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兩會”報告蘊含的信號：今年經濟是求“進”還是求“穩”？

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關鍵是用最短的時間找到我們最應關注的核心問題。

野望谷曾在《12月政治局會議的四個重要趨勢信號》中講過，于每年3月初召開的全國“兩會”是布局當年度經濟工作的四場重要會議的第四場，“旨在將定性目標定量化、任務職責清單化、工作進度時間表化、正式下達KPI指標”。

所以，看“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關鍵就在于看那些被量化了的“宏觀經濟KPI指標”、看那些列舉了大量名詞的“發展戰略目錄清單”。這樣既可以讓我們對新一年工作、投資、經商的具體方向與節奏有更到位的把握，也可以讓我們對在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業已奠定的經濟政策路線圖于腦海中構建出更清晰的認知。

早在去年7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后，野望谷就曾指出——

“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已經轉向適度樂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在從“超常規逆周期調節”的加油門、大轉向、強刺激狀態，轉向更強調節奏把控、細化安排、期待效應繼續顯現的可收可放、勻速滑行狀態”；

“旨在規模、力度、范圍上的短期超常規刺激暫先告一段落，著眼于內在結構、質量、效益上的長期機理性調節則被提上日程”。

（延伸閱讀：《一文看懂：7.30政治局會議如何定調下階段宏觀政策走向》）

在去年12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后，野望谷曾繼續指出——

“下半年宏觀政策基調從“大轉向”調整為了“穩住方向盤”，從“踩油門”調整為了“勻速滑行”……這種基調調整的趨勢還將維持到明年”；

“暫時不需要再給政策工具箱做加法了，存量為主、增量為輔，先把存量的政策工具用好用足，至于新增的政策工具則不需要急著掏出來”；

“隨著總量刺激回歸結構盤整、規模目標回歸質量導向、超常規調節回歸高質量發展，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大概率不再會迎來“驚喜”的刺激性經濟政策，歲月靜好將是大概率事件”。

（延伸閱讀：《12月政治局會議的四個重要趨勢信號》）

也就是說，從去年下半年起直到現在，貫穿宏觀經濟治理思路的一個中心主線就是：從求“進”轉向求“穩”，從重“量”轉向重“質”，從強調“規模”轉向強調“結構”，從旨在逆周期調節的“超常規強刺激”轉向旨在跨周期調節的“高質量發展”。

——而這種戰略思路調整，于本次“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也再度得到了淋漓極致的體現。

我們先來看指引2026年宏觀經濟節奏的“主要KPI指標”都是怎么定的，對此野望谷特意畫了一張表——

通過上面這張表，我們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

國家在2025年初提出的各項宏觀經濟指標較之前年度都有顯著增長，這正是自2024年“924新政”后采取一系列“大規模”、“超常規”經濟刺激政策的體現；

然而國家在2026年初提出的各項宏觀經濟指標或是維持2025年的水平，或是在2025年大幅抬高的基礎上有所回調，總之那種“大規模”、“超常規”的經濟刺激階段已然過去了，盡管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主基調還沒有變，但事實上我們已經處在了告別強刺激、回歸新常態的區間內。

雖然“穩中求進”的經濟工作總基調在近些年里一直未變，但是2024年末經濟工作會議在指引2025年宏觀經濟時說的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而2025年末經濟工作會議在指引2026年宏觀經濟時說的是“穩中求進、提質增效”；

——前者“以進促穩”的重心在“進”，言下之意就是，沒有“進”便沒有“穩”，積極進取的姿態溢于言表；

而后者“提質增效”的重心在“穩”，言下之意就是，不再追求規模和速度上的“進”，而是更看重質量和效益上的“穩”，應對姿態調整為以不變應萬變。

因此，去年“兩會”報告在闡述制定當年宏觀經濟指標的考慮時，說的是“綜合考慮了國內外形勢和各方面因素，兼顧了需要與可能”；

尤其是對于將去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5%這一問題時，說的是這“既是穩就業、防風險、惠民生的需要，也有經濟增長潛力和有利條件支撐，并與中長期發展目標相銜接，突出迎難而上、奮發有為的鮮明導向”。

