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臺海危機中的酸楚：面對美國文攻武嚇，中國應對有多勉強？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96年3月，中國政府為震懾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臺獨勢力，在臺灣海峽地區舉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克林頓政府出于美國自身的戰略利益考慮，向臺海附近水域派出了2個航母戰斗群，中美兩軍在臺海隱然呈對抗之勢。

從美國的角度看，臺海危機是冷戰后美國在東亞地區面臨的一次重大安全挑戰。這場危機影響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凸顯了臺灣問題在雙邊關系和地區安全中的重要性，也使美國的地區安全政策呈現出新的動向。

1、美國的積極干預

臺海危機的起因是克林頓政府在1995年5月允許臺灣領導人李登輝訪美。雖然事后看來，克林頓政府做出這一決定主要是基于國內政治的考慮，但當時中美關系的大環境是：克林頓當政后即推動對臺政策調整，并于1994年9月出臺了“對臺政策評估報告”，其要旨是提升美臺關系、為華盛頓和臺北之間開展更高層次的交往開綠燈；中國在1994年底恢復“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努力受挫，認為主要是美國從中作梗；中美在1995年初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發生摩擦；雙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依舊。

在這一背景下，中方認為李登輝訪美標志著美國對臺政策的重大調整和嚴重倒退，懷疑美國要打臺灣牌以遏制中國的崛起。另一方面，李脊輝在訪問康奈爾大學期間發表的演講中，鼓吹“中華民國在臺灣”，公開亮出了臺獨的旗幟。為了遏止美國對臺政策的進一步倒退，并向李登輝的臺獨活動敲響警鐘，中國政府在東南沿海舉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其中包括1995年7月21-28日在東海公海領域進行的地對地導彈發射演習訓練，8月15-25日在臺灣以北90海里處進行的導彈和火炮實彈演習，以及11月25日在福建沿海的東山島開始舉行的大規模的三軍聯合演習。

美方明白中方旨在通過這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傳遞在臺灣問題上的信息，因此反應比較平靜。在中方于11月份舉行的軍事演習期間，美國眾議院規則委員會主席杰拉爾德·所羅門曾致函克林頓總統，對臺灣海峽的安全形勢表示關注。

克林頓在回信中一面聲稱“導彈試驗和演習已導致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加劇”，同時又表示“中國的意圖是向臺灣和美國發出一個政治信息，而不準備馬上對臺灣采取軍事行動”，因此白宮沒有必要根據《臺灣關系法》第3款(C)的規定同國會磋商。

在中方11月份的演習后，美國情報部門認為中國還將在1996年3月臺灣“總統”選舉前在臺海地區舉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中央情報局為此設立了專門小組，24小時監視中國在臺灣海峽地區的軍事活動。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認為，中國領導人無視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在做出關系臺灣問題的決定時沒有考慮美國因素，而美國對中國一系列的軍事演習反應又過于軟弱。

為改變這一狀況，美國決定以更直率的方式向中方發出信息。12月19日，美國尼米茲號航母戰斗群經過臺灣海峽，這是中美建交以來美國航母第一次通過這一水域。雖然美方借口天氣原因使美國航母不得不繞道臺灣海峽，但它向中方炫耀武力的企圖卻是顯而易見的。1996年2月6日，又有3艘美國軍艦駛過臺灣海峽。

2月14日，美國海軍部長多爾頓在回答記者問時聲稱，美國正關注中國的軍事行動，只要總統一聲令下，美第7艦隊有能力處理任何區域的緊張局勢。多爾頓的表態為美國軍艦在臺灣海峽的活動作了注解。2月23日，中央情報局局長約翰·多伊奇在參院情報委員會作證時表示，從向伊朗出售巡航導彈技術到對臺灣進行武力恫嚇，中國的這些行動威脅著亞洲州的穩定。

多伊奇告訴議員們，中國一直在臺海地區進行軍事集結，美國情報機構“每分鐘都在極其密切跟蹤”那里的動態。不難看出，美方上述言行旨在向中方施加心理壓力，影響即將到來的軍事演習。另一方面，美國也在為臺海有可能出現的危機做準備。

