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太震撼！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不容錯過！

李維漢的《回憶與研究》，值得每個喜歡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的網友都看一看。

李維漢的這本回憶錄《回憶與研究》，我其實很早就知道了，大概也知道這本書的含金量非常高，但一直沒有機會找來看看。

最近，終于下決心騰出時間來好好看看。說實話，看完之后的感覺，一言以蔽之，就是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好。

李維漢，他在黨內還有一個名字叫羅邁，如果你不是對黨史有研究或感興趣，恐怕知道他名字的不會太多。

其實，李維漢是我黨隱藏的一位大佬，其早期革命的資歷非常之深，也是我黨在統一戰線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李維漢給自己的回憶錄定下的寫作原則是：一是以集體為主，著重寫集體的活動，適當聯系自己，反對突出個人，突出自己，正確處理個人同黨、同群眾、同所在單位集體領導的關系；二是實事求是，真實第一，力求寫出歷史的本來面目；三是重視總結經驗，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經驗，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為鑒戒的經驗；四是對個人的活動持分析的態度，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自我批評。

所以，和大多數革命元勛的回憶錄不太一樣的地方是，李維漢的回憶錄既有接近歷史本來面目的歷史事實，更有自己在時隔多年之后回顧歷史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堅持實事求是，不溢美，不隱惡，不攬功，不諉過，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嚴謹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

李維漢在回憶黨的八七會議時，實事求是地指出當時黨內存在的“左”的東西，看來“寧左勿右”的思想由來已久。

李維漢指出，大革命失敗之后，當時留在黨內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斷送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天天在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比較普遍地存在著一股憤恨的情緒和拼命的精神，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當時彌漫的“左”的情緒的影響。

特別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同志，他們具有赴湯蹈火的革命決心，卻還缺少無產階級的堅韌精神，這種“左”傾情緒更容易滋生起來。在八七會議上，這種情緒是有反映的。會議的文件中就有“左”的東西。
我自己就有一種“左”的情緒。那時“左”比右好的觀點就已發生，不少人認為“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怕右不怕“左”。這種“左”傾情緒在八七會議后繼續生長，到了1927年11月黨中央的擴大會議，就形成為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同時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的打擊政策也發展了起來。

李維漢承認，自己雖然不是王明小宗派里的人，但自己卻犯了執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錯誤，在1933年在中央蘇區寫的那篇《為黨的路線而斗爭》，公開批評鄧、毛、謝、古，說他們是宗派活動，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他一生中犯的一個大錯誤。

這本回憶錄的第一篇文章是《回憶新民學會》。

熟悉中共黨史的都知道，新民學會的來頭有多大，那是毛澤東和蔡和森這兩位我黨早期領袖早在1918年初，聯合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在湖南長沙創辦的一個最初旨在“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的進步社團，而李維漢就是早期新民學會的會員，他當時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畢業之后，留校在附小教書。

據李維漢會議，1918年4月的一個星期天，新民學會在長沙岳麓山劉家臺子(后叫周家臺子)蔡和森家中召開了成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潤之)、蔡林彬(和森)、蕭旭東(子昇)、蕭植藩(子障)、陳紹休(贊周)、羅璈階(章龍)、鄒彝鼎(鼎丞)、張昆弟(芝圃)、鄒蘊真(泮芹)、周名弟(曉三)、陳書農(啟民)、葉瑞齡(兆楨)、何瞻岵(叔衡)、李維漢(和笙)等十四人。會上討論通過了會章，選舉了干事。

因此，李維漢很早就和未來的共產黨一大代表、共和國領袖毛澤東有了交集，并且從此相知相交，李維漢自然也就成了最早集結在毛澤東旗幟下的我黨重要骨干。

多說一句，那個后來在湘鄂西蘇區大搞肅反的夏曦，也是新民學會的會員，他大概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加入進來的。

