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廣難封，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是我們熟悉的唐詩名篇，詩的題目叫《出塞》，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唐代詩人王昌齡。王昌齡詩里寫到的“龍城飛將”，就是這一節(jié)我們要講的《史記·李將軍列傳》的主人公——李廣。

李廣之所以被稱為“飛將”，是有出典的。那出典，也在《李將軍列傳》里。《李將軍列傳》里，位于中間的部分，寫到漢武帝下詔讓李廣做右北平太守，說：匈奴方面聽說了這個消息，“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shù)歲，不敢入右北平”，就是給李廣取了個外號，叫“漢朝的飛將軍”，幾年里都避免跟他打仗，因此不敢入侵右北平地區(qū)。

王昌齡的詩里的“飛將”，自然就是匈奴所說的“漢之飛將軍”的簡稱。但是，王昌齡為什么要在“飛將”二字前邊，再加一個地名“龍城”呢？這可就說來話長了。長到什么程度呢？需要我們從頭讀這篇《李將軍列傳》。

《史記》七十列傳里的這篇《李將軍列傳》，跟其他寫個人的傳記相似，都從追溯家世開始。先說李廣是“隴西成紀人”，然后說，他的祖先里有一位叫李信的，戰(zhàn)國時候是秦國的將軍，就是這位李信將軍，追擊俘獲了燕太子丹。接下來又說，“故槐里，徙成紀”，也就是祖上的籍貫，其實是一個叫槐里的地方，后來又遷到了成紀。成紀現(xiàn)在一般公認就是甘肅的秦安。槐里在哪里呢？有學者考證，槐里是在今天甘肅的臨洮，當時叫隴西狄道。又因為漢朝的隴西狄道，在北魏太和十年（486）曾建置龍城縣，并且被記載在唐朝初期編纂的《隋書》里，所以王昌齡的《出塞》詩里，“飛將”的前面，就有了“龍城”這樣的表示祖籍的定語了。

這樣的說法，自然不是定論。因為在清代，著名學者閻若璩在他寫的學術(shù)筆記《潛邱札記》一書里，就拿這篇《李將軍列傳》里的一段話為證，就是前面我們已經(jīng)講過的，“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shù)歲，不敢入右北平”，說漢代的右北平，是唐代的北平郡，郡府的所在地，叫盧龍，所以“但使龍城飛將在”，應(yīng)該作“但使盧城飛將在”，也就是“龍城”的“龍”，其實應(yīng)該寫作“盧”。后來還有人找到了一個版本證據(jù)，就是宋代王安石所編《唐百家詩選》的宋刻本里，“但使龍城飛將在”，是作“但使盧城飛將在”的。

不過無論是“龍城飛將”，還是“盧城飛將”，都源自《史記》的這篇《李將軍列傳》，是沒有問題的。

《史記》的這篇《李將軍列傳》，從頭到尾反復出現(xiàn)的一個情節(jié)，是“李廣難封”，也就是無論這位李將軍如何賣力打仗，就是得不到封侯的榮譽。這“李廣難封”四個字，也出自唐朝，是唐朝著名文學家王勃寫的駢體文《滕王閣序》里的八字名言“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的后半段。

李廣怎么個“難封”呢？《李將軍列傳》里專門寫了兩個小故事，很有意味。

第一個故事，是李廣早年的。說是李廣早年做郎一級的低級侍衛(wèi)時，有一回跟隨漢文帝出行，“有所沖陷折關(guān)及格猛獸”。這句話里的“沖陷折關(guān)”，原本的意思是沖鋒陷陣，阻擊敵人；“格猛獸”呢，自然是指碰上個猛獸什么的，李廣就出手格斗。但漢文帝顯然沒有帶著李廣去前線打仗的事，聯(lián)系“格猛獸”的說法，一般認為“沖陷折關(guān)”應(yīng)該是指李廣跟隨漢文帝出行打獵，能像上了真正的戰(zhàn)場那么拼命。因此文帝感嘆說：“很可惜啊小李，你沒有遇上好時候啊。如果讓你身處咱們高皇帝那會兒，得個有上萬戶人家封地的侯爵，也是不在話下的。”

