住了阿拉伯世界最敏感的巴勒斯坦問題，將反對以色列作為輸出伊斯蘭革命、爭奪伊斯蘭世界領導權的核心旗幟。

他曾公開宣稱：“以色列必須從地圖上消失”，這句話并非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成為了伊朗此后數十年的國家戰略導向。

從此，一個以波斯人為主體的國家，徹底站到了阿拉伯人與以色列沖突的最前沿，成為以色列最堅定的反對者。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1980年兩伊戰爭爆發后，陷入絕境的伊朗，曾秘密從以色列購買武器。所謂的“不共戴天”，在生存利益面前，也變得靈活起來。

以色列的算盤很現實：它擔心伊拉克一旦戰勝伊朗，實力會大幅提升，進而對自己構成更嚴重的威脅。

因此，以色列選擇通過隱蔽方式，向伊朗提供武器彈藥及軍事裝備零部件，1981至1983年間，相關軍售規模約達5億美元，其中包括F-4幻影戰斗機輪胎、蝎子坦克零件等關鍵物資。

為了規避國際制裁，以色列還在倫敦成立私人軍火商、空殼公司，搭建起隱蔽的全球武器運輸網絡，悄悄完成與伊朗的交易。

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時期，以色列和伊朗還擁有共同的敵人——伊拉克的奧西拉克核反應堆。

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發動“巴比倫行動”，出動多架戰斗機長途奔襲，成功炸毀了這座核反應堆，而伊朗對此，實則暗中樂見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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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79年的革命埋下了仇恨的種子，那么過去四十多年的中東格局演變，則讓這顆種子長成了參天大樹。

伊朗率先構筑起自己的“抵抗軸心”：從黎巴嫩的真主黨，到加沙的哈馬斯，再到也門的胡塞武裝，伊朗通過提供資金、武器和軍事訓練，將這些代理人牢牢綁在反以戰車上。

以色列則針鋒相對，構建起“圍堵聯盟”。

主動與海灣國家修好，簽署《亞伯拉罕協議》，試圖將伊朗的勢力重新逼回波斯境內，切斷其在中東的代理人網絡。

如果說1979年革命是以伊關系破裂的導火索，那么核問題，就是讓矛盾徹底激化的核心引爆點。

伊朗的核計劃，始于20世紀50年代，最初還得到了美國的技術支持。

1957年，美伊簽署《關于民用原子能合作的協定》，美國為伊朗提供輕水反應堆與核技術培訓，1967年又協助伊朗建成5兆瓦反應堆，這成為伊朗核工業的起點。

伊斯蘭革命后，伊朗核計劃一度停滯，但在兩伊戰爭后期逐步重啟。這一舉措，讓以色列如坐針氈。

對以色列來說，伊朗擁有核武器不是普通的威脅，而是生存級別的焦慮。

以色列國土狹小、沒有戰略縱深，一旦伊朗掌握核能力，以色列長期以來的“核威懾”優勢將蕩然無存，國家安全將直接受到致命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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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以色列與伊朗的對抗，早已從隱蔽的影子戰爭，升級為直接的軍事對峙，導彈、無人機直接上場，沖突一觸即發。

2024年4月13日，伊朗首次直接從本土向以色列發射導彈與無人機，這一行動標志著兩國關系進入了全新的危險階段。

這也是伊朗第一次對以色列本土發動直接軍事打擊，背后是對以色列空襲伊朗駐敘使館的報復。

這場延續四十多年的恩怨，早已不只是兩個國家的事，背后牽扯著美國、海灣國家的利益，關乎全球能源供應與地區安全。

本質上，是對中東地區秩序主導權的爭奪。

更令人擔憂的是，沖突正在不斷升級擴大。

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等伊朗支持的代理人組織紛紛加入戰局，形成了針對以色列的“抵抗之弧”；而以色列則陷入多線作戰的困境。

中東真正的悲劇也正在于此：

所有人都知道和平的珍貴，卻都執著于“先贏了再談和平”，結果就是仇恨循環往復，沖突不斷升級，沒有盡頭。

以色列與伊朗的關系，再次印證了那句老話：國家間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當我們在新聞里看到以色列和伊朗的沖突時，不該簡單地將其定義為“好人與壞人”的對決：

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故事，而是一段關于歷史、利益、信仰與權力交織的復雜敘事。

在這段敘事里，沒有簡單的答案，只有不斷升級的沖突和不斷加深的仇恨。

而最終承受這一切的，永遠是兩國普通的民眾。

作者：言叔，資深財經觀察者，20年筆耕不輟，用歷史的眼光解讀財經，關注我，看懂趨勢，看到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