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美國深度介入內戰，為何中共勝利，希臘共產黨卻遭遇失??？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杜魯門主義”的出臺迫使斯大林重新思考希臘問題。本來，作為已經拋出的籌碼，希臘是最不可能發生問題的地方：自從1944年10月與丘吉爾達成“百分比協定”之后，斯大林虔誠遵守協定的態度簡直讓丘吉爾都覺得感動。

1、斯大林介入希臘內戰

“十二月起義”爆發后，英、美報刊都在抨擊丘吉爾政府，稱其恃強凌弱，在對德戰爭尚在進行時就血腥鎮壓抗擊德國納粹的抵抗戰士，只有《真理報》《消息報》等蘇聯媒體對此只字不提。希共起義失敗之后，斯大林甚至不讓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收留逃到北方的希臘解放軍戰士。

“十二月起義”及之后的白色恐怖時期，扎希阿里阿迪斯和希共政治局在做出組織軍事反擊決定的前后一直尋求蘇聯的軍事援助，但都落了空。

斯大林的這番態度，絕不僅僅是為了恪守與丘吉爾的“百分比協定”，或者說犧牲希臘以換取蘇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他的目光比這更長遠，勸希共（以及法共、意共、中共）走“聯合政府”的道路，最終目的是以一種蘇聯可以接受的方式參與羅斯福構想的戰后世界秩序，從而在下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保證蘇聯的安全。

按羅斯福晚年的設想，世界將由美、蘇、英、中四個大國維持和平，同時用一套新的金融穩定機制避免1929年“大蕭條”那樣的禍患。羅斯福很清楚，如果不把一直被排斥在西方之外的蘇聯拉進新的世界體系，任何戰后安排都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和平。根據羅斯福的設想，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布雷頓森林召開了國際金融貨幣會議，美國在會議上對戰后世界經濟合作機制提出了初步構想，并急切地希望蘇聯加入。

斯大林并不相信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真的能夠長期維持和平，不過他決心要在戰爭再次爆發之前讓蘇聯變得更加強大，以便利用戰爭帶來的機遇。所以他愿意在獲得安理會否決權的情況下參與創建聯合國，也愿意在蘇聯獲得重建援助的前提下參與美國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

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并不符合斯大林的設想。1945年4月羅斯福去世之后，斯大林總是對美國的安排感到疑心，布雷頓森林體系在他看來正是一個破壞蘇聯經濟安全的圈套。在至關重要的1946年，這種擔憂最終導致蘇聯沒有加入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

于是，斯大林參與羅斯福式戰后世界秩序的設想落空了，蘇聯主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群體實際上已經與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參與國在經濟上分成了兩個陣營。

兩個陣營在政治上的分化也隨之而來。戰后初期，英美認為蘇聯在東歐完全違背了其原本的承諾，波蘭問題、羅馬尼亞問題、保加利亞選舉問題都沒有按照《大西洋憲章》的設想和《雅爾塔協定》的字面意義得到解決，所以跟蘇聯談判是無效的，只能用實力加以威懾。與此同時，蘇聯則認為既然英美已經在事實上承認東歐是蘇聯的勢力范圍，那么紙面上的那些“民主政府”和“民主選舉”等概念完全可以由蘇聯自己來定義。

在蘇聯看來，自己為了換取在東歐的利益已經犧牲了希臘、法國和意大利的共產黨，也沒有公開支持中共，英美卻在得到了這些利益之后又來跟蘇聯在東歐問題上摳起字眼，說明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本性難改——亡蘇之心不死。

在斯大林的眼中，英美正企圖扶植德國、日本，一場由英美充當后臺，由其他仆從國先行上場的“反共戰爭”隨時可能因為某一場國際危機的火星而爆發。1946年初先后發生的伊朗、土耳其和中國東北的危機不斷“印證”著斯大林的觀察和判斷。

1946年3月之后，美國人在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中都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蘇聯的反應看似激烈，實則在這幾個地區都有所收縮。在希臘則不同，希共本就控制著不容小覷的武裝力量，既然連美國人都如此看重，不妨同意他們鬧一鬧。

