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映照煙花，殺心暗暗傳染

今日正月十五，元宵節，也叫煙花節。

這兩天，中東炮火成了天字第一號談資。

遲疑著沒動筆，是想讓子彈多飛一會兒——真的子彈，真的在飛。

我對伊朗這個國家算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情感。1981年的樣子。父親從單位拿回來兩本雜志，封面樸素，宋體刊名，叫《摘譯》。

那時書少，剛認字沒兩年的小孩也沒什么挑的，拿來就翻。最近我才知道，這本雜志很可能就是《外國文藝摘譯》，上海出版，通行于特殊年代，登載蘇聯和西方的文學作品，內部發行，在1970年代的中國獨此一家。作家鮑爾吉·原野曾回憶說：“這是一本好書。”

這樣的“好書”，不可能不留下印記。但那個6歲的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小說，而是兩篇新聞特稿。

一篇是寫跨國公司的。印象深到什么程度？哪怕只看了兩遍，至今我也能記得開篇的蒙太奇：一個老人在巴西利亞的貧民窟倒了一碗湯，望著窗外說，“我的巴西”；一位跨國大亨在摩天大樓頂層打開紅酒，俯瞰萬家燈火，也說，“我的巴西”。

現在看當然是常見的手法，但那是1980年剛過的中國啊。

另一篇就是寫巴列維國王的。

文章寫了他的盛大婚禮，他的“白色革命”，內容相當全面，文筆也優美。但整篇文字的筆調非常壓抑——雖然那時我根本不知道“壓抑”這兩個字，但那種感覺，記住了：這是個不好當的國王。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巴列維。如果不是這本雜志，一個中國東北的6歲小孩，無論如何不會關心那個遙遠的國度。

剛有黑白電視的時候，新聞聯播上很多戰爭新聞。“兩伊戰爭”是所有戰爭新聞里分量最重的一個。從1980年打到1988年，總傷亡接近100萬。改朝換代后的伊朗，在戰火中面目全非。

我不知道戰爭的前因后果，只看到屏幕上黑白的閃光，電視黑白，伊朗也是黑白的。我以為一直如此，不知道伊朗這個國家的命運在1979年左右逆轉，才有后來我看見的黑白伊朗，也不自知中國的時運也在這個時候改變。若非如此，我可能根本沒機會透過電視“圍觀”那些遙遠的炮火。

也有不那么遠的戰爭。在春晚聽《血染的風采》，看電影《高山下的花環》，喜歡靳開來，厭惡趙蒙生。自衛反擊戰在很長時間里是作文優選題目。有人作文寫得好，上臺朗誦，自我感動得眼淚掉下來。這種情緒影響很遠，直到我上大學，寫第一期班報，還忍不住寫了一篇，意思是現在都忙著發財致富，那些死在老山前線的戰士，誰還記得他們呢？

但是，要怎樣才算記得他們呢？記得他們做什么呢？為了記得他們不去掙錢嗎？被某種理想主義浸染的，把個體道德感和家國大事捆綁在一起，過分簡單、樸素、漲紅了少年臉的情緒。這種情緒只適合未成年人，因為“年輕人犯錯誤，上帝都會原諒”，才可以篤定、激烈、簡單并且以簡單為豪地來看待這么宏大、復雜的問題，多少老年人都講不清楚的事。燃燒著荷爾蒙，帶著溫度、血色的情緒，最容易讓人自信找到了世間一等真理。少年人總是不滿，總是面對落差，而最后總歸都會變成向外界找原因的沖動：“一定是這個世界有什么問題，到底是我傻逼還是這個世界傻逼？”說這話的時候，年輕人毫無疑問非常肯定標準答案就是后者，但提問往往暴露真正的答案可能是前者。

是啊，這世界糟糕透了，而人可以永遠選擇做少年。

伴隨第一次海灣戰爭打響，1990年代來臨。再到新世紀，“9·11”和第二次海灣戰爭，電視直播讓我們全方位地觀摩了現代戰爭。互聯網時代到了。

戰爭的形態變了，圍觀的形態也變了。

第一次海灣戰爭后就有人說，戰爭越來越像一場游戲，《安德的游戲》里那樣，戰士坐在屏幕前推桿按鍵，就摧毀了遠方的星系。小說里的敵人是外星人，現實中準星里的獵物只會是一樣呼吸著的人類。現代美軍操作無人機的界面和手柄，甚至跟孩子們客廳里玩的Xbox手柄沒什么兩樣。打仗不就是要死人嗎？以前我不懂為什么會有軍人因為“按按鈕”而遭受精神創傷，現在明白了，將活生生的人簡化為屏幕上十字準星和像素點的剝離感，本身就是一種深淵。

