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團結：文化視角下的基層黨組織與鄉村治理——對關中鄉村新時代文明實踐的考察

王心怡

清華大學

政治學系

博士研究生

張競銜

清華大學

政治學系

博士研究生

孟天廣

清華大學

政治學系

長聘教授

再造團結：文化視角下的基層黨組織與鄉村治理

——對關中鄉村新時代文明實踐的考察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 | 王心怡、張競銜、孟天廣

責任編輯 |劉齊

現有研究缺少對“三治融合”中國家主導的文化實踐如何有效嵌入鄉村社會的理論構建與實證考察。本文通過案例分析和對1015個村莊的7年面板數據的雙重差分分析，發現關中地區的“新時代文明實踐”通過雙重文化機制改善鄉村治理：一方面，通過“規范共享”機制提升干部對村莊負責的道德激勵，改善自主型治理績效；另一方面，通過“象征對接”機制在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莊增強村民對干部的信任，提升協同型治理績效。本文超越文化社會學既有的強弱范式，提出能動性解釋路徑，為理解“三治融合”提供了理論分析與關中區域的經驗證據，也為探尋文化效應的因果機制提供了可能的方法。

一、引言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進一步強調了“三治融合”模式在我國鄉村治理實踐中的重要地位。長期以來，學界已經積累了關于村民自治制度與基層法治建設的豐碩研究成果，但圍繞黨建引領下的“德治”開展的研究還比較有限。進入新時代以來，“德治”在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方面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重大命題的提出，為如何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創造性地轉化傳統文化資源指明了方向。“新時代文明實踐”作為一項國家主導的典型治理實踐，集中體現了“三治融合”如何深入影響著我國鄉村當下的治理實踐和未來走向，相關研究迫切需要完善對于這一議題的理論構建與實證檢驗。

事實上，文化一直是觀察國家治理的重要視角。許多學者特別是早期海外漢學家都基于這一視角對中國鄉土社會進行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記述。稅費改革后，面對基層政權懸浮、人口空心化等種種問題，許多學者將宗族紐帶視為基層治理中文化賦能非正式治理機制的一種表征，發現了宗族組織在彌補正式組織功能缺失、克服地方干部的道德風險、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孫秀林，2011；溫瑩瑩，2013；齊秀琳、伍駿騫，2015）。但是，現有研究很少關注那些宗族組織并不發達的地區如何實現鄉村治理。本文所關注的關中鄉村就呈現一種典型的“宗族缺位”的村治模式（秦暉，1993；賀雪峰，2005；趙曉峰主編，2025）。

那么，缺少了在華南和江南鄉村發揮重要治理功能的宗族組織，關中鄉村是如何在城市化進程沖擊下重建村莊秩序、提升基層治理績效的呢？本文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混合研究設計，通過對多個試點案例的定性分析以及對1015個村莊的7年間面板數據的分析，發現“新時代文明實踐”（下文簡稱“實踐”）能夠通過雙重文化機制改善鄉村治理。一方面，“實踐”通過“規范共享”機制促使村莊內部形成“團結群體”（Tsai, 2007），強化了村干部對村莊負責的道德激勵，從而提升了自主型治理績效；另一方面，“實踐”通過“象征對接”機制將村干部塑造為“文化擔綱者”（韋伯，2004/1978），在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莊增強了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從而提升了協同型治理績效。由此，“實踐”同時改變了村干部與村民的行為偏好，為關中鄉村注入了一個自上而下發起、但植根于鄉村文化土壤的治理機制。

隨著我國基層治理中正式制度供給能力的不斷上升，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治理資源如何與既有機制進行融合應用亟待深入研究。長期以來，既有研究更多關注項目下鄉帶來的財政傾斜與政治激勵等更為“實際”的影響因素，而對文化機制的獨立因果效應缺少檢驗。本文針對既有鄉村治理研究在強調本土情境性和追求理論普遍性之間存在的解釋困境，結合文化社會學有關強弱范式的討論，試圖發展出文化的能動性解釋路徑，為觀察基層黨組織領導下的鄉村社會“三治融合”情況提供一個文化視角。

二、文獻述評與理論框架

（一）本土情境性與理論普遍性的平衡：既有視角的貢獻與不足

在鄉村治理研究中，國家意志如何在鄉村社會得以實現一直是核心議題。圍繞這一過程中所反映的政社關系及互動模式，既有研究形成了三種主要視角。

第一個是“國家—社會”范式的沖突論視角，這一視角的理論假設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固有的利益沖突，雙方基于理性選擇邏輯進行博弈。在中國鄉鎮企業大量涌現的20世紀末，許多西方學者都用這種視角來觀察中國鄉村治理，這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了基層官員在應對國家與地方社群利益沖突時的多重身份，刻畫了農民在征地、征稅等過程中的種種策略行動。這種視角通過引入通用的分析概念，將中國村治研究帶入了西方政治學的主流話語體系，但同時也面臨如下解釋困境：一是其沖突假定過于強調國家的支配力（梁永佳，2018）；二是在處理“誰是國家、誰是社會”的操作化問題時，往往難以找到二者之間清晰固定的界限；三是難以囊括政黨的角色，尤其隨著黨建引領基層治理的加強，這一視角缺少描述現階段中國鄉村政社關系的能力（景躍進，2018）；四是難以捕捉到中國不同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Perry，1994；賽奇、邵明陽，2006）。