今天我們已經可以從解密的蘇聯檔案中得知，“杜魯門主義”的出臺對蘇聯調整希臘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蘇聯認為，美國插手東地中海地區將威脅蘇聯南方脆弱的“軟腹部”。

2、為何以南斯拉夫的名義

這使得已經在伊朗危機和土耳其危機中吃了虧的斯大林，徹底放棄了“維持戰時同盟”的戰略構想，但也給了他一個將“棄子”進行“回收利用”的機會。

此時斯大林仍然不相信希共能夠武裝奪權，所以他沒有承認希共所建立的政權，僅開始準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支援希共。他的算盤是，在希臘掀起新一輪內戰就能不斷給英國制造麻煩，從而在不破壞《雅爾塔協定》整體框架的前提下分散英美的戰略資源，使其無力在東歐與蘇聯爭衡。在蘇聯亮了“綠燈”之后，扎希阿里阿迪斯于1947年5月到莫斯科覲見斯大林，得到了這位鐵腕領袖，援助希臘共產黨起義的承諾——一個從未真正兌現過的承諾。

斯大林喜歡將所有的選擇都留在桌面上。同一時期在中國進行著的國共戰爭告訴他，共產主義運動在落后國家的發展常常出人意料，自己的判斷也是需要不斷修正的，中共武裝已經擋住了國民黨軍隊的強大攻勢，在許多戰場甚至積累了一連串的勝利。如果希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下堅持下去，希臘就能成為消耗美國國力的無底洞，而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蘇聯始終沒有對希共樹立的政權予以外交上的承認，其援助也大多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轉交給希共，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自身卷入希臘內戰的風險。不過，南斯拉夫何以就愿意去蹚這渾水呢？

蘇聯的支持在理論上改變了希共的“棄子”地位，但社會主義陣營里真正深度參與希臘內戰的是南斯拉夫。

早在德軍占領時期，南共聯盟與希共就在共同抗擊德軍的過程中結下了深厚友誼，南斯拉夫的同志不忍看到希臘戰友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早就開始了秘密援助，等到1947年斯大林為希臘內戰開“綠燈”后，這類援助的規模就更大了。

盡管保加利亞也向希共提供了食物、紙張和15輛卡車等基本物資，但只有南斯拉夫給予了希共武裝急需的大批戰略物資：3500支步槍、3500挺機關槍、2000門德制機關炮、7000挺反坦克槍、10000枚地雷和12000件衣服。比這些實物援助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還在本國南部與希臘接壤的地區專門留出一片區域給希共武裝充當境外根據地。在該地附近生活的主要是馬其頓人，早在1944年的“十二月起義”失敗之后，就有許多希共的馬其頓戰士逃到這里，在鐵托政府的庇護下逃離希臘右翼政府的追捕。

1947年希臘內戰全面開打之后，南斯拉夫公開支持希共，逐漸讓上述地區發展成了一個自治的“小希臘”。希共在這里有自己的語言學校、新聞媒體、警察局、醫院，乃至自己的貨幣，希臘政府軍卻不敢實施越境打擊。1947年9月11-12日，希共中央在南斯拉夫召開了黨的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放棄一切談判嘗試的決議，制定了先解放馬其頓、色雷斯，并把希臘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作為根據地和首都的戰略。蘇共中央對外政策部在同一時期編寫的報告中高度肯定了南共聯盟武裝斗爭的經驗，批評意大利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對西方的斗爭不夠堅決，這一論調凸顯了蘇共對國際形勢判斷的重大轉變。

1947年9月22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成立，彰顯了社會主義陣營協調行動對西方的冷戰攻勢發動反擊的決心。南斯拉夫作為情報局的東道國，在幫助希臘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一事上擔負著當仁不讓的責任。

南斯拉夫之所以愿意下血本支持希共，自然有地理上的原因和支持意識形態盟友的意圖，不過更與其指導巴爾干地區革命事業的雄心有關。

在戰后出現的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之中，鐵托治下的南斯拉夫是一個獨特的存在。鐵托握有真正獨立于蘇聯紅軍的武裝，因此自視擁有更適合巴爾干地區情況的“南斯拉夫經驗”。如果希共在南斯拉夫的援助下奪取政權，那么鐵托所設想的那個囊括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和阿爾巴尼亞的“巴爾干聯邦”就能初步成型了。退一步說，如果希共不能奪取政權，它也能憑借南斯拉夫的庇護立于不敗之地，從而削弱希臘右翼政府，使其不能對當時尚與南斯拉夫極為友好的阿爾巴尼亞構成威脅。