今天，在談論中東的傷亡時，圍觀者再次成為了遙遠的“參與方”。有人在鍵盤上盛贊這是“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的精準操作；有人則盯著被炸成廢墟的小學和血肉模糊的護士質問正義在哪里。

這些問題我當然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最終我發現，對這些視野內的聲音已經不是很容易被觸動，大部分聲音，其正未見得有何益，其反未見得有何害，風吹灰會飛而已。哪怕是充滿正義，亦或是充滿悲憫的聲音，常常是局部正確、片面真理。有些說法簡直不堪一擊，但又不能說它全是錯的。一個普通人，是不是必須全面、深刻、謹慎地去了解相關知識和資訊，然后輸出一個無懈可擊的結論呢？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不是全能全知的圣人。一個認為這樣刺殺完全正確的人，和一個對誤炸小孩子深惡痛絕的反戰者，他們的立場當然可能有沖突，可成年人的世界不就應該有空間容納互相沖突的觀點、情緒嗎？

問題在于，前面那個設定是不牢靠的。事實上，談論這些的人很難不把自己當做全能全知的圣人（盡管他們自己不一定承認），而全能全知的圣人不可能只甘于自言自語，也不能甘于只證明自己是對的，更需要證明別人是錯的。

很多討論并非將自己代入到了遙遠的殺戮中去共情痛苦，而是把真實的殺戮連同死者的血肉，當成了滋養自己這套小宇宙運轉的肥料。撒上佐料，烹個幾分熟，佐酒下肚——死亡就這樣淪為了廉價的論據和談資。

與電視機還是黑白的年代相比，人類有了更多圍觀遠方的機會，通過圍觀變成了殺戮景觀化的賞玩與參與者，就像斗獸場里的貴族。像川普這樣極度自戀的流量操縱大師在這個過程中得意幾乎爆棚。人在談論死亡的時候，越來越輕巧，越來越把它外化為針對同類的攻擊武器，而不是觀瞧自己被震撼的內心。

在烏克蘭戰爭的視頻里，已經反復見過這種景觀。一架無人機像戲弄獵物一樣追逐著絕望的士兵，投下炸彈，軀體隨之四分五裂。而屏幕這頭的評論區里，滿是點贊、戲謔和叫好。僅僅因為戰爭被劃定了正義與非正義的陣營，這種作為表演的“屠殺秀”就變得合情合理了嗎？那個在泥水里掙扎的，不是一個活著的人嗎？

如果戰場上扣下扳機的士兵會留下創傷，為什么數以億萬計圍觀殺戮的普通人，卻能在彈幕里狂歡，毫無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適？只能說，在這場毫不遮掩的集體圍觀與賽博狂歡中，人們正通過彼此的點贊和站隊，完成了一次隱秘而狂熱的“殺心”傳染。

我們這兩三代人是很幸運的，在大概一代到兩代人時間完成了很多社會200年的社會躍進。 這種際遇或許制造了一種錯覺，仿佛人類的進步無限，人類向外的觸角無所不能，與遠方的人的連接是沒有盡頭的，好像面對世間的每一聲炮響，都必須立刻站隊，發表高見，否則自己就不夠完整一樣。

當然，每個人都有言論和表達的自由與權利（雖然這么說顯然并不準確），但我越來越認為，所謂文明、所謂幸福，有時候產生于克制與局限的邊際。

過度向外的喧囂，恰恰掏空了向內的靜默，透支了原本用來悲憫、沉思，或是向上天懺悔的能量，讓人滯留在不需要責任永遠輕飄飄的少年。

“外國用火藥制造子彈御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魯迅說。

其實很多人看海灣的炮火，還不就是當煙火看。

正月十五的夜，窗外的煙花會很響。聽上去，和真的炮聲一樣熱鬧。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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