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3月11日據澳大利亞ABC報道,過去幾天,整個伊朗裔澳大利亞社群的目光都聚焦在黃金海岸一家酒店。伊朗女足就住在這里,參加完亞洲杯比賽后,她們即將踏上歸國之路。沒有人知道,一場秘密行動正在深夜悄然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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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刻的決定
當球隊大巴即將駛向機場時,五名球員設法獨自返回了自己的房間——遠離了球隊隨行的安保人員。
在那間私人客房里,移民代理納格梅-達奈已經等候多時。她帶來了一個改變命運的選擇:尋求庇護,留在澳大利亞。
“她們壓力很大,”達奈回憶道,“不知道該怎么辦,擔心家人,擔心在伊朗的財產。‘如果我們留下來,失去一切怎么辦?’”
這些年輕的女足球員從未想過自己會面臨這樣的抉擇。就在幾天前,她們還是代表國家出征的運動員。而現在,她們成了“叛徒”。
導火索是那場比賽前的奏國歌儀式。當鏡頭掃過伊朗女足隊員時,部分球員沒有開口唱國歌。這段畫面傳回伊朗,國家電視臺迅速定性:這是“戰時叛徒”的行為。
達奈說,伊朗試圖對球員們“洗腦”,讓她們相信回國是唯一選擇。“我們不得不一點點消除她們得到的虛假信息。”
最讓達奈心疼的是,這些球員甚至害怕澳大利亞的警察。“她們說這里的警察和伊朗的太像了,她們在警察身邊感覺不安全。我告訴她們,在這里,警察是保護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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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菲·拉梅扎尼扎德曾擔任過該隊隊長)
恐懼中的家人
作出留下決定時,她們最放不下的,是遠在伊朗的家人。
社群成員法哈德-索赫爾一直在和其中一名球員在海外的親屬保持聯系。“我們知道她們接到了很多威脅電話,”他說,“沒收財產,甚至關進監獄——什么都有可能發生。”
“她們實際上是人質,”索赫爾說,“球員們正在被要挾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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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格梅·達奈)
迅速的行動
一旦球員們表達了留下的意愿,澳大利亞政府的反應出乎意料地迅速。
內政部工作人員連夜介入,開始辦理簽證手續。移民部長托尼-伯克親自出現在現場,見證這一刻。
達奈在澳大利亞從事移民代理工作已經16年。她說:“我從未見過內政部對伊朗人民做出如此有力、如此人道主義的舉動。我為烏克蘭人、阿富汗人、香港人做過這些事,但這是第一次對伊朗人。”
凌晨1點30分(應該是當地時間3月9日深夜),簽證辦理完成。五名球員——法特梅-帕桑迪德、扎赫拉-甘巴里、扎赫拉-薩巴利、阿特費-拉馬扎扎德和莫娜-哈穆迪——終于安全了。
幕后的推手
這場秘密行動其實早在第一場比賽前就已開始謀劃。
一些伊朗裔澳大利亞人注意到球隊抵達的消息,立刻警覺起來。“我們擔心可能有一名與伊朗有關的人員隨隊前來,”索赫爾說。
當時,他們就開始聯系內政部和伯克的辦公室,提醒當局關注此事。比賽結束后,隨著“不唱國歌”事件發酵,他們更加確信:這些球員一旦回國,將面臨巨大危險。
于是當球隊入住黃金海岸酒店后,社群成員就日夜守候在酒店外。示威者哈迪-卡里米說:“我們已經三天沒睡了。當你看到有人被噤聲時,你應該做點什么。”
他們試圖把消息傳遞給更多球員——那些被嚴密看管、與外界隔絕的伊朗女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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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牽掛
周日下午,當球隊大巴離開酒店駛向機場時,守候多日的支持者們試圖躺在地上阻擋車輛。他們高喊著:“救救我們的女孩!”
但大巴還是開走了。
達奈說,她一直在和澳大利亞聯邦警察溝通,希望能接觸那些被帶走的球員。“我表達了對其他女孩的擔憂,她們與我們更加隔絕,我們無法與她們交談。”
“他們出行時受到了嚴密的安保措施,”達奈說,“據稱有伊朗代表隨行。”
當被問到是否還有更多球員會尋求庇護時,達奈說:“我希望有更多人有勇氣這樣做。”
此刻,那架飛往吉隆坡的航班已經起飛。飛機上坐著其他伊朗女足球員,她們將在那里轉機返回德黑蘭。而那些留下的女孩們,則剛剛開始在澳大利亞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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