第二個是“家國一體”的功能主義視角，該視角立足于中國自身的發展歷史，強調在“家國同構”的制度文化基礎上，國家利益與農民利益之間沒有根本性沖突（周飛舟，2021）。這一視角揭示了中國鄉村治理中的特色動員和協調機制，把歷史維度帶入村治研究，不僅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西方理論桎梏，而且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相關研究中表現出較高的理論適用性。但是，這種視角側重國家與社會“合意”的一面，將二者納入一個由統一價值來規范和約束的“社會系統”概念中，使得政治精英與大眾之間共同價值的來源神秘化（米格代爾，2022/2001：5），具有一定的功能主義色彩。有趣的是，“國家—社會”理論最初正是通過強調團體沖突來批評功能主義（米格代爾，2022/2001：10），而當對“沖突”的強調過度泛化時，功能主義視角既提供了啟發，又難免顯示出固有的不足。

第三個是圍繞“關系”形成的互動論視角，強調基層政權在治理過程中依賴地方社會的關系網絡，形成非正式的治理機制（付偉、焦長權，2015；李棉管、覃玉可可，2022）。這一視角較好地揭示了國家正式權力進入鄉村社會的微觀過程，為基層官員如何將治理任務轉化為地方社會可接受的行動邏輯提供了富有本土情境性的理論解釋。但是，一方面，“面子”“人情”這類要素往往被視作政治活動中需要被規范的內容，而基層治理中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與權力運行規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使得策略性使用“關系”的空間受到擠壓；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將“關系”單純視作工具的研究取向忽視了其所蘊含的深層次倫理規范與道德觀念，從而單方面強調中國治理過程的特殊性，很難推動形成更具普遍性的理論視角。

總體來說，以上三個視角已經形成了豐富的理論積淀，在考慮和吸收中國本土社會特征方面具有長足進步。但是這些視角均在不同程度上將基層黨組織及其行為置于較為籠統的分析框架中，未能將其作為一個獨立且關鍵的理論變量加以系統考察。隨著黨建引領工作在基層治理中日益強化，基層黨組織逐漸成為中國政社關系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行為主體，在行政領域之外開辟出文化治理的軌道，通過一整套話語體系將國家意志轉化為鄉村社會的行動邏輯。為此，本文主張引入文化視角，通過發展文化社會學領域既有的解釋路徑，為理解中國鄉村治理提供新的角度。

（二）文化視角的能動性解釋路徑

亞歷山大（Jeffrey Charles Alexander）將文化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分為強范式與弱范式（Alexander，2000），兩種范式分別對應文化視角下的背景性解釋路徑和工具性解釋路徑。文化視角下的背景性解釋路徑將文化作為理解制度運行與治理行為的背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社會學經典著作都被亞歷山大歸為這種強范式。但這種背景性解釋路徑常常暗含“文化決定制度”的單向因果鏈，容易忽視行動者通過符號操演重構文化意義的能力。文化視角下的工具性解釋路徑則將文化視作治理過程中的一種動態的、可被策略性運用的工具。應星（2009）提出的“新德治”與馮仕政（2011）提出的“革命教化政體”等概念，都關注到新中國在建設過程中將文化作為治理工具以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但是，這種文化研究的弱范式過度強調工具理性，難以解釋文化對策略選擇本身的約束作用。周怡（2008）認為，亞歷山大提出的強弱范式論是理論上的理想模型，不僅在實際分類中存在邊界模糊的問題，而且始終難以平衡“文化相對自主”和“文化獨立自主”之間的關系。基于上述討論，本文試圖提出一個新的能動性解釋路徑來調和強弱范式，從而更為全面地考慮文化在不同環節中的自主性。

文化視角下的能動性解釋路徑認為，能動者（agent）雖然是一個帶有策略性和目的性去調取文化“工具”的核心行動者，但并不能在單方面利用文化的同時抵消文化帶來的“反作用力”。能動者由于自身也處在同一文化背景中，會不自覺或無意識地受到文化背景這個深層次變量的影響，這使得其自身在利用文化影響他人的同時也可能會發生未曾預料的轉變。與單方面強調能動者工具性地調用文化的視角不同，這種能動性解釋路徑還關注到文化對能動者行為本身的限制和約束。本文通過牢牢抓住能動者這個分析單元，同時考察其對治理對象施加的影響（作用力）與自身的行為轉變（反作用力），以充分捕捉文化的相對自主與獨立自主，從而把握“文化影響行動”邏輯鏈條中的動態性。

如圖1所示，本文構建文化視角的能動性解釋路徑作為理論框架。這一框架包含頂層解釋路徑、中層理論基礎和底層分析機制三個層次，通過整合韋伯、蔡曉莉（Lily L. Tsai)與杜贊奇的理論資源，將本文的核心理論建構操作化為可用于實證研究的分析框架。

首先，我們在中層確立了分析“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理論基石。“作用力”維度來源于擔綱者理論（韋伯，2004/1978：207-244，461-503）。韋伯認為“擔綱者”（Tr?ger）是通過獨特的精神氣質（Ethos）與價值理性行動（wertrationales Handeln）塑造社會秩序的歷史主體。比如，加爾文宗信徒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擔綱者，而官僚士大夫則是帝制中國的擔綱者。這驅動了本文將“基層黨組織”作為關鍵能動者的分析方式：通過錨定基層黨組織在傳統道德秩序式微的鄉村治理中所發揮的具有“擔綱”意義的文化行為，引導研究者定位其權威地位的文化來源。“反作用力”維度則來源于團結群體理論（Tsai,2007）。該理論指出，兼具包容性（確保干部利益與群體整體利益一致）和嵌入性（使干部持續處于群體的日常監督之下）的社會結構能形成非正式問責機制，憑借村民賦予的“道德地位”激勵干部提供公共服務。這讓我們意識到文化對能動者行為存在反向約束：在利用文化機制進行村莊治理的過程中，能動者自身的意義世界也可能會發生轉變。

