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面對霸權威脅？石敬瑭卑辭厚禮，石重貴意氣用事，李世民韜光養晦，命運大不同

歷史是一面鏡子，石敬瑭、石重貴與李淵、李世民的不同選擇，讓華夏大地有不同的命運。什么樣的選擇是意氣用事，什么樣的選擇是老成謀國，一目了然。

新興國家怎么面對霸權國家的威脅？中國歷史智慧啟發今天

文/鄧峰

來源/HK01

電視劇《太平年》的熱播，讓傳統中國的五代十國亂世引起更多人的關注。五代十國是唐朝和宋朝之間的一段大分裂時期，雖然只存在幾十年時間，但給當時華夏大地的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難。連年不斷的戰爭，人民朝不保夕，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軍閥士兵吃人的殘暴故事屢見不鮮。五代十國的亂世有力說明，穩定的秩序與安全、和平的環境應當成為任何社會的基本生存要求。

五代十國主要用來概括當時中原地區前后出現的五個朝代和中原地區之外的十個主要割據政權。其中，占據政治中心的五個朝代分別是朱溫的后梁、李存勖的后唐、石敬瑭的后晉、劉知遠的后漢、郭威的后周。電視劇《太平年》的故事是從石敬瑭的后晉開始說起，結尾是吳越國主錢弘俶“納土歸宋”、華夏大地重歸一統。

《太平年》非常簡略地說到石敬瑭向北方游牧政權契丹稱臣，割讓“燕云十六州”，而石敬瑭的繼承人、侄子石重貴成為皇帝之后，拒絕向契丹稱臣，與契丹決裂，以至于后晉和契丹發生三次大戰，最終石重貴兵敗被俘，契丹入主中原，后晉滅亡。

在中國歷史中，石敬瑭和石重貴的故事具有警醒意義。石敬瑭本來是后唐明宗皇帝李嗣源的女婿，在當時那個弱肉強食的亂世中稱得上一方豪強。李嗣源去世后，他的兒子李從厚繼位。李從厚是一位軟弱無能、易被操控的青年君主，剛上任沒多久，便在人鼓動下因削藩逼反一位地方豪強李從珂，最終被李從珂取而代之。

在當時那種人人自危、普遍爭斗的亂世，作為皇帝的李從珂和作為地方豪強的石敬瑭互相猜忌，最終在個人野心、政治利益、自保心理的共同作用下，石敬瑭稱契丹國主耶律德光為“父皇帝”，自稱“兒皇帝”，以卑辭厚禮討好契丹，割讓“燕云十六州”，每年向契丹進貢，最終在契丹軍隊的幫助下擊敗李從珂，建立后晉。

石敬瑭的“卑辭厚禮以奉契丹”政策讓他備受詬病，許多人都譏諷石敬瑭人格卑下、有辱國格。不過應該承認的是，石敬瑭在位期間通過十分恭敬甚至刻意討好的姿態與契丹保持和睦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讓飽受戰亂和苛政折磨的中原地區獲得喘息之機。

待年輕氣盛的石重貴繼位之后，他反對像石敬瑭那樣刻意隱忍，不愿向契丹“稱臣稱孫”，而是只稱孫、不稱臣，從而激怒契丹國主耶律德光。后來在多方因素的疊加影響下，石重貴的后晉與耶律德光的契丹兵戎相見。后晉兩次擊退契丹的入侵，但第三次大戰時后晉兵敗，契丹軍隊入境后燒殺劫掠、惡貫滿盈。

相比于許多人眼中人格卑下、有辱國格的石敬瑭，石重貴年輕氣盛，敢于對抗契丹，但終究給他本人、后晉政權和中原大地帶來滅頂之災。以后世的視角來看，石敬瑭盡管有過度討好契丹之嫌，但他至少清楚自己的實力有限，懂得隱忍，而石重貴在根基未穩、后晉政權內外交困的危急時刻便與契丹交惡，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人格、國格與國家利益、人民福祉都十分重要，如果二者不可兼得，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顯然高于人格、國格。這樣說并非指石敬瑭“卑辭厚禮以奉契丹”的政策是對的，而是說為政者在關乎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的大事上不能像石重貴那樣任性。片面譏諷石敬瑭有失偏頗，因為石敬瑭的行為受制于當時的實力與環境，但片面稱贊石敬瑭同樣有失偏頗，因為石敬瑭終究未能在穩住契丹的同時讓華夏大地走出五代十國的亂世。后來的歷史證明，因為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讓重新統一天下、定都開封的北宋在抵御游牧政權入侵的時候喪失一道重要的屏障。

與石敬瑭、石重貴相比，唐朝李淵、李世民父子對待當時北方強大游牧政權東突厥的政策和態度，才是被世人稱道的明智選擇。在隋朝末年的亂世中，起初實力不足的李淵，自太原起兵開始，便一直注重與東突厥維持和睦關系，刻意放低姿態，用金帛來討好東突厥。在獲得東突厥的支持后，李淵、李世民父子銳意進取，逐漸統一天下。

李世民繼位不久后，東突厥大軍攻至渭水附近，距離唐朝首都長安非常近，一時之間，朝野人心浮動。以唐朝廣袤的疆域、李世民的一流軍事才華與當時十分耀眼的武將群體，唐朝雖未必能戰勝東突厥，但至少有一戰之力。然而李世民在綜合考慮之后決定與東突厥達成合約，史稱渭水之盟。自此之后，李世民在繼續穩住東突厥的同時韜光養晦、團結各派、選賢與能、整軍經武、休養生息、發展農業生產、積蓄力量。三年之后，在當時東突厥面臨嚴重內部危機的背景下，唐朝出兵征伐東突厥，一舉殲滅東突厥，讓唐朝北部邊境迎來和平與穩定。

歷史是一面鏡子，石敬瑭、石重貴與李淵、李世民的不同選擇，讓華夏大地有不同的命運。什么樣的選擇是意氣用事，什么樣的選擇是老成謀國，一目了然。不過軍事手段從來都是解決重大矛盾的不得已選擇，只要有可能，仍應“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人類的價值觀念、社會環境都已發生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得道多助”的旗幟。在這樣的時代，大國之間比的不單是軍事實力，而是越來越重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軟實力與人心向背。然而無論時代怎么變化，只要世界秩序仍以主權國家作為基本競爭單位，那么，李淵、李世民的以時間換空間策略仍具有啟發意義，區別的只是不同方式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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