2月上旬，一個由國防部主導的處理臺海危機的特別工作組成立并召開了首次會議，該工作組由國防部、國務院、中央情報局等部門人員參加，定期開會研判臺海局勢，并就一旦中國大陸對臺動武時美將作何反應制訂對策。2月下旬，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制定了應對臺海局勢的預案，根據這一方案，美國將針對中國在臺海地區的行動采取軍事的和非軍事的措施，其中軍事措施包括美國空軍和海軍的直接干預。

克林頓總統在聽完參聯會主席沙利卡什維利的介紹后，擔心中美軍隊的沖突會升級為核戰爭，因而要求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手們盡一切努力防止這種局面的出現。

2、劍拔弩張的外交博弈

1996年3月5日，中國新華社受權宣布，中國軍隊將于本月8-15日向東海南海進行導彈發射訓練，美方迅即做出反應。美國國務院當天就召見中國駐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對此事的“嚴重關注”，并通過美駐北京使館向中方提出正式抗議。白宮新聞秘書麥柯里稱，導彈演習“不是消除兩岸分歧的最佳辦法，無助于維護地區的穩定，是挑釁性行動”。美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則說，演習的目的“是在臺灣舉行總統選舉之前嚇唬臺灣人民的”，但不存在進攻臺灣的迫在眉睫的威脅。

6日，麥柯里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達了克林頓總統對中方導彈演習的關注，“總統強烈地感到，美國必須盡可能地制止臺灣海峽緊張局勢的加劇”。

麥柯里還稱中方的演習和訓練是“一種不顧后果的行動”。

鑒于中方這次軍事演習所選定的時間(3月23日臺灣“總統大選”之前)和地點（分別距離基隆港約20海里處、高雄港約30海里處）的敏感性，美國雖然不擔心中國大陸會攻打臺灣，但極為關心這次演習的政治和軍事后果。

為了防止出現最壞的局面，克林頓政府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和軍事行動。

首先是通過外交渠道向中國領導層發出明確信息。

鑒于李登輝訪美以來中美關系和臺海兩岸關系所出現的困難，以及國會要求對華采取更加強硬立場的壓力，美方曾在2月下旬向中方提議，由克林頓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同即將訪美的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進行一次會晤。

美方計劃在會晤中向中方闡明以下內容：美國的戰略和政策目標；對亞太地區包括臺灣安全的承諾；對中國的期望等。這實際上是謀求增進相互理解、建立相互信任的一次戰略對話。

但在中方宣布導彈發射訓練后，美方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向中國高層發出美國對臺安全關切的明確信息。時任國防部長的佩里回憶道：“我們認為，中國領導人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因此希望向劉華秋轉達一個清晰無誤的信息，并通過他把這一信息迅速傳達給中國最高領導人。”

為此目的，美方決定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和國防部長佩里一起會見劉華秋，以向中方轉達一個“強硬清晰的口信”。

在3月8日晚間于國務院舉行的會晤中，克里斯托弗首先發言。他詳細闡述了美國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基本原則，強調美國繼續遵守它的諾言，即承認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克里斯托弗表示，中國舉行軍事演習和試射導彈是對臺灣民主選舉的軍事恫嚇，美國擔心中國準備使用武力強行實現“一個中國”的目標。

他強調說，美國負責安全事務的高級官員一致認為，這種威脅性的軍事行動必須停止。佩里在接下來的講話中采取了更為強硬的調子，他聲稱，針對臺灣的軍事行動有可能構成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美國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衛它在這一地區的重大國家安全利益，而且愿意顯示這種能力”。萊克在最后的發言中一面強調美國在西太平洋有著重大的國家安全利益，中國最近的軍事行動威脅到了美國的上述利益，一面勸中國政府停止在臺灣海峽的軍事行動，致力于恢復兩岸之間的對話、旅游和貿易。

