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治理：多元主體與制度嵌入的協同作用。

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多元主體協同與制度嵌入”治理邏輯與實現路徑研究

（作者：王連升）

摘要：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在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語境下呈現出多元化的實踐模式，面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挑戰，亟需符合各國國情的本土化方案。本文提出，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其可持續發展并非市場的自發結果，是通過精巧制度設計的，其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孕育出獨特“多元主體協同治理”、一種極具韌性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該模式以國家長遠戰略與人民福祉為元目標，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構建了一個以“國有企業為穩定器與整合平臺、民營企業為創新源、外資企業為激活劑與制衡器”的多元協同治理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特征在于，通過國家制度的戰略性嵌入，將國有企業的“戰略穩定器”功能、民營企業的“創新引擎”功能以及外資企業的“激活與制衡”功能進行有機整合，將市場機制的活力與宏觀戰略的定力相結合，有效規避資本無序擴張，引導創新活力服務于社會福祉與國家戰略，在確保國家戰略方向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激發了市場活力與社會創造力，實現了發展、改革與穩定的統一。本文深入剖析了三大經濟主體在制度嵌入下的角色定位、協同機制與動態關系，論證了該模式如何有效激發市場活力、規避資本無序擴張、并確保創新成果服務于社會公共利益。最后，以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為例進行實證分析，探討了該模式面臨的挑戰，提出了未來以深化市場化改革、強化法治保障為核心優化的路徑，旨在為理解中國道路與豐富全球可持續發展理論提供中國視角與中國方案。

關鍵詞：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多元主體協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社會治理；創新生態；制度嵌入性

一、引言

面對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資源緊張與社會不平等挑戰，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各國共識。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提出，為全球各國的發展議程設定了宏偉藍圖。然而，不同的歷史、制度與文化背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呈現出顯著的國別差異，在實踐層面，如何平衡經濟、社會與環境三大支柱，如何調和短期利益與長期福祉，如何界定政府、市場與社會的角色，始終是各國面臨的普遍性難題。西方主流的三重底線理論（Triple Bottom Line）強調企業應在利潤、人性和星球三者間取得平衡，提供了理念框架，但其往往預設了一個以私有制和市場自由競爭為主導的經濟環境，難以完全解釋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導角色的新興經濟體的實踐，在具體治理機制上往往陷入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搖擺之中。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獨特的政黨-國家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定了其可持續發展道路必然具有鮮明的自身特色。在過去四十余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跡，也在應對貧困、環境污染等可持續發展挑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這提示我們，中國的實踐可能蘊含著一套區別于西方理論的獨特治理邏輯。現有文獻對中國模式的研究，多集中于“國家資本主義”或“混合所有制”的宏觀描述，或聚焦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宏觀分析，或從“國家資本主義”視角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或從“縣域競爭”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的增長動機，或深入探討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對于國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外資經濟如何在動態互動中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微觀機理，剖析尚不充分，未能充分揭示各類經濟主體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的動態協同關系。特別是對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這三股核心力量如何被系統性地整合到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之中，如何在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下形成動態、有機的協同關系，治理邏輯與運行機制尚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提煉，缺乏一個整體性的理論闡釋。一個核心的理論與現實問題是：在中國語境下，如何構建一個既能激發市場活力、鼓勵創新，又能確保社會公平、國家安全與長期戰略目標得以實現的可持續發展治理體系？基于此，本文構建了一個“制度嵌入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分析框架。核心論點是：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優勢，并非源于任何單一主體的卓越，而是來自于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將國有企業的戰略定力、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與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有機整合，形成一個既能激發微觀活力又能保障宏觀方向的、具有韌性的動態治理系統。該系統有效地將“為民謀福祉”的社會責任理念與可持續的創新突破融為一體，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治理實踐，以期為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二、理論框架：制度嵌入與協同治理

要理解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必須超越傳統的“國家-市場”二元對立思維，引入“協同治理”與“制度嵌入性”兩個關鍵理論元素。本文的理論框架建立在兩個核心概念的融合之上：

（一）協同治理理論：協同治理強調為解決單一的公共機構、市場或社會部門無法獨立應對的復雜公共問題或目標，而建立來自政府、市場與社會多個利益相關方，跨部門、多中心正式的、制度性安排。它關注的是不同行動者之間如何通過資源互補、風險共擔和利益共享，實現“1+1>2”的協同效應。