其次，盡管這一理論組合構建了一個完整的解釋閉環，但還需要底層分析機制的支持。為此，我們引入杜贊奇（2008/1988：1-23）有關“權力的文化網絡”的論述。杜贊奇強調了鄉村社會文化網絡中的“象征”與“規范”要素，認為前者能夠激發鄉村社會成員的責任感與榮譽感，后者則賦予文化網絡一種受人尊敬的權威。在“實踐”中我們也發現，正是村干部作為“擔綱者”對那些“象征”資源的激活，改變了村民對國家正式權力下鄉過程中群己關系的認識；而“實踐”所形成的“團結群體”也反過來要求村干部率先垂范并執行那些道德“規范”，從而維持其來源于傳統價值秩序的權威地位。杜贊奇的研究還揭示出那些以取消村莊既有文化網絡為前提的官員選任嘗試往往走向失敗。這啟發我們進一步分析鄉村既有文化網絡的結構性差異，分組考察這種“作用力”的異質性效果。由此，擔綱者的主體定位、團結群體的結構塑造與文化網絡的符號要素相互支撐，共同形成本文用于分析“實踐”的理論框架。

三、文化能動性視角下的新時代文明實踐

2018年7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關于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該工作的總體要求之一是“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占領基層思想文化陣地”，各地均將“實踐”作為“一把手”工程之一。“實踐”是一種嵌入基層文化網絡的治理嘗試，由于可依托的在地文化資源不同，各地因地制宜地出現了多樣的創新形式，但其內核均導向本文理論框架所關注的兩種文化作用機制：規范共享與象征對接。以下通過兩個典型活動進行鋪墊性介紹。

一是規范共享機制。富縣生日會是關中某市在首批試點中打造的一個文明實踐活動。“實踐”中心最開始每個季度辦一次活動，把村民都聚在一起，給生日在當季度的老人辦生日會。在難得一聚的活動過程中，村干部帶頭祝壽，同時開展政策宣講和文化活動。許多村民一大早起來幫忙買菜做飯，不少老人都說，“共產黨的干部好，一輩子也沒有兒女給自己過過生日”，讓兒女都要向黨的干部學習。隨著每月一次生日會的儀式實踐，村干部成為村莊里主持和維護傳統道德秩序的核心，在村民不斷賦予的道德激勵下，其內在心理和對自身角色的認知也發生嬗變。盡管村干部最初舉辦生日會是為了完成工作任務，但在這種文化擔綱的實踐中，村干部自身也被納入了一套共享的“規范”之中，那些缺少明確考核指標的公共服務也漸漸被他們賦予了情感聯結與道德期待。

二是象征對接機制。玉縣依托“實踐”中心組建了新婚禮志愿服務協會，共吸引玉縣35家婚慶機構的51名司儀及相關從業人員加入，并免費為新人主持婚禮。村委會在儀式上設置法律常識、時事問答等環節，既滿足了年輕人抵制婚俗陋習的需要，又實現了“一戶辦婚禮，教育一村人”的目標。玉縣是中國第一部成文鄉約的發源地，每當村里有新婚儀式時，村委會便邀請本地善寫書法的老人為新人題寫鄉約中的語句作為家訓，在儀式上贈予新人。這個過程往往使外地賓客對玉縣文化產生好奇，增強了玉縣人的自豪感。在新婚禮的實踐中，鄉約這一沉寂在玉縣文化中的“象征”資源，被村干部進行了符合當下工作需求的轉譯，其儀式性嵌入使得村干部成為增強文化榮耀感的關鍵力量，村民對文化資本的珍視使他們無形中將配合村委會工作建構為維護集體榮譽的道德義務。

這兩個案例集中反映了基層黨組織在“實踐”中嵌入當地文化網絡的具體機制。在農業稅取消前，村干部主要通過與群眾打成一片來完成“收糧派款”等艱巨任務。在這一階段，村干部的本質是不脫產的農民，所獲取的是誤工補貼而非工資（賀雪峰，2022）。但農業稅的取消在本質上改變了國家和農民間汲取與被汲取的關系，資源下鄉成為國家權力進入鄉村的主要方式（應星，2014）。為了避免資源挪用，一系列保證權力規范運行的標準和程序也隨之進入鄉村，村干部身上的農民色彩被大大弱化了。這引出一個核心問題：既然舊的“聯結”已褪色，那么“實踐”所帶來的治理改善，究竟是源于我們在理論上所強調的文化機制，還是僅僅源于集體活動所帶來的人際關系改善？一種看似合理的關系論解釋是，任何形式的集體活動都能拉近干群距離，重建社會資本。然而，這一解釋無法說明本研究的一個關鍵發現，即“實踐”的效果在具有不同文化網絡結構的村莊中表現出顯著的異質性。如果僅僅是村干部與村民“打成一片”就能解決問題，那么這種效應理應是普遍的。因此，我們必須深入到文化實踐的內部，去考察“象征”與“規范”等文化要素在鄉村治理中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研究假設

有關選擇性政策執行的文獻表明，鄉村治理往往面臨著雙重困境。一方面，村干部在政策執行中存在自主性，他們通常傾向于執行“硬目標”而忽視“軟目標”，前者是那些容易評估且與績效直接掛鉤的政策，后者則是那些難以量化且與績效關系不大的政策（唐蒙、孟天廣,2023）；另一方面，村民也會使用種種策略性行為來應對村干部的治理行為（秦祥瑞、沈毅，2021）。基于此，我們將那些依賴基層干部發揮其自主性、責任心和公共服務精神的治理任務界定為“自主型治理實踐”，將那些執行效果高度依賴村民對政策的遵從和主動配合的治理任務界定為“協同型治理實踐”。在“生日會”“新婚禮”等案例中，我們發現“實踐”恰恰為破解上述雙重困境提供了文化上的治理機制：國家通過發起“實踐”試點，使得基層社會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為文化擔綱者，這不僅幫助基層干部贏得了村民的認同，而且使參與到“實踐”中的干部收獲了通往村莊善治的道德激勵。基于以上討論，我們做出如下假設。

