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義州要建特區那天，十一歲的她問我：廠長，你能回來嗎？

2015年秋天，我接了個電話，是丹東招商局打來的。

“李廠長，朝鮮那邊要搞新義州特區了，您有興趣沒？”

我愣了一下。特區？那地方還能搞特區？

掛了電話，我翻出抽屜底下那些東西——2012年的襪子，2013年的紙條，2014年的賬本。三年了。那個睡在紙板上的姑娘嫁人了，那個餓暈的女工沒了，那個十歲的孩子替媽還完了二十三塊錢。

電話里說，十月底丹東開博覽會，朝方來四百多人的代表團，專門談合作。讓我過去看看。

我想了想，答應了。

十月中旬，我去了丹東。

那年的博覽會跟往年不一樣。國門灣廣場搭了一萬二千平方米的展館，三百多個展位，朝鮮來了貿易省、外務省、投資合營委員會的官員，光貿易代表就三百多人。新聞上說，這是中朝博覽會第一次升格為國家級展會。

我在展館里轉了一圈，朝鮮的展位上擺著人參、松茸、貝殼工藝品，還有萬壽臺創作社的油畫。洽談區里，穿西裝的中國老板和穿人民裝的朝鮮干部隔著桌子談價格，翻譯忙得滿頭大汗。

正看著，身后有人叫：“李廠長？”

回頭，是個穿朝鮮傳統衣裙的年輕姑娘，二十出頭，胸前別著徽章，手里拿著個文件夾。

我愣了幾秒，認出來了。

金恩珠。十一歲的金恩珠。

她長高了，臉上有了點肉，頭發扎得整齊，穿著那件紅棉襖——不是舊的，是新的，領口繡著花。可她一笑起來，還是那個把半碗面倒進飯盒里帶回家的孩子。

“你怎么在這兒？”

“翻譯。”她說，指了指胸前的徽章，“少年宮選來的，給代表團當翻譯。我漢語好。”

我想起來了。那年她替媽還賬的時候，作業本上那些漢字，一筆一劃描得工工整整。她說過，成績好，老師說她能考上平壤的中學。

“大娘呢？金明子大娘？”

“在家。”她低下頭，“養雞。去年死了兩只，還剩三只。雞蛋攢著，供我上學。”

我從兜里掏出煙，點上，半天沒說話。

博覽會第三天，朝方開了個說明會，介紹新義州特區規劃。

我坐在最后一排，聽翻譯講。說特區面積一百三十二平方公里，要建新義州運河、移動通信基站、污水處理廠，五年搞完基礎設施，十年全部建成，總投資四千億美元。說要把鴨綠江引進特區，修十座橋，搞工業區、共同區、公園。

臺下坐著的中國老板們交頭接耳，有人掏出手機算賬，有人已經在約飯局。

我沒吭聲。我在想，四千億美元，分到新義州每個人頭上是多少。想那些女工，一個月掙四五十塊，一年吃兩回肉。想李貞淑，餓暈在車間那天，兜里揣著那張紙條：“給閨女交學費 別告訴她”。

散會后，恩珠在門口等我。

“李廠長，”她仰著臉看我，“你要回來嗎？”

“什么？”

“回來開廠。”她說，“新義州開特區，你回來開廠嗎？”

我看著她，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天晚上，我請恩珠吃飯，還是那家小飯館。

她長大了，不往飯盒里倒面了。可還是吃得慢，把肉夾出來，放在碟子里，最后才吃。

“大娘教的，”她說，“好東西要留到最后。”

我問她上學的事。她說在平壤念書，住校，一學期回去一次。學校管飯，一天兩頓，有時候有雞蛋。她成績還是好，老師說她能考上大學。

“你媽……”我頓了一下，“你媽要是知道，會高興的。”

她低著頭，沒說話。過了一會兒，她從書包里掏出個東西，遞給我。

是個作業本，新的，比去年那本厚。

翻開，第一頁寫著：

“2015年賬本”