而今年“兩會”報告在闡述制定今年宏觀經濟指標的考慮時，則說的是“（十五五）開局之年為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留出空間，為后期更好發展打牢基礎”；

尤其是對于將今年GDP增速目標設定為4.5%到5%的區間這一問題時，說的是“經濟增長目標同2035年遠景目標總體銜接，與我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基本吻合，實現這個目標具備有利條件，各地區要結合實際，通過扎實工作爭取好的結果”。

兩者相比，我們就能很容易地看出一個指導思路的變化：

那就是去年的經濟工作目標是“迎難而上、奮發有為”，因此在制定GDP增速目標時就不能只顧“可能”、還要兼顧“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目標需能高則高、能高盡高，5%的GDP年增速就不能放松，只有這樣做才稱得上是“逆周期調節”；

而今年的經濟工作目標則變成了“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因此也就不宜再對GDP增速制定過高目標，對于實現4.5%到5%這個目標區間我們是“具備有利條件”的，不再追求高增長目標那是為了給“后期更好發展打牢基礎”，即通過讓渡部分GDP增長的短期代價來換取在質量、結構、效益上的長期調整意圖，只有這樣做才能叫做“跨周期調節”。

所以可以預見，2026年將是各種宏觀經濟刺激政策的節奏和尺度都相對“平淡”的一年，盡管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狀態還會延續一段時間，但在邊際增幅和邊際效應上一定會有所縮減。

就像前幾天潘功勝在談到央行貨幣政策目標時所講的，“未來將逐步淡化數量型的中介目標，把金融總量更多作為觀測性、參考性、預期性指標”。央行對降準降息工具的使用也從去年相對積極的“適時降準降息”，調整為了今年相對審慎的“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這就屬于2026年宏觀經濟政策思路在貨幣金融領域的具體體現。

當然了，今年“兩會”報告中對于“調結構、防風險、促改革”的要求也不是一舉空話，GDP增速目標的確是降下來了，但其他一些在結構調整、風險防控、深層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要求也是更高更嚴了。對此野望谷也畫了一張表——

上面這張表中梳理出的11個領域，在本次“兩會”報告中絕非只是提法措辭上的變化，其背后都蘊含了深刻的經濟治理政策思路調整，我們一一來看：

（一）關于居民消費價格漲幅（CPI）

野望谷曾在《一個被忽視的重要信號：20年來首次調低CPI漲幅目標！》中說過，在2025年“兩會”報告中，CPI這個指標的使命首次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過去的“劃定上限閾值”變為了今后的“設定增長目標””。

雖然目的都是為了抬升CPI，但是2025年說的還只是“使價格總水平處在合理區間”，然而到了2026年卻改為了“推動價格總水平由負轉正、消費價格合理溫和回升”。

顯然，國家力求扭轉CPI和PPI下行趨勢、主動促進物價溫和抬升、以物價抬升來帶動經濟增長、避免經濟陷入低欲望循環陷阱的政策意圖已經躍然紙上，容許物價適度上漲、貨幣適度通脹將很可能成為一個值得關注的經濟現象。

（二）關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

人們一般認為，生態環境保護、減污降碳治理與生產建設、經濟增長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是難以兼顧的。所以去年當國家把提振經濟增長擺到了更突出的位置時，生態環境保護、減污降碳治理的優先級就有所下降。

但到了2026年，隨著政策思路的變化，對生態環境保護、減污降碳治理的堅持與重視就被重新提上了日程。去年“兩會”報告對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設定的目標是“減少3%”，今年這個目標提高到了“減少3.8%”，碳達峰碳中和的遠景目標也在今年得到了重申。