第二個故事，是李廣晚年的事情。這事情還跟李廣的一位堂弟李蔡有關(guān)。在漢文帝的時候，李廣是跟自己的這位堂弟一同起步做郎官的。到了漢景帝的時候，這李堂弟就積累功勞到了二千石的位置；漢武帝的時候，李堂弟更進步，先是做了代王的王國丞相，后來在元朔五年（前124）跟隨大將軍出擊右賢王，有軍功，符合封侯的標準，被封作樂安侯。到了元狩二年（前121），這李堂弟更進一步，接了丞相公孫弘的班，當上了漢王朝的丞相。這位李蔡李堂弟，按照當時人的評價，為人不過在“下中”也就是下品的中等水平，名聲也遠遠比不上李廣，但封侯做官，就是比李廣厲害。而且最讓李廣感到難堪的，是自己部隊的下級甚至士兵，到這時也有被封侯的。所以有一回他跟漢朝著名的氣象學家王朔先生吃飯閑聊，就忍不住問王專家：“自打咱們漢朝出擊匈奴開始，我李廣就沒有一次不在戰(zhàn)斗中，而各部隊校尉以下，才能不過中等水平的，因為打匈奴有軍功，而獲得封侯的，有幾十個。我李廣算下來也不是比他們差的人，卻沒有尺寸的功勞可以獲得分封城邑，這是為什么啊？難道是我的面相，本就不該封侯嗎？還是命該如此啊？”這王朔也很聰明，不給看相，也不算命，而是問李廣：“將軍您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有過什么遺憾的事情？”李廣想了想說：“我在擔任隴西太守的時候，羌人曾經(jīng)造反，我誘降了他們。當時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騙了他們，一天之內(nèi)把他們都殺了。至今想來，最大的遺憾就只有這件事了。”王朔因此說：“人的禍害，沒有比殺已經(jīng)投降的人更大的了，這就是將軍您不得封侯的原因了。”

關(guān)于李廣不得封侯的原因，漢代氣象學家王朔的解釋，是準確的嗎？恐怕很難說。事實上對于為何“李廣難封”，歷來有很多的說法。我個人覺得，蕭平漢教授寫的一篇論文，題目叫《軍功不夠是“李廣難封”的根本原因》，說的比較有道理。

蕭教授首先按照《史記》《漢書》所記封侯實例，歸納了漢武帝時封侯的四條標準，分別是：第一，捕獲敵軍的王、相、將軍和匈奴的閼氏等；第二，斬殺敵軍一千個首級以上；第三，在戰(zhàn)斗中為奪取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第四，父親在戰(zhàn)斗中作出重大貢獻卻犧牲了，兒子可以獲得封侯。然后蕭教授按照《史記》和《漢書》的記載，為李廣做了一份簡單的年表，通過這份年表，可以發(fā)現(xiàn)，在整個對付匈奴的戰(zhàn)爭中，李廣率軍出擊匈奴五次，三次無功而返，兩次全軍覆沒，其中一次還被匈奴給活捉了，所以他自己說“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這就是李廣難封的根本原因。

