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到1952年1月2日,朝鮮中部山區氣溫驟降到零下二十五度,鏡浦江面結了一層并不牢靠的暗冰。羅盛教本來在執行地形偵察,突聞孩子呼救,毫不猶豫沖向河心。幾番潛水,用頭頂把崔瑩頂出水面,再也沒有浮上來。從發現溺水到心跳停止,前后不到五分鐘,卻成就了跨越國界的生死情誼。
事故最初被歸入普通意外。志愿軍第141師師長葉健民趕到現場時,看見哭成淚人的鄉親早已把一處山坡的凍土刨開。他意識到,這不是簡單的“管理不嚴”導致的溺亡。當天深夜,他改寫報告,強調“為救朝鮮少年犧牲”,為羅盛教申請特等功。幾天后,志愿軍總部批復同意,遺體按當地最高禮儀安葬。
崔瑩在羅盛教墓前磕頭,額頭磕得血跡斑斑。他哽咽道:“羅同志,我一定替你去打仗。”男孩當時十三歲,身高只及志愿軍成年戰士的肩膀,卻死死攥著那把早已生銹的鋼盔。安葬儀式結束,他給遠在湖南新化的羅父寫信,稱愿做“另一個兒子”。老父親讀罷信,連夜回信,“孩子,好好活下去,替盛教把路走完。”
停戰協定簽署后,1953年10月,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抵達平壤。崔瑩向隨團而來的羅父行最鄭重的鞠躬禮,撲進老人懷里喊了兩聲“爸爸”,圍觀的志愿軍老兵和朝鮮村民無不濕了眼眶。那次會面,崔瑩把一直貼身珍藏的“八一”軍徽交到羅父手中,“這是哥哥在水里掉的,我幫他保存了。”
隨后十余年,崔瑩的名字幾乎從公開報道中消失。他被編入人民軍少年團,接受系統軍事教育。1964年,他二十五歲,在江原道空軍場站擔任團政治助理員;1970年代中期已升至航空師參謀長,軍銜大校。由于經歷特殊,他常被邀請到軍校講授中朝友誼課,課堂上那頂斑駁的鋼盔總要傳到每位學員手里去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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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父第二次赴朝是在1978年春。那時的崔瑩已成家立業,帶著四個孩子迎到火車站。最小的襁褓嬰兒被他抱到老人面前,“他叫羅繼宏,跟您姓。”老人點頭,手卻微微發抖,半天才把孩子接過來。多年后,這個取了中國姓氏的小孫子考入金日成綜合大學中文系,成了家中第三代中文通曉者。
不可忽視的一筆是1979年中朝建交三十周年紀念。崔瑩隨代表團到北京,在八寶山向志愿軍烈士行禮。他對翻譯輕聲一句:“我要去盛教哥哥的故鄉。”當年深秋,他悄悄到了湖南新化,沿著鄉間泥路找到了羅盛教的故居。那是一棟青瓦木屋,屋后有稻田,屋前有上世紀五十年代栽下的兩棵香樟。崔瑩在樹下擺上燒酒、蘋果、辣白菜,默默站了整整兩個小時。
進入九十年代,老兵相繼離世,崔瑩的名字再次被提起,是在一次朝鮮紀錄片里。鏡頭語言簡短:“抗美援朝友誼的見證者崔瑩同志,現任人民軍航空兵高級顧問。”軍銜顯示為少將。畫面里,他已兩鬢花白,卻仍把那頂鋼盔擺在書架中央。訪談中有人問他是否后悔當年去結冰河面玩耍,他搖頭:“要沒有那一跳,我可能早就消失在水底;正因為那一跳,我的生命里多了一個中國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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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瑩晚年住在平壤牡丹峰畔。每逢1月2日都會到大同江畔放一只寫著“盛教哥哥”字樣的蓮燈。2012年,他把珍藏六十年的鋼盔和羅父往返通信原件捐給了平壤戰爭紀念館,附言只有十個字:“兄長在,友誼就在。”
2020年初夏,崔瑩病重。病房墻壁上仍掛著羅盛教的黑白照片。醫生回憶,他最后清醒時低聲說:“要告訴中國朋友,盛教一直在我心里。”同年6月15日,朝方將這位將軍的骨灰安葬于順安烈士陵園,墓碑旁栽著兩棵香樟樹,樹苗來自羅盛教家鄉。
七十載風雨,中朝邊境的鴨綠江水仍在流淌。崔瑩的人生曲線,因一位20歲的中國戰士而改變。有人統計,他一生培養的飛行員超過五百名,其中數十名曾赴中國留學。他常說,空軍最需要的不只是戰機,更是記得犧牲意義的人。在那頂鋼盔的陰影里,少年和英雄共同完成了彼此生命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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