同時，減碳與能源結構調整是一個硬幣的兩面。聯想到近期驟然升級的伊朗戰局形勢，以及國際油價飆漲的現實，提高減碳目標其實也是意在更堅決地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即減少對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依賴，加大對光伏、核電、水電等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這與后面將要談到的“安全”問題一脈相承。

（三）關于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

今年“兩會”報告對于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用途較去年發生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不再包括“土地收儲和收購存量商品房”。

這并不是說國家不再讓各地繼續收購存量商品房、發展保障性住房了，而是說國家認為房地產市場總體上已經處于穩定狀態，因而各地對于收購存量商品房、發展保障性住房只需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推進即可，無需再作為專項債用途的重點了。

畢竟今年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增加強度都不及去年，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規模也維持不變，所以有限的彈藥都要用到刀刃上。

（四）關于財政支出結構

雖然民生、消費這些領域在近兩年里一直都是財政支出的重點方向，但是去年還只是說要“持續優化支出結構”，而今年卻進一步加強為了“要持續用力優化支出結構”，多了“用力”兩個字。

那么如何“用力”呢？答案就在“緊日子”上，也就是報告中所說的“強化預算約束，嚴控一般性支出，堅決落實過緊日子的要求，務必把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用到發展的關鍵點、群眾的急需處”。把財政資金用途從各級政府挪到民生和消費領域，這就是要“用力”實現的“優化支出結構”。

（五）關于貨幣政策著眼點

今年的貨幣政策在降準降息等貨幣供給總量方面不會有太大想象空間，關注點同樣是在結構優化上。

具體來說，去年在創設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引導金融機構信貸支持的著眼點是股市、樓市、科技、綠色、消費、民營、小微等7個領域，而今年的著眼點則縮減到了內需（包括了消費與投資）、科技、中小微（從廣義上講也涵蓋了民營）等3至4個領域。

因此對于金融機構來說，過去一兩年以信貸投放增加、金融工具創新等手段對股市、樓市、綠色等領域提供支持的高潮已經過去，對科技、消費、民營中小微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則不能減，對投資領域的支持則要有所加強。

（六）關于社會融資成本

“社會融資成本下降”與“降息”是兩個內涵相似的概念，但二者強調的側重點卻有所不同：降息更強調全社會貨幣流轉成本的降低、屬于宏觀調控范疇，而社會融資成本下降更強調企業和居民對信貸利率實際體感的減負、屬于微觀監管范疇。

去年“兩會”報告中說的是“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下降”，這其實就是在傳遞一個意思，即降息的效果需要普適性地落實到每一個有借貸需求的企業或居民身上；

同時還要輔之以“提升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和便利度”，言下之意就是說，降息固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單純為了低息而影響了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意愿，進而影響了企業和居民獲取信貸資金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而今年“兩會”報告中說的是“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這其實就是在說，盡管短期內不會再有明顯的降息動作，但因降息而給金融市場帶來的低利率水平還不能變；

同時還要輔之以“規范信貸市場經營行為，降低融資中間費用”，即關注點要轉移到對微觀市場主體的監管執法上，要確保居民和企業獲得的是低息貸款，同時不再強調企業和居民獲取信貸資金的可得性和便利度。

雖說不強調獲取信貸資金的可得性和便利度，這在客觀上有可能產生類似緊縮銀根的效果，但考慮到央行自去年底以來實施的一次性信用修復政策，它實際會給信貸金融市場造成的總量沖擊和資金鏈風險還是有辦法應對的。

（七）關于有效投資

野望谷曾在《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11個重要新信號》中說過，去年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夠火熱，在去年底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指出了要“堅持內需主導”、“推動投資止跌回穩”之后，今年國家對于投資的重視一定是會加強的，資源也一定會往投資方面傾斜的。

這次的“兩會”報告已經證實了野望谷的上述判斷，計劃總額為7550元的中央預算內投資是今年少有的較去年同比目標增長的科目。

所以，去年“兩會”報告中并未列舉擴大投資的具體領域，相關表述也比較平實；而今年“兩會”報告中不僅具體列舉出了擴大投資的重點領域，而且還對其使用了“增強”、“提高”等帶有明顯著力意味的動詞。

