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奢靡之始，危亡之漸

《新唐書·褚遂良傳》載，唐太宗溺愛皇子李泰，對其耽于酒色、奢侈逾制之舉不以為然，并以舜帝作漆器、大禹雕祭器為例駁回朝臣進諫。褚遂良挺身而出，直言進諫：“奢靡之始，危亡之漸。”此八字箴言言簡意賅、發人深省，表明奢侈享樂與政權興衰、人事成敗存在深刻關聯。奢靡之風的萌發，往往是危亡之患的開端；細微弊病的積累，終將釀成傾覆之禍。這既是對歷史規律的總結，更是對為官從政者的告誡。

先秦諸子早已洞悉奢儉與家國命運的內在聯系，留下諸多警世箴言。《墨子·辭過》斷言“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將節儉的操行與國家興亡相關聯；《荀子·富國》中強調“足國之道，節用裕民”，指明節儉是強國富民的根本；《管子·八觀》亦云“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揭示了奢靡對民生的侵蝕。“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為官從政者的言行對國家、社會都有極大影響。

部分為官從政者對奢靡之風存在認知誤區，將奢侈享受異化為地位與權力的象征，這類誤區或源于攀比心理，或滋生自貪欲膨脹。《后漢書·仲長統傳》中記載，東漢末年的官僚貴族“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甚至“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將鋪張浪費當作炫耀的資本。西晉時期，石崇與王愷更陷入荒誕的奢靡“競賽”：王愷以飴糖洗鍋，石崇便以蠟燭代薪；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石崇則以錦緞步障五十里相敵；王愷得武帝所賜珊瑚樹高兩尺許，石崇竟揮鐵如意將其擊碎，隨即取出家中三四尺高的珊瑚樹六七株，任其挑選。這種毫無節制的奢靡，看似是貴族間的“任性斗氣”，實則是對民脂民膏的肆意揮霍，最終為王朝的覆滅埋下了隱患。

奢靡之害的源頭，往往在于“始”之不慎。《周易·系辭下》有言“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奢靡之風的蔓延，往往始于細微之處的失守。奢靡并非總是以觸目驚心的面目出現，而是披著“人之常情”“禮儀所需”的外衣悄然滲透。正如《韓非子·喻老》所云“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孔子亦有“奢則不孫（遜），儉則固。與其不孫（遜）也，寧固”的告誡，強調奢侈會讓人驕縱無禮，而節儉雖稍顯寒酸卻能堅守本心，因此兩相比較，寧儉勿奢。反觀歷史上的貪官污吏，無一不是從“小奢”走向“大奢”，最終墮入腐敗深淵。清乾隆時期官至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的和珅，初入仕途時生活簡樸，勤勉盡責，對官場侈靡之風亦有清醒認識，曾多次拒絕下級行賄。但在長期宦海生涯中，他逐漸放松操守，憑借乾隆皇帝的寵信，權力日益膨脹，貪腐行為愈演愈烈。為官期間，他大肆斂財，家產數額極為驚人，生活奢靡無度。乾隆皇帝駕崩后，嘉慶帝迅速查辦和珅，將其家產全部抄沒充公，和珅最終被賜自盡，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歷代清官廉吏，無不以戒除奢靡、堅守節儉為執政之要。春秋時期，秦相百里奚拒享奢華，秦穆公用五張黑羊皮將他從楚國贖回并拜為大夫后，多次賜予封地與豪宅，均被他婉拒。他的宅邸與普通士人無異，車馬僅夠滿足禮儀需求。故百里奚去世后，秦地人民自發對其懷念和追思，“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北宋趙抃與包拯同列《宋史》廉吏傳，其“鐵面御史”之名與“包青天”并稱，尤擅以儉革除地方奢靡積弊。1058年他擔任成都轉運使時，當地官員借“接風”“餞行”“賀壽”等名義大肆公款吃喝，甚至以奢靡排場相互攀比。趙抃入川時僅帶一隨從、一匹馬，行囊中唯有“一琴一鶴”，上任首日便謝絕所有接風宴請，更提出“三廉”的理念——廉于身、廉于職、廉于風。他深入茶館傾聽民聲，摸清奢靡陋習根源后，下令禁絕官員間一切饋贈酒禮，對頂風違紀者嚴懲不貸，即便是偏遠小邑的貪腐小吏，也絕不姑息。兩年后他奉調回京，行囊依舊只有琴鶴與簡樸行裝，蜀地奢靡之風竟“一洗而空”，蘇軾贊其“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傳家”（“清獻”為趙抃的謚號）。清代于成龍從羅城知縣一路升至兩江總督，一生始終清苦自守，日常粗茶淡飯，多以青菜為食，百姓尊稱其為“于青菜”。他為官期間嚴禁饋贈、力戒奢靡，去世時家中無有余資，僅存舊衣數件，康熙帝因此贊譽他為“清官第一，古今罕有”。

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為戒，絕非停留在口頭。對為官從政者而言，首要在固本慎始。《論語·顏淵》有言“政者，正也”，為政者當以道德立身，以公義處事，摒棄特權思想，常懷敬畏之心。宋代《油污衣》詩說：“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為官者當如“白衣”，一旦“清油”滴入，再難恢復潔白之初。明代官員王廷相經常向下屬講說“轎夫新鞋”故事，每每感慨道：“居身之道，亦猶是耳，倘一失足，將無所不至矣！”清人張伯行《卻贈檄文》寫道：“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將“慎始”融入為官之道，用之警醒自勵，終身保持廉潔清正的高貴品質。

其次當堅守慎獨慎微。鄭玄云“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為官者即便在無人監督之時，也應堅守原則、不越雷池。東漢楊震“四知拒金”的典故傳為佳話，有人深夜向其行賄，稱“暮夜無知者”，楊震嚴詞拒絕：“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元代張養浩在《牧民忠告》中強調為官者不僅要自身廉潔，更要注重家風建設。北宋包拯“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如初宦時”，對家人嚴格約束，立下“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的家訓，其清廉家風世代相傳。

最后當堅持秉公用權。《商君書·修權》有言“公私之分明，則小人不疾賢，而不肖者不妒功”，強調公權公用的重要性。唐代張九齡曾言“官爵者，天下之公器也”，強調為官者不可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奢靡之始，危亡之漸”至今仍警示著為官從政者——真正的危機，從來不是突如其來的災難，而是日常點滴的侵蝕；可怕的敵人，從來不是外部的威脅，而是內部的腐化。

◎本文原載于《學習時報》（作者：周生杰），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