再往后翻，一筆一筆記著：

“2015年3月，大娘賣雞蛋，給2塊。攢著。”

“2015年4月，學校發獎學金，5塊。攢著。”

“2015年5月，幫老師干活，掙1塊。攢著。”

翻到最后一頁，上面寫著：

“2014年10月，借李廠長5塊。上學用。”

“2015年10月，還李廠長5塊。”

下面壓著五塊錢，人民幣，疊得整整齊齊。

“攢了一年，”她說，“還你。”

我攥著那五塊錢，喉嚨發緊。

那屆博覽會簽了十三個億美元的合作協議。新聞上說，中朝時隔十三年，再次啟動新義州特區開發。朝鮮問題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說，新義州的優勢非常明顯，如果發展起來，對朝鮮的國際貿易合作將起到火車頭作用。

可我腦子里想的不是這些。

我想的是，那年冬天，一個姑娘睡在紙板上，一年吃兩回肉。那年秋天，一個女工餓暈在車間，兜里揣著閨女的學費賬。那年江邊，一個十歲的孩子把九塊錢推到我面前，說“我媽的賬，還完了”。

三年了。那個孩子十一歲了，在平壤念書，攢了一年的錢，還我五塊。

博覽會最后一天，恩珠要回去了。

我送她到江邊，還是那個老地方。她背著書包，穿著那件紅棉襖，站在蘆葦叢邊上，回頭看我。

“李廠長，你回來嗎？”

我沒回答。

“回來吧。”她說，“我媽說過，李廠長是好人。好人來了，新義州就好了。”

我蹲下來，看著她。

“恩珠，你記住，”我說，“不是好人來了，地方就好了。是地方好了，好人才能來。”

她似懂非懂，點點頭。

“那個賬本，”我說，“明年還記嗎？”

“記。”她說，“大娘說，過日子就得記賬。記清楚了，才知道往前走沒走。”

船來了，還是那個老頭。恩珠爬上船，沖我揮手。

“李廠長，明年博覽會，我還來當翻譯！”

船開走了，消失在江面的霧氣里。

回去之后，我把那五塊錢壓在抽屜最底下，和那些東西放在一起。

2012年的襪子，2013年的紙條，2014年的賬本，2015年的五塊錢。

三年，五樣東西。

三年，那個姑娘嫁人了。三年，那個女工沒了。三年，那個孩子從十歲長到十一歲，從欠二十三塊到還五塊。

抽屜里還有一張紙條，是恩珠臨走時塞給我的。上面歪歪扭扭寫著：

“李廠長 等你回來開廠 新義州會好的”

2015年秋天，新聞上說新義州要建特區了，四千億美元，五年規劃，十座橋。新聞上說朝鮮搞分組承包制，萬元戶越來越多。新聞上說丹東邊民互市貿易區開通了，邊民每天能帶八千塊錢的東西免稅過關。

可我只記得那個十一歲的孩子，站在江邊問我：李廠長，你回來嗎？

我沒回答她。

不是我狠心。是我不知道，該怎么跟一個孩子說：大人的世界，沒那么簡單。錢的事，政策的事，政治的事，哪一樣都比賬本上的數字復雜。

可她的賬本上，只有一行字：

“借李廠長5塊。還上了。”

干干凈凈。

那天晚上，我把抽屜合上，走到窗前，看著江對岸那片灰蒙蒙的燈火。

新義州。特區。四千億美元。

不知道明年這時候，那邊會變成什么樣。不知道那個孩子，還能不能來當翻譯。不知道那些女工，能不能多吃幾回肉。

可我知道，那個賬本，她會一直記下去。

記到還完最后一筆債。記到考上大學。記到新義州真的變了樣。

朝鮮那地方，窮是真窮。可有些人，窮得吃不上飯，心里頭那桿秤，比誰都準。欠的債，死了都要還。答應的事，隔著江都要辦。過的日子，一筆一筆都要記。

那張五塊錢，我到現在還留著。

留著等那個孩子，明年再來還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