H1：“新時代文明實踐”對自主型治理實踐具有顯著正向作用。

H2：“新時代文明實踐”對協同型治理實踐具有顯著正向作用。

概言之，本文認為，“實踐”中自上而下的文化激活本質上是基層黨組織通過“規范共享”與“象征對接”的雙重機制嵌入村莊文化網絡的過程。基于有關團結群體的既有研究，我們認為，基層黨組織在規范共享過程中產生的道德激勵上的改變是相對穩定的，但村民在象征對接過程中對這一文化資源的吸納可能受制于既有的文化網絡結構。

杜贊奇在華北鄉村中所關注的文化網絡主要是廟會、水利組織，國內學界則關注了本土信仰和血緣組織的作用。本文所關注的關中鄉村是一個“有戶族而無宗族”的地區，以及不少研究指出，廟與廟會是關中基層社會秩序的核心（賀雪峰，2005；李永萍、杜鵬，2016；孫敏，2017）。因此，我們更多將目光投向村莊中的信仰系統。雖然宗族、村廟在中國大部分鄉村都有歷史延續，但從村廟數量和廟會頻次來看，還沒有能夠超過關中鄉村的地區（趙曉峰、張紅，2012）。在關中鄉村，參與廟會是關中村民的義務，外嫁女必須在廟會當天回家看望父母。新中國成立以來，廟與廟會的地位發生過變化，其存續與復建情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的文化網絡。除此之外，關中地區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狂熱”現象，但一山之隔的陜南地區卻在歷史上有多次相關情況的記載（秦暉，1993）。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村莊內部信仰實體的存續能夠相對集中地反映關中鄉村文化網絡結構的變遷情況。

本文調查的仁村可以具體說明村廟作為關中鄉村社會整合紐帶的深層意義。該村在近年“農轉居”過程中整體搬遷至城市社區，然而村民們自發地將原村廟中的石馬、祖宗牌位等整體平移到新的社區活動中心。更重要的是，每年固定的祭祖儀式并未因“上樓”而中斷，每年正月十二日，在社區的中心廣場上，全村人依然聚集在一起共同祭拜“仁村列祖列宗”。需要注意的是，他們供奉的不是一姓一戶的祖先，而是一個想象中的共同祖先，這清晰地體現了維系仁村文化網絡的不是基于血緣的宗族，這也與本文樣本中“村內無絕對大姓”的人口結構特征相吻合。仁村極為典型地反映了“廟”對關中鄉村社會的重要性：作為轉居過程中尤為順利的社區，仁村“從沒有鬧出牽著豬羊坐電梯的笑話”；可即便所有行為方式都可以切換為城市居民的方式，仁村人也難以割舍圍繞“村廟”的系列儀式和物質載體。這側面說明了以“村廟”作為劃分標準是我們理解關中鄉村文化網絡結構的合理切入點。

因此，我們依據如上觀察，以“村廟”的保留情況來區分不同村莊傳統文化資源的集聚水平。一類是較好地保留了傳統文化網絡的村莊，這類村莊保留了以村廟為主體的單一信仰實體，傳統的禮俗秩序與人際網絡未發生顯著變遷，其內生的文化系統能夠提供與“實踐”所倡導的孝老愛親、鄰里互助等政策話語具有內在一致性的意義空間，因此最有可能對“象征”激活機制產生積極的承接效應。與之相對，在那些缺乏村廟這一傳統整合中心，或在村廟之外還存在其他競爭性文化團體的村莊中，文化網絡呈現顯著的異質化特征，傳統禮俗秩序的式微導致國家話語的進入面臨無物可依的懸浮困境，多元的文化權威格局造成鄉村社會內部認同分化，增加了國家話語利用文化機制在基層社會進行轉譯與內化的成本，從而抑制了政策執行的效能。為了行文簡潔，我們在后續的圖表和論述中將這兩類村莊分別簡稱為“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和“傳統文化基礎薄弱的村”。基于如上討論，我們做出如下假設。

H3：“新時代文明實踐”對協同型治理實踐的促進效應，在“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中顯著，而在“傳統文化基礎薄弱的村”中不顯著。

必須指出的是，本文試圖論述的機制發生在個體層面，而結果體現在村莊層面，這涉及跨層級推論的問題。規范共享機制體現了文化對村干部的“反作用力”，雖然作用對象是個體層次的，但村干部是“自主型治理實踐”中的關鍵決策者，其個體層面的道德自覺會對村莊層面的資源分配決策產生重要影響。而象征對接機制則體現了文化對村民的“作用力”，雖然作用對象是村民個體，但在“協同型治理實踐”中，政策的成功與否正取決于村民的集體遵從程度，因此正是村民層次集體信念的轉變，才會匯聚成為村莊層面的治理效果。而這種從“個體”到“集體”的推論，也正是本文嘗試說明的問題——“實踐”如何“再造團結”。

五、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

2020年7月，我們首次在西安、渭南接觸到“實踐”試點工作的有關情況，隨后通過收集績效考核體系文件等材料和開展田野觀察等方式持續在關中地區了解該項工作的進展。2023年，我們又利用在連云港基層掛職的田野機會，以政府官員的身份深度參與了“實踐”站所的運轉，在比較中形成了明確的學術問題，并在2024—2025年多次返回關中進行資料收集。通過對關中秦市下轄所有行政村進行調查，我們建立了一個包含1000余個村莊2016—2022年的村莊支出結構、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供給等變量在內的數據集，通過人工智能輔助的異常值識別，最終形成1015個村莊7年的平衡面板數據。這些資料的積累為本文采用混合研究設計提供了可能。