但是，從《李將軍列傳》的記載看，李廣“家世世受射”，就是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受過很好的射箭教育的，而他本人則長得既高大，又有一雙像猿猴一樣的長臂，天性善于騎馬射箭，是戰(zhàn)場上的驕子。這么一位軍事天才，為何率軍出擊匈奴五次，會一次也沒有漢王朝認可的成功呢？蕭教授的論文進一步分析說，主要是漢武帝用人政策的后果。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對漢武帝而言，任何一場對匈奴戰(zhàn)斗的勝利，預(yù)定的勝利成果的最終受益者，必須是由外戚擔任的前線統(tǒng)帥，而不是其他普通的軍將，所以沒有高層背景的李廣，縱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是個陪練——有功的機會請靠邊，有難的時候請上前。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再來讀《李將軍列傳》里的某些情節(jié)，其中的悲涼氣氛，就很明顯了。比如到軍隊里來混資歷的“中貴人”，也就是太監(jiān)，在前線擅自行動，而被匈奴的三個射雕高手圍攻，隨行的都快被殺光了，逃回李廣的大營，李廣只好率騎兵百人出擊，為之報仇，雖然三個射雕手中，殺了兩個，活捉了一個，后果卻很嚴重，遠遠地遇上了匈奴幾千人的騎兵大隊。怎么辦？李廣只好冒險下令自己的百人騎兵分隊下馬解鞍，以迷惑對方，讓對方誤以為漢朝方面有伏兵而止步不前。雖然今天的讀者，可以感嘆李廣的神機妙算，但對當時的李廣而言，這樣的打仗，哪里還有什么軍功可言，能活下來就不錯了。

據(jù)《李將軍列傳》記載，元狩四年（前119），李廣跟隨大將軍衛(wèi)青出兵攻擊匈奴，被分派到一條路遠、水草少，顯然無法安營扎寨的東路作戰(zhàn)，結(jié)果部隊因為失去向?qū)А⒚月罚⒄`了跟衛(wèi)青所率主力會合的期限，導致單于逃脫，李廣部隊因此被追責。為了保護下屬，他決然自殺。

司馬遷是見過李廣本人的，在《李將軍列傳》最后的“太史公曰”里，他說：“余睹李將軍，悛悛（quān）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意思是我看李將軍的樣子，老實巴交的，好像是個鄉(xiāng)下人，都不怎么會說話。但他死的時候，天下人認識他和不認識他的，都來向他致哀。司馬遷還引用了諺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說明像李廣這樣的人，雖然自己不會說什么，但他做的一切，已經(jīng)足以為后人所效法，而且這一切，在更大的范圍內(nèi)，還是一種隱喻。

這是一種怎樣的隱喻呢，司馬遷沒有直說，而是在“太史公曰”之前，加了一小段文字，專寫李廣的孫子、同樣有將軍身份的李陵。而這位李陵，就是司馬遷身遭腐刑的關(guān)聯(lián)人、李陵事件的主角。

出現(xiàn)在《李將軍列傳》最后部分的李陵，跟他的祖父李廣有著十分相似的悲劇性命運。天漢二年（前99），他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擊匈奴，為貳師將軍分流敵人壓力，結(jié)果被匈奴軍隊圍困，而援兵不到，最后不得不投降。

對于這一段文字，歷來有人認為它不是司馬遷寫的，像清代的《史記》研究專家梁玉繩，在他的《史記志疑》里列了幾條理由，說這部分跟《史記》紀事的下限，跟《漢書》所記更為確切的李陵事跡等，都有矛盾，并認為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遭罪，不可能在《史記》里再寫這一段，等等。但在漢武帝欽定大獄還沒有昭雪的前提下，司馬遷只能根據(jù)傳聞書寫李陵后續(xù)事跡，因而其中有不準確的地方，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尤其重要的是，《史記》對司馬遷而言是一部生命之書，雖然在大的結(jié)構(gòu)上有上下的斷限，但他怎么可能自己畫地為牢，對既令漢王朝君臣失色，也令他自己的人生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折的歷史性事件，只字不提呢？至于說這部分文字的最后一句話，就是“自是之后，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是“斷非子長筆”，尤其沒有道理。相反地，這句話不僅可以在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里找到類似意思的文句，還正好說明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下，太史公都堅守著他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

◎本文原載于《眾生：〈史記〉的列傳》（作者：陳正宏），文章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quán)，請聯(lián)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