而回憶錄的最后一篇文章，則是《建國以來十五年統戰工作的回顧與再認識》，這其實是李維漢通過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統戰工作，借此總結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可以說凝聚著李維漢幾十年從事黨的統戰工作的智慧和心血，是回憶錄中非常寶貴、非常有價值的部分。

在這一部分，李維漢用了不少的篇幅回憶了自己在1962年和1964年受到的兩次錯誤的批判。

1962年下半年，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兩年多的努力，認真貫徹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我國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逐步得到克服，經濟形勢有了明顯好轉。這時，黨內“左”的思想重新抬頭。

毛澤東同志在當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這種“左”的思想指導下，十中全會錯誤地批判了所謂的“單干風”（指包產到戶）和“翻案風”，錯誤地批判了鄧子恢等同志。也有同志在會上批評中央統戰部，說“統戰部要把民主黨派改造成社會主義政黨和社會主義領導核心”。

在1962年9月八屆十中全會之后，到1964 年期間，在毛澤東同志“左”的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央統戰部對李維漢開展了兩場批判，給他強加了種種“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罪名，顛倒了理論政策的是非，使統戰工作中的“左”的錯誤更加發展。

第一場批判從1962年10 月開始，在所謂政策思想檢查的名義下，在部務會議范圍內進行。對1956年以來李維漢在政策研究過程中提出過的一些理論政策性意見，如爭取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使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改造實際達到消滅階級的水平（簡稱五年消滅階級)；把民主黨派根本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政黨（簡稱社會主義政黨）和使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基層建立起社會主義的領導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場上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實際上已經是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簡稱社會主義統一戰線）和我國各民族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民族等，不點名地提出了批評。

會議開了四十多次，歷時半年多。作為這場批判的結果，是1963 年5 月27 日將《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簡稱專題報告）報送中央，而告一段落。

毛澤東同志審閱了這個《專題報告》，對報告的第一部分“關于消滅資產階級的問題”作了具體修改，把消滅資產階級的時間說得更長了，把幾十年改為“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這就使理論上“左”的失誤更加發展了。

1964年5 月中旬到6 月17 日，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提出了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會不會出赫魯曉夫和出了赫魯曉大怎么辦的問題。8月間，中央統戰部召開部務會議，傳達學習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由此又開始了對李維漢的第二次批判，給他扣上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是非更加顛倒。

1964年12 月25 日，中央決定撤掉李維漢的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隨后在三屆人大和四屆政協的會議上，撤掉了他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的職務。

在第二次批判期間，李維漢在部務會議上作過兩次檢查。最后被迫違心地承認自己犯了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嚴重錯誤。當時李維漢的想法是，覺得自己已是快七十歲的人了，如果硬頂著不檢查，被開除黨籍，再為黨做工作的機會就沒有了。

這兩場批判，都是“左”傾錯誤在統戰工作方面的集中表現。兩場批判把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歷史條件下，李維漢在主持起草文件過程中對統戰工作提出的一些新問題和新見解，統統說成是“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對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

正如習仲勛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李維漢同志的這本回憶錄《回憶與研究》，是作者在他耄耋高齡、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寫成的一部力作，也是他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幾年來，他（指李維漢）竭盡余力，爭分奪秒，以超人的毅力堅持工作，直至病逝前三個月，還插著氧氣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他那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高尚精神感人至深。
可惜的是，終因心力交瘁，他未能把回憶錄全都寫完；尤其是關于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宗教工作部分，他沒有來得及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寶貴的經驗寫出來，這對他確是一極大的遺憾，對我們黨也是一大損失。

但即便如此，也絲毫不影響李維漢的這本回憶錄的價值，現在《回憶與研究》被公認為研究中共早期歷史、白區工作史、統一戰線史的必讀權威著作，大量學者在進行黨史、國史的研究中反復引用其史料與觀點，便是最好的例證。

最后需要特別提及的是，李維漢和夫人還為國家培養了一個副國級的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