（八）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

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就是“新質生產力”的代表，也是國家各種政策、項目、資金資源集中扶持的方向。聯想到自去年以來，國家“對全球形勢判斷更加謹慎了、風險估量更加嚴峻了，從而對“斗爭”的要求也提得更高、更具體了”，我們也就更能理解國家為什么要不遺余力地將資源優先投給新興和未來產業。

（延伸閱讀：《四中全會《公報》里蘊含的“四大邏輯主線之變”》《再談近期一系列經濟動向背后的底層邏輯》）

所以，我們首先要關注有哪些產業能夠被列入新興和未來產業的范疇。

顯然，商業航天、低空經濟、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這些板塊是一直都在的，腦機接口是新崛起的板塊，新能源的概念則被進化為了“未來能源”，集成電路和生物醫藥則是去年“兩會”報告中沒有提、但今年報告中又重新拾起來了的兩個板塊。

其次，我們要關注國家對這些新興和未來產業的壯大預期、發展階段有什么判斷或規劃。

對此，去年“兩會”報告中說的是“推動商業航天、低空經濟、深海科技等新興產業安全健康發展”，而今年“兩會”報告中說的是“打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支柱產業”。

顯然，“推動安全健康發展”的意思就是說這些新興產業還不夠成熟，一邊需要支持推動、一邊還需要防止走偏；而“打造新興支柱產業”的意味就不同了，對于這幾類產業就不必再有什么畏手畏腳，而是要堅定把它們確立并打造成新一代“支柱”。

（九）關于科技創新投入

對于強國目標來說，新興和未來產業是其中的一條腿，至于另一條腿自然就是科技創新攻關。所以本次“兩會”報告中才提出，“十五五”期間“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這個增幅既快過了GDP、也快過了其他財政支出項目。

同時，去年“兩會”報告在講到科技創新投入時，還是側重關注在結構、機制方面的問題，比如“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相結合”，意思就是還要比拼各家科研單位的績效成果、能者多得；

而今年“兩會”報告在講到科技創新投入時，表述就更加簡潔直白了，比如“加大長期穩定支持”，意思是就是確定會為那些從事國家重大關鍵核心科技攻關的科研單位及人員提供充足的財力保障。

（十）關于糧食生產

與稀土這類關鍵礦產資源的情況類似，在對外部環境的判斷更加保守謹慎的當下，糧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的基石，關系到的是能否自立自給自足的問題。如果說新興和未來產業、科技創新攻關是經濟的“武器裝備”，那么稀土、能源、糧食就是經濟的“后勤保障”。

所以盡管這些年來全國糧食收成屢創新高，但國家卻絲毫沒有放松對糧食安全的重視。

去年“兩會”報告說的還是“穩定糧食播種面積，主攻單產和品質提升”，也就是在穩定耕地紅線的同時，更加重視提高耕種的技術、品質、產能；

而今年“兩會”報告卻調整為了“毫不放松抓好糧食生產”，“堅持產量產能、生產生態、增產增收一起抓，加力實施新一輪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這就明白無誤地把提高產量放在了糧食生產任務的首位，鮮明地釋放了“廣積糧”的信號。

（十一）關于房地產

在談到防范化解重點領域風險時，去年“兩會”報告說的是“持續用力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而今年“兩會”報告說的是“著力穩定房地產市場”。

言下之意就是，對于房地產市場的風險化解已不再是當務之急，各項對樓市“止跌回穩”的政策措施已告一段落，接下來對于房市便不再需要“持續用力推動”了，而是“著力穩定”住便好。相比起房地產市場的各種價格指標，重塑房地產市場的深層結構、推動房地產發展新模式落實落地才是國家更為看重的。

（延伸閱讀：《棚改2.0落空？房地產何去何從？基于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冷思考》《談談《住房租賃條例》：房東、租客、長租公寓企業的變局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