（二）制度嵌入性：經濟行動者（如企業）的行為并非發生在真空之中，而是深度“嵌入”于特定的社會結構與制度環境。在中國語境下，這一嵌入性尤為突出，表現為“政治嵌入性”與“社會嵌入性”。所有經濟行動者，無論是國企、民企還是外企，企業的決策與行動不僅受價格信號和利潤最大化原則的驅動，更受到國家戰略規劃、產業政策、社會治理目標以及非正式社會關系的深刻影響與約束。因此，“制度嵌入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框架的核心內涵是：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被高度組織化的過程。國家通過頂層設計、產業政策、法律法規等制度工具，為不同所有制企業設定了差異化的角色期望和行為邊界，并構建了促使它們相互協同、相互制衡的互動平臺與機制。各類企業在此制度網絡中，基于自身的比較優勢，既競爭又合作，共同服務于可持續發展的“元目標”。這意味著，企業的決策不僅受市場價格信號驅動，同樣受到國家戰略規劃、產業政策、社會責任要求乃至非正式政治聯系的影響。這種深度的制度嵌入，是理解三者為何能夠以及如何實現協同的前提。

本文的綜合分析框架即“制度嵌入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國家通過制度安排設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與規則，三大經濟主體在此框架內各司其職、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動態平衡的治理結構，共同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三、多元主體的角色定位與協同機制

在中國特色的可持續發展治理體系中，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扮演著截然不同但互為補充的角色。

（一） 民營企業，靈活創新的“靈魂”與“探索者”

民營企業以其機制靈活、市場嗅覺敏銳和對消費者需求的極致響應，成為了可持續發展創新的主要源泉。它們如同經濟的“神經末梢”和“毛細血管”，能夠深入社會生活的各個細微領域，催生出新的技術、商業模式和業態。

1.角色一：“靈魂多變”的創新驅動者、創新先鋒。在互聯網科技、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綠色消費等前沿領域，民營企業是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主要開創者。它們通過“創造性毀滅”，不斷打破舊有平衡，為經濟體系注入新鮮血液。在環保科技、數字普惠金融、大健康產業等領域，民營企業往往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它們敢于冒險，將創意轉化為現實的產品與服務。

2.角色二：“為民謀福祉”的社會責任踐行者、社會福祉的直接響應者。其“靈魂多變的社會屬性”使其能快速適應并滿足民眾多元化、個性化的需求，直接踐行“為民謀福祉”的理念。其創新活動天然地指向滿足龐大市場中多元化、個性化的民生需求，從移動支付到共享經濟，從在線教育到智慧醫療，民營企業在解決社會痛點、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協同機制中的定位：民營企業的核心訴求在于獲得市場機會、資本支持與穩定的政策預期，其主要功能是“探索與突破”，需要從一個更具資源與風險承受能力的系統中獲得支持，創新成果需要被更大規模的平臺吸納和放大，以實現商業價值的最大化，其面臨的資源約束和風險敞口也最大。

（二）國有企業：國家戰略的“定盤星”與創新價值的“整合者”

國有企業并非單純的營利性組織，特別是中央企業，被賦予了超越純粹經濟利潤的戰略使命。是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被賦予了多重使命的“國家工具”和“市場穩定器”，在可持續發展治理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系統整合者”角色。

1.角色一：“定心盤”與“棋手”的戰略角色，基礎環境的保障者。 國企控制了能源、交通、通信、金融等國民經濟命脈關鍵領域，以其巨大的體量和穩定性，為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性、兜底性的保障，創造了民營企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硬環境”與“軟環境”，為社會創新活動和民生保障提供穩定、可靠且通常具有普惠性質的基礎服務，防范系統性風險。

2.角色二：資源優勢整合平臺、創新成果“價值實現平臺”。 國有企業憑借其雄厚的資本、信用背書和龐大的現有產業鏈主導地位，通過設立產業投資基金、建立創新孵化平臺或直接以“優于市場的價格收購和合作模式”，對民營企業已驗證的創新成果進行戰略性收購或深度合作，為民營企業的創新成果提供了一個高價值的“出口”。此舉并非行政干預并非純粹的財務投資，而是一種服務于國家產業升級和供應鏈安全市場化的戰略投資行為，一方面，降低了民營企業的創新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其敢于進行長期、前瞻性的研發投入，為高風險的前沿創新提供了一個高確定性的價值出口，極大地激勵了民營資本的持續投入；另一方面，通過國企的網絡與規模，能迅速將一項小微技術“產業化”與“生態化”，將小微創新迅速整合進其龐大的產業生態中，實現創新的規模化、產業化，“不斷擴大其市場價值”，實現創新價值的倍增。