（一）混合研究設計

受到人類學的影響，傳統的文化社會學以深描為主要研究方法（Alexander，2003），文化視角被普遍認為難以提供因果解釋（周怡，2004，2024），因而總是處在基層社會研究的邊緣地帶。本文創新性地采用混合研究設計，結合定性案例和定量數據，以實現對因果機制的深入探索（孟天廣，2018）。利伯魯（Evan Lieberman）是混合方法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他提出“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方法，即首先使用大樣本定量分析，探索并初步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然后基于第一步的統計結果，有目的地選擇一到兩個案例，采用質性方法深入分析因果機制是否成立（Lieberman,2005）。本文同樣采用這種嵌套分析的研究設計。由于數據集是一個包含試點信息的面板數據，本文在定量分析部分采用傾向得分匹配—雙重差分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簡稱PSM-DID），實現了基于自然實驗設計的因果推論，并進一步結合質性材料來進行機制補充與競爭性假設排除。需要強調的是，本文定性案例的功能并非提供統計代表性，而是對定量模型所識別出的平均效應進行深入的機制解釋。

（二）PSM-DID模型設定

本文利用2018年下半年開啟的“實踐”試點這一準自然實驗，以入選試點的秦市嶺縣轄區內的66個鄉村為處理組，秦市非試點縣鄉村為對照組，將2019年設定為干預時點，采用PSMDID模型進行因果識別（Callaway & Sant'Anna,2021），并在此框架下運用事件研究法檢驗平行趨勢假定與動態效應（Sun & Abraham,2021）。為驗證分組的可比性，我們基于縣域年鑒數據回溯了試點開始前十年的基礎特征。如圖2所示，盡管處理組所在縣和其他縣在部分指標的絕對水平上存在差距，但在地區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及農民可支配收入上的長期演變軌跡高度吻合，滿足了PSM-DID方法中雙重差分估計所需求的平行趨勢前提。

鑒于“實踐”落腳于鄉村，本文以行政村為分析單元。如表1所示，匹配前，處理組與對照組在總人口、村民大會召開頻次及黨員占比等關鍵特征上存在顯著的系統性差異。為此，本文構建Logistic模型，納入表1所示的經濟、社會等多維協變量及結果變量基期趨勢估算傾向值，通過PSM消除組間混淆，為DID估計構建可信的反事實框架。

本文采用1∶5最鄰近匹配法，并將卡尺值設定為0.2進行匹配，將滿足匹配條件的村莊及其跨年觀測數據納入分析，由此構建出一套包含64個處理組村莊與323個對照組村莊的面板數據。如圖3所示，匹配后兩組在各維度的標準化平均值差值大幅縮小（SMD<0.1），協變量平衡性顯著提升，有效緩解了樣本自選擇偏誤問題。傾向得分重合性檢驗顯示傾向值分布高度重合，滿足了傾向得分匹配的共同支撐假設。本文進一步基于事件史分析框架驗證平行趨勢假設，結果顯示干預前兩組無顯著差異且F統計量不顯著，假設成立。針對潛在的預期與溢出效應，本文認為一方面“實踐”試點的政策窗口期有限，基層村莊在試點政策正式公布前缺乏足夠時間進行長期的行為調整，這使得預期效應從根本上破壞平行趨勢假設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由于“實踐”試點是并行推進而非示范擴散過程，其具體的干預模式（如“新婚禮”對傳統鄉約的創造性轉化）高度依賴試點村莊自有的文化資源，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資源和動員能力受行政邊界約束，對照組村莊難以簡單復制其政策，這種文化資源的在地性也減少了村莊間發生橫向溢出效應的可能。

（三）變量選擇

本文的結果變量聚焦于村莊層面自主型與協同型治理實踐的成效。具體而言，參考前述定義，在自主型治理實踐中，由于缺少“硬指標”要求，基層黨組織作為鄉村社會的領導核心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此我們選擇觀察村集體經濟分紅支出作為自主型治理實踐的代理變量。盡管在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分配中，村干部的權限受到明確的法律法規約束，不存在完全自由裁量的空間，但由于村莊治理異質性較高，沒有標準的分紅方案，村級黨組織在管理集體資產收益時需自行制定分配制度。在操作上，本文采用村集體分紅支出占村集體自營收入的比例作為結果變量。

在協同型治理實踐中，由于涉及公私領域的邊界跨越，政策執行效果高度依賴村民對政策的遵從與配合意愿，本文選取以農村戶用廁所改造為代表的人居環境整治作為協同型治理實踐的典型代表。在操作上，本文構建了一個描述戶用廁所改造完成情況的虛擬變量，若該村在當年完成了戶用廁所改造，則賦值為1，否則為0。2018年2月，《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要求“加快推進戶用衛生廁所建設和改造”，注意采取“群眾接受”“經濟適用”的模式（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18），強化了對這項工作自上而下的監督和考核。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行政指令給縣域范圍內的村莊帶來的外部沖擊具有同質性，即無論是試點村還是非試點村，均面臨類似的行政動員壓力。然而，這并未導致治理績效的均等化，村莊層面反而呈現顯著的執行效果差異。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與道路、水利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同，戶用衛生廁所改造具有顯著的公私合作屬性，不僅涉及對私人空間的物理改造，還觸及農戶衛生觀念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若缺乏村民認同與配合，往往會遭遇“軟抵抗”。我國農村改廁工作起步較早，在長期推行后，容易改造的存量已基本完成，單純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動員已難以取得可觀的進展。此時，2018年下半年同步引入的“實踐”試點，恰好構成了一個能夠清晰識別政策效應的準自然實驗。作為區別于行政命令的外生變量，“實踐”試圖以文化機制介入私域空間，解決傳統行政手段難以到達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因此，在剔除了全域性政策影響的基準趨勢后，不同類型村莊的組間差異正是本文試圖通過文化視角的能動性機制來解釋的因果效應。