馬其頓問題是南斯拉夫愿意插手希臘內戰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巴爾干地區的民族分布犬牙交錯，奧匈帝國崩潰之后，馬其頓人其實是一個跨境民族，生活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希臘的交界地帶。

這三個國家基于各自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都想把整塊馬其頓地區據為己有，甚至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也都有這樣的想法。南共聯盟的獨立強大，為它實現自己的主張帶來了優勢。

1945年10月，有南共聯盟的領導人在斯科普里(原屬南斯拉夫直至其解體，現在是北馬其頓共和國首都)聲稱：有成千上萬的馬其頓人依然生活在希臘專制王朝法西斯的殘暴統治之下。言下之意，是南斯拉夫需伸出援手，讓這些希臘的馬其頓人與南斯拉夫的馬其頓人共同生活在“解放區”。

鐵托也公開聲明：

我們永不否認馬其頓族人有聯合起來的權利…我們心系希臘馬其頓兄弟的命運那么這個聯合起來的馬其頓還會隸屬于一個資本主義的希臘馬其頓省嗎？還是會作為一個整體加入社會主義的“巴爾干聯邦”呢？答案不言而喻。

希共并非不知南斯拉夫對馬其頓地區的覬覦，但現實中仰人鼻息，容不得條分縷析地講明白。在公開場合，希共只能聲稱支持馬其頓地區民族自決的權利，這使它在希臘喪失了許多同情者。希共的算計可能是：1922年希臘與土耳其之間進行人口大交換后，來自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能夠為希臘留住馬其頓，因為他們的涌入讓馬其頓地區的希臘人比例由兩成提升至六成。

3、希共的機會

第三次希臘內戰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特點是戰斗規模較?。ń^大多數都在百人以下，而在1946年10月希臘民主軍建軍之前一般都是十多人的游擊作戰)。政府軍幾乎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地步，只是所受的打擊都很輕微。

第二階段，1947年3月至1948年12月，雖然希臘政府軍在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之后避免了崩潰，但戰場主動權依然在希共的民主軍一邊。為了加大打擊力度，民主軍開始從游擊隊向正規軍轉化，不過一直沒有取得過決定性勝利第三階段，1948年12月至1949年10月，希共失去戰略主動直至單方面宣布停戰，這是希臘內戰的最后階段。

在前兩個階段，內戰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一個僵局。

1946年3月30日夜至31日凌晨，希共的一個小分隊襲擊了奧林匹斯山東麓的一個小鎮，摧毀了鎮上的警察局并殺死了6名政府軍士兵和1名憲兵(2名平民亦在交火中死亡)。希共以此表明了自己對3月31日大選的決絕態度。

許多歷史學家都將這次襲擊當成了第三次希臘內戰的起點。

其實，1946年雙方的交戰規模都很小。此時人數約為七萬五千人的希臘政府軍剛剛建軍，各個層級的軍官們都缺乏實戰經驗，結果導致這些軍官沒有自信，生怕犯錯。英國的觀察員發現，這些部隊嚴重缺乏進攻精神，往往躲在鐵絲網的后面，希望由己方的優勢炮火去摧毀敵軍陣地，當敵軍真的撤走之后，又不敢在沒有得到上層命令的情況下迅速展開追擊。而上層的指揮充滿了政治因素的考量，許多兵力需要用來防守重要城鎮（雅典周邊是重中之重），因而導致機動兵力不足，在中部和北部山區留下許多空隙。

再加上二戰期間抵抗組織所破壞的道路、橋梁大多還沒有修復，這讓大兵團作戰的政府軍舉步維艱。

政府軍內大部分新招募的士兵缺乏訓練，軍中風氣腐敗墮落，裙帶關系盛行，任人唯親。

由于政府軍的許多軍官出自軸心國占領時期的偽軍，北部山區的居民對他們不信任，他們也常常粗暴地對待村民，這都使得村民更加支持希共。而且政府軍軍官與新兵之間相互不信任，這樣的內耗嚴重折損了軍隊的戰力。面對靈活機動的游擊隊，政府軍只能痛苦不堪地在山區與之捉迷藏，而且其行軍線路早已由能破譯政府軍電報的希共情報網絡遞送到游擊隊。

