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那些事兒

小說中的事兒不叫事兒，大多都要體現典型性，即便是作者胡編亂造的，也要符合人們的接受觀念，不然就不能暢銷。

不管是古典小說，還是現當代小說，都要寫一些比較新奇的事，而這種新奇并不是刻意求新求怪，而是要從生活中來，寫高于生活的那一部分。實際上就是作家加工了生活中的一些事，把這些事揉合到一塊寫，或者把很多事兒放到一個人身上，讓這一個人經歷很多事。就像余華的《活著》一樣，里面的主人公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變故，好像所有的悲慘事都讓他遇到了。他是幾個時代的親歷者，好像時代的悲痛和苦難全都讓他感受到了，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人似乎不存在，只是作家虛構的人物，當然事件有可能是真實的，只不過放到了這一個人身上而已。這些事具有典型性，并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每個人似乎都經歷過，沒必要寫進小說，即便文筆絢爛，用詞精彩，也不一定引起人們的興趣。事件是小說的內核，而語言只是外表。當然作家在寫作一段時間之后，就會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用這樣的風格來創作，就會吸引很多讀者。不管是莫言的小說，還是閻連科的小說，都有獨特的語言風格，而且這種風格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有經驗的讀者讀小說的時候會注重小說語言，自己喜歡的就去讀，不喜歡的就換一本，沒必要非得在一部小說上糾纏。小說的語言要優美一些，哪怕寫得非常土，就像趙樹理寫的那樣，也一樣可以講故事。

小說的內核是故事，也就是那些事。作家究竟怎樣講，涉及到敘事學的問題。作家有可能用鄉土語言來講故事，也有可能用華麗的語言來講故事，有可能用非常個性化的顛覆人們認知的語言來講故事，但都得通過文字來表達，讓讀者看到，還要力求讓讀者接受，而不可能曲高和寡。當然也有曲高和寡的小說。作家有自己的說法，說是留給后代人看的，實際上當代人接受不了，或者說他的思想太超前，他的語言太超前，讀者根本看不懂。外國出版行業比較開放，言論比較自由。當然一些現代派和后現代派的小說可以出版，而國內現代派或后現代派的小說就不一定能出版，因為出版社顧及銷量，還要看作家的名氣。倘若一個籍籍無名的作家想要寫一部小說出名，就要劍走偏鋒，寫現代派和后現代派的小說，用了一些荒誕派的手法，或者用了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雖然出新出奇，但出版社看不上，很有可能認為他們模仿某個外國作家。其實很多作家都在模仿外國作家，總是用外國作家先進的創作技法來寫作。莫言的小說就借鑒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寫法，還借鑒了象征主義的寫法，并不能說是他自己的獨創。事情就是那些事情，就看作家怎樣發現，怎樣加工。作家把很多事情加工到一塊，放到一個人物身上，那么這個人物形象就變得立體了。

現實生活中，人們認識一個人，要和這個人一塊做事，就會發現這個人的優點和缺點。倘若只是他自己表白，并不能服眾。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通過事件來體現的，有的事件是離奇的，有的事件是驚悚的，有的事件是玄幻的，有的事件是平平無奇的，但和現實生活中的事件有一些區別。作家在敘事的過程中，會運用敘事學的原理，同時用了頗具個人風格的語言來敘述，當然會把故事講得比較精彩。有蹩腳的作家寫故事的時候，總是注重語言的優美，結果產生了很大的歧義，把一個好端端的故事寫壞了。倘若別的作家來寫，就很可能把故事寫好。國內重視現實主義，國外重視現代派和后現代派，或者叫做國外重視現代主義。國內的文學大獎大多頒給了現實主義作品，而用來炫技的現代派和后現代派作品，卻往往落選。紀實文學敘事無所謂風格，所謂的敘事風格，只是作家們自己確定的。同樣一件事，讓不同的作家來寫，就會寫成不同的事。因為作家會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一件事，選擇最適合自己寫作的角度，還要選擇最適合自己寫作的語言，當然會出現敘事方面的分歧。現實生活中發生了一件事，處在事情當中的人和處在事情外面的人看法是不一樣的，或者說他們看到的事情雖然是同一件事情，但卻產生了認識方面的畸變。

作家寫作也是如此，要選擇具有典型性的事件，而這種典型性，只是他們雜取很多事情，或者改編很多事情之后獲得的。有的作家沒有學習過敘事學，只是渾渾噩噩來寫，感覺有什么想寫的，拿起筆來就寫，居然可以發表，那么這樣的作家就算有一點寫作的天才。其實每一種天才都可以做客觀理性的分析，作家的敘事更是如此。作家從某一個角度來命筆，總是有自己理由的。雖然有時候他們也糊里糊涂，并不知道這種理由是什么，只能說明受到靈感的牽引，實際上仍然有一定的創作規律可以摸索。一些作家模仿別的作家來寫作，居然以假亂真，就像明清的書生模仿唐人寫唐詩一樣，居然以假亂真，有的甚至可以選入《唐詩三百首》，一直流傳到現在，等于以訛傳訛。國內作家想要獲得捷徑，就要模仿外國的作家，還不要模仿一個，模仿好幾個，把他們的風格雜糅到一塊兒，尤其是那種敘事風格，雜糅到一塊就變成了自己的風格，這不叫抄襲，而是借鑒或發展。有的作家深入生活，到農村中生活一段時間，搜集一些素材，但他們并不會把看到和聽到的事原原本本的寫地作品里，而是有了一定的意義變化。或者說經過了主觀意識的加工，按照敘事學的原理來寫作，當然這樣的事情就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馬克思說，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說中的事情就是如此，只是很普通的事兒，就沒必要寫進小說，需要有一定的新奇特征，但故意求新求奇求怪，就要不得了，會超出現實太遠，讀者接受不了。

小說寫作是一門藝術，要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主要展現那種高于生活的部分，也就是注重馬克思所說的典型性，這才是敘事學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