需要承認的是，在當前中國的鄉村治理背景下，對治理行為的類型進行有效操作化面臨挑戰，許多在經典文獻中被廣泛使用的衡量指標已不再適用（圖4呈現了一些常見的鄉村治理指標在本文樣本中的情況）。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任何單一指標都難以完美捕捉“自主型”與“協同型”治理實踐的全部內涵，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基于對研究情境的深刻理解，選擇“次優”的代理變量。

為了檢驗政策效應的異質性（H3），本文進一步在PSM-DID模型基礎上增加鄉村文化網絡結構的變量，分別運用交互效應和分組回歸進行異質性分析。本文依據村廟的存續情況將樣本村莊分為“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和“傳統文化基礎薄弱的村”兩類。在我們的總體數據樣本中，52.66%的鄉村屬于“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此外，在控制變量方面，本文參考鄉村治理相關文獻，主要考察村莊經濟水平（孟天廣、陳昊，2014）和正式制度能力（Tsai，2007；陳家建，2013）兩類變量。具體來說，本文在PSM-DID模型基礎上補充以下幾方面的變量：經濟維度包括經對數處理的村民人均收入、上級撥款及集體自營收入；制度維度考察黨員占比；文化維度考察文化網絡結構類型。鑒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通過個體固定效應控制了人口規模、地理區位等不隨時間變化的村莊特征，為避免多重共線性，本文不再重復引入這些變量。

六、新時代文明實踐與鄉村治理

（一）文化的反作用力：規范共享機制

1.效應分析

表2展示了“實踐”對分紅支出占村集體經濟收入百分比的DID模型回歸結果。從模型1到模型3，我們逐步加入了村莊政治經濟及文化網絡等一系列控制變量，調整后

R

2

隨控制變量的加入而提升。模型1至模型3的估計結果顯示，DID系數始終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為驗證因果識別的有效性，本文進一步運用事件研究法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F

統計量顯示干預前各年份系數的聯合顯著性檢驗不顯著（即系數項聯合為0），這說明平行趨勢成立。根據模型3，“實踐”試點的凈效應促使分紅支出占集體收入的百分數平均提升了5.072個百分點，假設1通過檢驗。

2.機制分析

表2的回歸結果顯示，“實踐”顯著提升了自主型治理實踐的執行效果。為了刻畫這一效應背后的規范共享機制，我們選取東村的分紅實踐作為典型案例來具體呈現文化的“反作用力”是如何發生的。

東村通過觀光農業、房屋出租、溫泉運營等產業，積累了可觀的集體經濟資本，每年年末村集體能夠為全體村民提供數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保底分紅。在“實踐”實施以前，東村也存在一些紅白理事會、敬老會等自治組織，這些組織隨著人口空心化等趨勢漸漸淡出，但“實踐”在移風易俗、弘揚傳統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要求使得村干部又重拾這種組織機制。東村村委會利用集體經濟優勢，在村莊內開展了系列幫扶活動。在東村的集體經濟收益分配中，我們發現一種與城市居民截然不同的“道義邏輯”。例如，東村村委會定期召開村民代表大會，商議將村集體收入用于獎勵大學生、補助高齡老人，以及幫扶“得了尿毒癥也跑了老婆的男人”，村民們普遍表示贊成。村民大多支持村干部去實施符合道義秩序的分配方案，而沒有表現出過多的利益計算，這體現出道義邏輯在鄉村社會中強大的規范力量。

村干部在主導和參與這些分配實踐的過程中，其自身的價值認知也同樣受到這些共享道德規范的深刻影響。正如有研究所描述的，道德地位可以是一種強大的激勵，它不僅能讓人“自我感覺良好”，還有機會轉化為社會和經濟地位（Tsai,2007:356）。村干部作為村莊“道義邏輯”的執行者，村民對其“高于平均水平的道德表現”給予尊重和認可，這種“在社區中傳播的關于個人的認可的口頭信息”（Riches，1984：235）形成的激勵，促使村干部產生超越簡單行政責任的“公心”與“擔當”。這種內在意義世界的改變在2024年東村的分紅決策中得到了清晰體現。當年，東村集體經濟年收益為300萬元，但村委會卻決定從歷年賬面結余中再提取100萬元，湊足400萬元作為村民分紅，以保證每位村民的保底收入。其實就程序合規而言，當年“收多少發多少”完全合乎情理，而且東村村民很少要求更好的待遇，因為他們自認為“要是在隔壁村什么都沒有”。這一超額分配的決策恰恰從側面揭示了村干部所內化的一種超越了簡單會計責任且并非被動回應的公共服務意愿。有一種觀點認為，如今的鄉村治理要依靠經濟能人，集體經濟的強大會增強村干部的話語權，擴大其自由裁量空間。但東村讓我們看到，即便在一個集體經濟大村，村干部也會受到這種共享“規范”的強大約束，由此導向更負責任的公共治理路徑。

（二）文化的作用力：象征對接機制

1.效應分析

表3展示了“實踐”對人居環境整治成效的PSM-DID模型回歸結果。模型1為僅包含村莊與時間固定效應的基準模型，模型2和模型3在此基礎上依次加入了村莊政治經濟控制變量和文化網絡結構變量，調整后

R

2

隨控制變量的加入而有所提升。結果表明，“實踐”對人居環境整治成效的影響是積極、顯著且高度穩健的。邊際效應分析表明，“實踐”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使農村戶用廁所改造完成的概率提升約1.95%，由此假設2通過檢驗。模型3中的一些控制變量也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人均收入和黨員比例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村莊自身的經濟能力和更強的組織能力對于推進需要村民配合的治理任務同樣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這進一步印證了將以農村戶用廁所改造為代表的人居環境整治作為協同型治理實踐代理變量的合理性。