3.角色三：協同機制中的定位，民生與國家安全底線的守護者。其主要功能是“穩定與放大”， 在涉及國計民生但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的領域（如偏遠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戰略性資源儲備），國企承擔著民營資本不愿或不能承擔的社會責任，為整個創新系統提供基礎支撐，并通過戰略性吸收和擴散創新，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發展的方向。

（三）外資企業：良性競爭“激活劑”與“標桿設定者”

外資企業的引入，被有選擇地納入中國可持續發展治理體系，其作用精準而深刻，被賦予了超越“資本補充”之外的良性競爭“鯰魚”與國際標準“引路者”戰略意義。

1.角色一：“配套引入”與“鯰魚效應”的制造者。在特定領域（在高端制造、精密化工、生物醫藥等核心技術領域）選擇性引入全球領先的外資企業，引入全球領先的外資企業，旨在為國內市場注入一股強大的競爭壓力，為國內市場樹立了技術、管理和服務的國際標桿。這種壓力“激活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迫使國內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必須對標世界一流國際頂尖水平，“激活創新活力”，加速技術迭代與管理升級，提升競爭層次。

2.角色二：“杜絕資本肆意膨脹”的資本擴張“制衡器”。 在可能存在壟斷風險特定領域，允許實力雄厚的外資企業與快速成長的民營企業同臺競技，引入實力雄厚的外資競爭者，可以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結構和市場制衡，防止國內資本（無論是國有還是民營）形成封閉的利益集團，“杜絕民營資本肆意膨脹”，防止其形成市場壟斷或出現“野蠻生長”現象，確保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與有效性，維護健康的產業生態。

3.角色三：“激活為民服務初心”與標準的提醒者。外資企業帶來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和企業社會責任（CSR）標準，為國內企業樹立了學習范本和超越的標桿，促使國內企業反思并堅守其“為民服務的初心” 和對高品質、高標準的不懈追求，有助于推動整個行業服務水平和商業倫理的提升。

四、案例實證：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協同崛起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在短短十年內從跟跑到領跑，是上述協同治理模式最生動的詮釋、成功的典范。

1.民營企業的創新突破

以比亞迪、蔚來、小鵬、理想為代表的民營企業，在磷酸鐵鋰與三元鋰電池技術、電驅動系統、智能座艙和自動駕駛算法等領域進行了大膽且前沿的探索，定義了產品的用戶體驗和商業模式（如換電、超充網絡）。如，比亞迪在磷酸鐵鋰和刀片電池技術上的攻堅，蔚來、理想、小鵬在整車設計、智能座艙和用戶運營上的模式創新，構成了產業爆發的技術基礎和多樣化供給。

2.國有企業的戰略整合與賦能

2.1基礎設施保障：國家電網、南方電網等國企主導建成了全球覆蓋最廣的智慧快充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解決了行業發展的“里程焦慮”最大瓶頸。

2.2政策與資本支持：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通過巨額補貼、稅收減免、路權特權等配套政策工具，培育和吸引了完整的本土供應鏈，為產業初期市場創造了空間。如，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對關鍵零部件領域進行了戰略性投資。

2.3產業整合與擴散：以上汽、廣汽、一汽為代表的國有大型汽車集團，一方面通過與民營車企（如蔚來、比亞迪）或科技公司成立合資公司，吸收其創新成果；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強大的制造能力和供應鏈體系向民營企業供應鏈采購，快速吸收、應用了民營企業的創新成果，快速推進技術的規模化應用，并將其推向更主流的消費市場。

3.外資企業的催化與制衡

3.1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的“鯰魚現象”，它的國產化不僅直接提升了供應鏈水平，其卓越的產品性能和品牌效應如同一劑“強心針”，極大地刺激了所有國內品牌的競爭神經，給所有國內品牌帶來了空前的競爭壓力，迫使整個行業在智能化、續航和制造工藝上加速迭代，加快創新步伐、提升產品質量，迅速教育并做大了中國市場。

3.2特斯拉的本地化生產，也極大地帶動和培育了本土供應鏈企業，也制衡了當時部分本土新勢力可能出現的自滿情緒，提升了整個產業鏈的技術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確保了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這一協同體系中，民營企業是“尖兵”、負責沖鋒陷陣、定義未來，國有企業是“后勤總部”和“主力軍團”、負責保障供給、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外資企業特斯拉則是那個最強大的“假想敵”和“陪練”，迫使整個“我軍”在這個由制度引導、三方協同的治理體系中，形成全球最活躍、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生態，實現了環境效益（減排）、經濟效益（全產業鏈發展）與社會效益（提升出行品質）的有機統一，戰斗力急速提升。三者協同，共同成就了中國在全球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領先地位。

