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叛逃國民黨，建國后要求回歸，毛主席：給黨內同志一個交代

1957年，一篇回憶二七大罷工的文章在報社發表，瞬間引發全民關注。文章筆觸真摯，細節詳實，生動還原了大革命時期的崢嶸歲月，多家報社、出版社紛紛登門，懇請文章作者“棲梧老人”撰寫回憶錄，還原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沒人能想到，這位備受追捧的“棲梧老人”，竟是曾經叛逃國民黨的中共早期黨員——包惠僧。十八年前，他背棄信仰，投靠蔣家王朝；十八年后，他在新中國的曙光中回歸黨組織，用余生懺悔過錯、記錄歷史。這位中共一大的親歷者，一生跌宕起伏，究竟藏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

1894年，包惠僧出生于湖北一個小土地經營者家庭，家境優渥的他并未安于享樂，反而胸懷報國之志。1919年，從北京大學畢業的他，恰逢五四運動爆發，熱血沸騰的他毅然走上街頭，加入游行抗議的隊伍，見證了愛國青年的赤誠與擔當。

機緣巧合下，包惠僧聆聽了陳獨秀的演講，深受觸動，主動登門拜訪。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十分欣賞這位熱血青年，包惠僧也因此成為陳獨秀身邊的得力助手。1921年，陳獨秀與李大釗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特意邀請包惠僧前往武漢，參與黨組織籌建工作。

這份信任讓包惠僧激動不已，他全身心投入籌備工作，不僅與陳獨秀密切配合，還與共產國際友人并肩協作，多方征詢意見，力求做到盡善盡美。同年6月，中共一大召開，因陳獨秀事務繁忙，包惠僧受其委托，作為代表出席會議，成為中共一大最特殊的代表之一。

在浙江嘉興南湖的畫舫上，包惠僧與毛主席、董必武等革命先驅圍坐一堂，暢談革命理想，規劃黨的發展方向。他與毛主席年紀相仿，待人真誠、工作勤懇，常常主動提出見解，深得毛主席欣賞，兩人經常一同探討革命大計，結下了深厚友誼。中共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誕生，包惠僧也在這場歷史性會議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彼時的包惠僧，滿懷熱血、初心如磐，被戰友們親切地稱為“包大炮”，大家都以為，這位早期革命骨干，會始終堅守信仰，為革命事業奮斗終身。可誰也未曾料到，這份堅定，最終會被恐懼擊碎，讓他走上了叛黨之路。

包惠僧的叛逃，根源在于他內心的膽怯。從小生活順遂的他，從未經歷過太多困苦，性格中缺乏革命所需的堅韌與果敢。革命初期，局勢尚緩，他的膽怯并未顯現；可隨著國共關系日益惡化，危險逐漸逼近，他的恐懼開始不斷滋生。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國共合作徹底破裂，無數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李大釗等早期創始人英勇就義。親眼目睹這一切的包惠僧，被死亡的陰影籠罩，內心徹底動搖，對革命失去了信心，選擇了逃避。

南昌起義前夕，周恩來曾指派包惠僧在南昌待命，準備參與起義。可起義失敗后，面對動蕩的局勢，包惠僧的退縮之心愈發強烈。當周恩來詢問他的打算時，他借口投奔親戚，拒絕繼續跟隨組織奮斗。周恩來雖有惋惜，卻仍塞給他一些盤纏，叮囑他日后設法與組織聯系。

這份叮囑，終究沒能喚醒他的初心。1930年，走投無路的包惠僧，正式投靠國民黨，從此背離了自己曾經堅守的信仰。在國民黨的近二十年里，他始終未被重用，默默度日，也正因如此，他僥幸避免了與昔日戰友刀兵相見的尷尬，為自己日后的回歸留下了一絲余地。

1949年2月，三大戰役結束，國民黨敗局已定，蔣家王朝瀕臨崩塌，許多國民黨將領紛紛起義，投向解放大軍。可包惠僧卻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與羞愧之中——他曾是中共黨員，如今又投靠國民黨，早已沒了回頭的底氣，不知該以何種身份面對昔日的戰友。

就在他迷茫之際，國民黨決定遷都廣州的消息傳來，內部權力爭斗愈演愈烈：蔣介石迫于壓力下野，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可蔣介石仍在幕后操控一切，遷都之舉不過是他制衡李宗仁的手段。包惠僧趁機送走家人，趁著國民黨內部混亂、人員裁撤之際，辭去官職，徹底脫離了國民黨的束縛。

他深知蔣介石的為人，自己曾是共產黨人，若跟隨蔣介石逃往臺灣，日后必定沒有安生之日。深思熟慮后，包惠僧帶著家人逃往澳門，靜待局勢變化。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的廣播聲響徹澳門，毛主席那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讓包惠僧內心五味雜陳。

震撼、感慨、悔恨交織在一起，過往的一幕幕涌上心頭：他想起與毛主席等人泛舟南湖的初心，想起陳獨秀的信任，想起那些為革命犧牲的戰友，心中滿是愧疚與迷茫。最終，他鼓起勇氣，向周總理發出電文，含蓄地表達了回歸的愿望。

周總理將此事轉達給毛主席，毛主席表示歡迎他回歸，但要求他必須直面過錯，給昔日戰友一個交代。收到毛主席的親筆回信后，包惠僧欣喜若狂，在周總理的安排下，順利回到大陸，開啟了新的生活。回歸后，他進入華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學習，寫下3萬字《思想總結》，直面自己的叛黨過錯，用“罪不可赦”四個字評價自己，深刻懺悔反思。

1957年，包惠僧轉任國務院參事，以“棲梧老人”為筆名，發表了回憶二七大罷工的文章，引發廣泛關注。此后，他潛心撰寫回憶錄，將自己親歷的中共一大細節、大革命時期的真實場景一一記錄，內容詳實到會議代表的座次、會場轉移的細節，成為研究中共早期歷史最珍貴的一手史料。

令人惋惜的是，“破四舊”期間，包惠僧因害怕受牽連，讓子女燒掉了陳獨秀寫給自己的100多封書信，這些橫跨20多年的珍貴信件，從此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中。晚年的他，始終在懺悔中前行，用筆墨彌補自己曾經的過錯，留下了30余萬字的《包惠僧回憶錄》，書中那句“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從毛主席以下，多半是我少年時代的伙伴。他們從艱苦中創造了新時代，我很欣慰，也很慚愧”，道盡了他一生的遺憾與愧疚。

1979年，包惠僧因病逝世，結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曾是中共一大的親歷者，是革命的先行者，卻因膽怯背棄信仰；他曾迷失方向，卻在晚年幡然醒悟，用余生懺悔、記錄歷史。

包惠僧的一生，是復雜的一生，也是充滿遺憾的一生。他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大浪淘沙的歷史洪流中，掉隊不可怕，可怕的是永遠不回頭。而他留下的回憶錄，卻為后人研究中國革命早期歷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寶貴資料，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革命者在信仰與恐懼之間的掙扎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