但正如上文所述，這種象征對接機制可能受制于鄉村社會自有的文化網絡結構。為此，本文在模型3的基礎上引入核心解釋變量與文化網絡結構的交互項以檢驗假設H3，輔之分組分析以檢驗這種異質性的穩健性（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在“傳統文化基礎良好的村”中，“實踐”顯著促進了人居環境整治。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傳統文化基礎薄弱的村”中，“實踐”的政策效應在統計上均不顯著。由此假設3通過檢驗。

這一異質性分析結果為本文的理論框架提供了重要支持，有力地排除了將分紅支出占比的顯著增長簡單歸因于關系論的競爭性解釋。這是因為，如果村干部與村民“打成一片”是真正的機制，我們沒有理由預期其效果會受到村莊文化網絡結構的顯著調節。正是因為“實踐”的作用力需要通過激活和對接地方性的文化象征才能有效傳遞，我們才觀察到了如此清晰的異質性。這證明本文理論框架中所強調的文化機制具有獨立的因果性，是理解“實踐”何以有效的核心所在。

2.機制分析

表3的定量結果顯示，“實踐”顯著促進了“協同型治理實踐”的執行。那么，這種宏觀的統計關聯在微觀層面是如何發生的？我們選擇了一個符合模型預測的典型案例來深入闡釋其中的象征對接機制。

靈村集體經濟薄弱，經濟水平偏低，這使得戶廁改造這類需要村民部分自籌資金和改變生活習慣的政策在推行初期面臨巨大阻力。然而，“鼓社”的成立和運轉成為破局的關鍵。靈村傳承著一種“鼓調”，相傳是文王伐商時為鼓舞士氣所做，村民對這一鼓調有極強的文化自豪感：“只要是我們村的人生下來就會，不是我們村的人，上門女婿30年也學不會”（20240730靈村01）。在“實踐”對傳統文化的挖掘下，村干部引領村民成立鼓社，嘗試激活這一文化資源。一開始這一舉措也招致非議，有村民表示這一舉措“受到很多人的不理解，說有啥意義，又不耍個熱鬧”（20240730靈村02），但村干部想方設法為鼓社提供演出機會、場地，漸漸地，有村民發現“娃娃們原來沒事就是玩手機，現在愛學這個，學上一段就想著能去哪演出”（20240730靈村03）。隨著參與的村民越來越多，練鼓的過程極大地凝聚了村民的集體精神和文化認同，村民們紛紛表示“心齊鼓才能齊”（20240730靈村04），“我們這有個平時很細香很細香的人，平時給自己一雙鞋都舍不得買，都要給鼓社捐一百元”（20240730靈村05）。

但是，鼓社的復興并非一帆風順，在成立初期曾因部分村民不理解而遭遇阻力，甚至發生了設備被蓄意破壞的事件。這一沖突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村干部如何建立新型聲望的窗口。村干部通過調取監控很快確定了破壞者，但并未選擇公開揭發這一可能激化矛盾的處理方式。相反，在村民的追問下，村干部以開玩笑的方式將責任攬到自己親屬身上，悄然化解了這次危機。這種蘊含著傳統智慧的“公心”產生了遠超預期的效果：那位破壞者深受感化，后來轉變為鼓社最積極的骨干之一。更重要的是，這一事件在全村范圍內為村干部贏得了超越行政身份的道德聲望。這種聲望的建立，與以往通過發展產業等經濟項目積累的權威有著本質區別。村民在評價經濟項目時，往往會帶有一種經濟理性的審視，難以完全排除對村干部個人利益的揣測。然而，復興鼓社是一個純粹的文化行為，它調用的是村民共享的身份歸屬感、文化自豪感與集體榮譽感。在這一過程中，村干部不但沒有直接的物質利益可圖，反而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其行為的“公心”因此變得清晰可見。當鼓社成功地走向更廣闊的舞臺甚至吸引了外國友人前來學習時，這種由文化認同催生的集體凝聚力達到了頂峰。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村民完成了對村干部角色的再認知：村干部不僅僅是上級政策的執行者，更是本村文化與榮譽的守護者和“擔綱者”。

因此，當村干部轉而推動戶廁改造這一短期內可能會帶來水費上升等有損村民經濟利益的政策時，村民的配合便不再僅僅基于對政策利弊的理性計算，而是真正相信這些帶領他們復興鼓社的村干部做事公道正派，有更多“辦法”，懂更多“科學”（20240730靈村06）。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我們的核心觀點：這種象征對接機制并非源于泛化的人際關系網絡，而是根植于特定文化土壤的治理基礎，其所展現的效能是由象征符號和道德聲望共同催生的。戶廁改造作為一項全國性人居環境整治任務，并不會因為“實踐”試點推行與否而獲得額外的財政傾斜或行政激勵，因此試點村和非試點村在該項任務上所能獲得的資源或面臨的壓力是均等的。事實上，與非試點村一樣，靈村的戶廁改造起初同樣面臨巨大阻力，但靈村最終在缺乏額外資源投入的情況下依靠村民的信任而非行政壓力成功執行了政策。

對于這些文化實踐何以改善治理的問題，一種看似合理也符合既有研究的工具性解釋路徑是，村干部是將這些文化活動作為一種工具性“抓手”，策略性地通過它們來改善干群關系，從而服務于其他治理目標。然而，我們的田野觀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駁這種解釋路徑。多位村干部在訪談初期并未將這些文化活動與其他政策的執行效果直接掛鉤。在他們的認知中，舉辦文化活動就是為了完成“實踐”這項獨立的考核任務。在陪同我們調研和深入訪談的過程中，他們才開始對許多彌散性的改變進行反思和關聯：“你們不說我以前還真沒往這想，你現在這么說，我好像有點明白為什么讓搞這么多（文化活動）了”（20240730靈村07）。這種事后的“恍然大悟”清晰地表明，村干部并沒有將文化活動作為完成其他治理目標的“抓手”的先決意識，這也恰恰印證了本文理論框架中關于“反作用力”的核心觀點，即村干部最初可能只是將“文化”作為一種需要完成的任務，但自身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卷入了新的意義世界，從而發生了不知不覺的內在轉變。