相比之下，政府軍的情報部門對游擊隊簡直是兩眼一抹黑，往往是仗已經打完了，關于當面之敵的情報才送過來。

內戰初期，希共游擊隊的主要策略是襲擊邊陲小鎮和比較孤立的哨所，他們可以選擇戰斗的時間和地點，而在政府軍主力到來之前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游擊隊的骨干成員大多在二戰時參加過抵抗運動，新招募的人員也來自本地山區，所以易于利用地形和本地熟人的情報網絡。

不過，希共游擊隊的問題在于它們的力量太過分散，以至于雖然能夠不斷給敵人以打擊，但常常只能使對方遭受個位數的傷亡。同時，這樣的游擊戰也難以為希共贏得穩定的根據地，游擊隊攻下的村莊、小鎮，通常都會在一周之內被政府軍奪回——一支十幾人的游擊隊無法抵擋正規軍的進攻。這樣一來，希共就不可能為這些村莊、小鎮中的軍屬和支持者提供保護，其糧彈也就永遠處于危機狀態。

北部山區陡峭的地貌誠然為游擊隊抵消了政府軍在火力和摩托化方面的優勢，但山上極端寒冷、潮濕的氣候和厚重的積雪絕不會偏愛游擊隊員。這里沒有多少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而游擊隊員們為了取暖燃起的篝火又會暴露自己的位置。每當冬季大雪封山，游擊隊急需的糧草補給難以穿過北方的山口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等地運過來時，就是最難熬的時候。

很多在內戰中幸存下來的希共老兵回憶：那時不怕敵人，就是怕挨餓。

希共的希望，在于積小勝為大勝，通過不斷打擊讓政府軍的士氣降到冰點，甚至引起士兵嘩變。

同時，通過戰事的拖延使希臘政府的財政狀況不斷惡化，直至其統治發生動搖。畢竟，政府在內戰中的開銷至少是游擊隊的數百倍，這是政府為其人數和裝備上的優勢所付出的代價，而孱弱的希臘經濟早已支撐不起這樣的代價。可以說，希共的軍事打擊只是撬動局勢的杠桿，真正能為希共打破僵局，并帶來勝利的還是政治上的攻勢和經濟上的壓力。

在美國接手之前，希臘的經濟顯然正在走向崩潰。早在軸心國占領時期，希臘的貨幣已在軸心國為榨取物資而濫發紙幣的政策下成為廢紙。

德軍撤走后情況并未好轉，1948年3月，希臘貨幣(德拉克馬)與美元的比價已到達沒有意義的天文數字。市民們領了工資也無以為家，英國駐希臘大使館曾報告有三分之一（約240萬）希臘人處于餓死的邊緣。希臘當時情況已經不僅僅是通貨膨脹，而是徹底的物資短缺，用美元也很難買到食物。一個雞蛋幾乎能賣到1美元一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兌換率，在那時的希臘35個雞蛋就差不多價值1盎司黃金。

貨幣超通脹的問題貫穿內戰始終，到1949年也未真正得到解決。然而隨著1947年3月“杜魯門主義”的出臺，希共通過消耗來拖垮右翼政府的希望變得渺茫了。希臘是一個只有六百多萬人口的小國，因而美國數億美元的援助就能為希臘政府填上財政窟窿，為其裝備十萬軍隊就能改變戰場態勢。更為關鍵的是，當時美國的形象遠比英國正面，它為政府背書，在很大程度上穩固了中間派別和城市居民對希臘政府的信心，這就使得希共的政治攻勢更加難以奏效。

本來希共覺得時間在自己一邊，政府積極內戰又不見成效，崩潰是遲早的事情。但在美國介入之后，如果不能在軍事上徹底打垮反動派，那么希共“民主政府”在合法性上的劣勢只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放大。同時，政府軍也在美國的調教和武裝下變得越來越強大。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