五、挑戰與優化路徑

盡管該模式展現出強大效能，但其持續運行仍面臨內在挑戰。

（一）面臨的挑戰

1.協同失靈風險：國企的官僚主義、低效可能抑制創新活力，民企可能面臨隱性的市場準入壁壘、遭遇“玻璃門”、“旋轉門”、難以平等獲取資源，外資政策的不確定性可能影響長期投資信心。

2.公平競爭隱憂：“競爭中性”原則在具體執行中仍需細化，確保各類所有制企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如，國企享有的資源優勢（如低息貸款、特許經營權）可能對民企構成不公平競爭，扭曲市場信號。

3.創新轉化摩擦：國企與民企在管理體制、企業文化、風險偏好上的巨大差異，可能導致在創新成果轉化等協同合作中摩擦與內耗、產生效率巨大損失。

（二）優化路徑建議

1.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 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營等方面，對所有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確保各類主體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推動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配置，減少行政性干預。

2.落實法治化營商環境：以立法形式明確各類產權的平等保護，穩定外資和民營資本的長期預期，讓競爭在法治軌道上良性進行，推動國企改革從“管資產”向“管資本”轉變，加快國企在競爭性領域的市場化改革，使其更多地通過資本紐帶和市場化方式參與協同，減少行政干預。

3.完善“創新-收購”的市場化評估與定價機制：建立獨立、專業的第三方評估體系，發展專業化的技術評估機構和知識產權交易市場，使國企對民企創新成果的吸納更加高效、透明，確保國企對民企創新成果的收購與合作基于公允的商業邏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與對民企利益的侵占。

4.實施“精準滴灌”式等更精準、透明的外資政策：通過“負面清單”管理制度，持續擴大外資準入，穩定外資預期，從“招商引資”轉向“選資引智”，從“引資”向“引技”、“引智”升級，重點吸引能彌補國內短板、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高質量外資，重點引入能與國內產業鏈形成補位、強化與激活效應的高質量外資。

六、結論

中國特色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成功，是根植于其獨特的“制度嵌入下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模式。是以國家長遠戰略和人民根本福祉為“元目標”，通過深度制度嵌入，通過將國有企業的戰略定力、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與外資企業的競爭壓力進行系統性的整合與制衡，讓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在明確的角色分工與動態的互動機制中，各自發揮其“定盤星”、“創新源”與“激活劑”的比較優勢，在動態平衡中實現了發展與安全、效率與公平、創新與穩定的統一。并非依靠“看不見的手”或“全能型政府”的單一邏輯，是構建了一個具有強大韌性與活力的多元主體協同治理體系，既利用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與微觀激勵上的效率優勢，又發揮了國家在戰略引領、風險防范與公共利益保障上的主導作用，是對“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的生動詮釋。這種相互促進、相互制衡的治理結構，不僅有效地將微觀創新活力導入了宏觀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還形成了一種能夠不斷自我調適、自我演進的復雜系統，一種超越西方傳統模式的、獨特的治理智慧，既是中國對自身發展經驗的深刻總結，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全球性可持續發展挑戰時，提供了一種強調戰略自主、系統協同與動態平衡的、全新的路徑選擇與理論參考。

作者簡介：王連升，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社會責任工作委員會戰略合作部部長、研究員。廣東省企業可持續發展研究會CSR專委會副會長，證券日報特約評論員，北京ESG研究院專家顧問，上海市計算機行業協會顧問。自2019年入職工業和信息化系統，深耕社會責任與可持續發展（供應鏈責任追溯等）及政產學研用媒利益相關方影響等領域。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部，完成工業和信息化企業社會責任國際交流與合作支撐專項、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建設支撐專項、工業和信息化合規體系建設支撐、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政務服務標準體系建設及標準化工作專項等課題40余個。發表諸如《綠色金融與電子信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矛與盾》等學術研究100余篇。主導參與或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指南》等多項行業關鍵標準。主導編制《電子信息行業社會責任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報告》行業報告6本。2022-2025年，被評為“2021年度中國產業研究突出貢獻者”“2022年度電子信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年度突出貢獻者”“2024年度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準委員會杰出服務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亞洲標委會杰出服務個人”“2025全球電子協會中國ESG杰出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