七、結論與討論

本文的經驗出發點首先源于既有鄉村治理文獻對華南、華北地區功能性宗族的集中關注。在鄉土秩序與價值觀深受城市化進程沖擊的今天，如果說宗族在鄉村社會有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功能，那么在具有“關中無宗族”特征（秦暉，1993）的類似地區，是否存在替代性的機制？對“新時代文明實踐”的關注讓我們重新思考“文化”作為一種治理資源的功能定位。自“第二個結合”提出以來，村治中的文化資源與正式制度的互補效應不斷增強，“文化”在治理中呈現出全新的功能定位與實踐方向。本文正是在這一變遷中嘗試建構鄉村治理中政黨—社會在文化網絡中互構的分析框架，為理解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理論切口。

在這一框架下，基層黨組織作為關鍵能動者的角色顯得尤為重要。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自清末啟動的“國家政權建設”進程始終面臨如何重構鄉村文化網絡的歷史命題，晚清政權試圖繞過既有文化網絡推行現代化改革，卻因無法建立新的社會整合渠道而加速崩潰（杜贊奇，2008/1988）。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集體化運動瓦解了傳統文化網絡的組織基礎，某些地區的“治理真空”直到改革開放初期被經濟能人憑借其財富地位填補（盧福營，2011）。而近年來國家權力進入鄉村時越來越多地與傳統文化權力網絡互動，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張力得到部分緩解（景躍進，2018）。但基層治理并非復歸到傳統的“士紳—官僚雙軌政治”，而是呈現國家在場時代的“政黨—行政新雙軌政治”（張競銜、孟天廣，2024），國家通過政黨建設將基層黨組織塑造為文化擔綱者，從而使國家正式權力嵌入鄉村社會中的文化網絡，在行政理性之外開辟出文化治理的空間，補充行政權力難以完全覆蓋的價值整合、秩序生產與認同塑造等領域。這種新雙軌模式打破了“國家吸納社會”或“社會抵抗國家”的二元敘事，凸顯了政黨在文化擔綱者方面的能動性。文一（2016）曾用胚胎發育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產業革命，認為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在于國家同時培養了市場和早期行動者，這為我們思考黨在社會發展中的特殊地位提供了啟發。與此類似，由于缺乏自發的社會組織基礎，關中鄉村始終缺乏內源性力量來推動變遷，新中國成立后的諸多改造和變革都高度依賴自上而下的國家政權推進（何軍，2006），而“新時代文明實踐”為村莊塑造了新的互動“場域”，幫助基層黨組織與村民構筑起一個具備價值一致性的文化網絡，由此激活了鄉村社會內生的主體性，成為實現人心齊、家園美、產業旺等目標的可持續動力。

概言之，本文試圖在以下方面做出學術貢獻。第一，在理論層面，本文構建文化視角的能動性解釋路徑。這個路徑同時觀察文化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兩個方面：在作用力維度，觀察能動者通過利用文化資源對治理對象所造成的影響；在反作用力維度，觀察能動者在利用文化資源時自身意義世界所發生的轉變。這一視角調和了文化社會學中既有的強弱范式在文化“自主性”方面的分歧，為理解基層黨組織在當代鄉村治理中的功能和角色提供了不同于主流視角的新的分析框架。第二，在實證層面，本文通過聚焦宗族缺位的關中鄉村，為理解中國村治模式的多樣性提供關鍵性的類型補充。盡管關中地區的人口聚落在中國歷史上成熟較早，近現代村治研究卻更關注華北根據地、江浙鄉鎮經濟、華南宗族等，而很少關注關中鄉村治理。但正如利奇（Edmund Leach）對江村研究的質疑，即基于個別社區的微觀研究能否概括中國國情（費孝通，2016）？或許市場之于川西地區（施堅雅，1998/1964），宗族之于華南地區（弗里德曼，2000/1958），二者本質上都是一種區域經驗，我們仍需探索更多未竟之地。第三，在方法論層面，本文采用定量與定性結合的混合研究設計，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嵌套分析和交叉驗證，克服了傳統質性研究在識別因果效應上的局限性和單純定量分析在機制發現層面的“黑箱”困境，力求實現“廣度”與“深度”的結合，提升社會科學研究采用文化視角理解因果關系的潛在能力。

當然本文也存在若干局限。首先，本研究的定量數據以客觀指標為主，缺乏對村干部或村民主觀認知變化的歷時性測量，這使得本文對核心機制的檢驗主要依賴于定性闡釋，而未能直接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其次，本研究對村莊文化網絡結構的劃分采用了代理變量，這雖是進行定量異質性分析的必要簡化步驟，但無法完全捕捉鄉村文化生態的全部復雜性，未來的研究可結合質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簡稱QCA）等方法，對導致政策效應差異的多元條件組合進行更細致的探討。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受限于政策試點非隨機分配的客觀現實，盡管本文采用了PSM-DID和安慰劑檢驗等方法來盡可能克服潛在的估計偏誤，但本研究的定量部分在因果識別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然而，本研究的核心價值并不僅僅依賴于定量分析的檢驗。通過將宏觀數據分析與微觀案例分析相結合，本研究的真正貢獻在于打開了文化機制的黑箱，并以此為基礎建構了一個以文化為核心的理論框架。在缺乏理想實驗條件的現實下，這種混合研究設計或許是當前分析這一復雜現實的可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