盡管美國以罕見的外交姿態向中方施壓，但中方不為所動。3月9日，中方宣布中國軍隊將于3月12日至20日在東海和南海進行海、空實彈演習，導彈發射訓練也在繼續進行。佩里不得不承認，“盡管我方的外交出奇的坦率，卻沒有奏效。”

在此情況下，克林頓政府負責安全事務的高級助手們認為“需要更換一種更強硬的方式表明美國的關切和決心”。

佩里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沙利卡什維利分析了美國可以采取的各種選擇。

一是再次向中方發出一個外交信息，但這有可能被中國人民解放軍視為軟弱；二是向這一地區派遣一個航母戰斗群，由于美國通常總在這一海域保持一個航母戰斗群，此舉分量似乎太輕；三是向中國舉行軍事演習的地區派遣兩個航母戰斗群，盡管佩里本人傾向于這一方案，但沙利卡什維利希望美國的反應不要過于挑釁，以免不必要地刺激中國，并使美國的航母戰斗群遠離中國的海岸火力。

最后，克林頓政府決定派遣兩個航母戰斗群在臺灣附近水域游弋，但不進入演習區域。

3月10日，克里斯托弗宣布，以“獨立”號航空母艦為首的特混艦隊將在幾天內駛向臺灣附近海域，以在必要時“處于能提供幫助的位置”。他還警告說，如果中國試圖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對美來說這將是一個嚴重問題”，中國將面臨“確實嚴重的后果”。同日，萊克也重復了克里斯托弗有關“嚴重后果”的警告。美方公開使用“嚴重后果”的措詞是不同尋常的，它表明隨著克林頓政府應付危機的手段的重點從外交轉向威懾，華盛頓希望北京這次能夠認真對待它要傳遞的信息，防止危機的進一步升級。

3月11日，美國國防部宣布了派遣第二個航母艦隊前往臺灣附近水域的消息。

另一方面，克林頓政府又擔心海峽兩岸對美國派遣航母的舉動產生誤解，遂以不同方式向雙方表明美國的意圖。華盛頓首先希望中方理解美國海軍部署的意圖和有限性。沙利卡什維利和佩里都公開表示，中國的演習是一場恐嚇臺灣人民的“排練”，但不會發生軍事沖突。美國防部發言人告訴記者，美將繼續執行把第二艘航母派往臺灣水域的計劃，但“在任何時候美人員不付諸于行動”。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洛德則強調美國軍事部署的“預防性質”，并堅持說，“我們不處在戰爭邊緣”。

克林頓政府還試圖讓中方確信，美國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臺灣“總統”選舉一結束，克林頓就重申了美國不承認臺灣的政策。白宮辦公廳主任利昂·帕內塔也在一個電視節目中強調：“我們信奉一個中國政策，我們不把臺灣看作是單獨的一個政府”。

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也在悄悄地向臺灣打招呼。3月11日，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伯杰和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塔諾夫赴紐約，與臺灣“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秘密會晤。

伯杰和塔諾夫告訴對方，美國在西太平洋部署2個航母戰斗群以表明美國致力于維護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美國對臺灣的支持是可靠的。與此同時，美中關系是重要的，需要謹慎處理，穩定的美中關系比不穩定和高度緊張的美中關系更能促進臺灣的安全。海峽兩岸應避免挑釁性的軍事演習，回到談判桌解決分歧。丁懋時表示，臺灣無意挑釁北京，它非常感激美國的支持，將同美方充分合作以緩和緊張局勢。

3月18日，中國軍隊開始了臺海演習的第3階段——海、陸、空聯合演習。

在此情況下，美方采取了第三個措施，即推遲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對美國的訪問。美方在21日晚向中方轉交的一封信中通報了這一決定，理由是“在目前氣候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官方訪問不合適”，實際上是以此表達對中方在臺海地區進行一系列大規模軍事演習的不滿。遲浩田對美國的訪問早在1994年10月佩里訪華時便已敲定，后因李登輝訪美而被中方推遲，這次又被美方推遲，這充分說明，中美軍事關系的順利開展有賴于良好的政治關系，而美國妥善處理臺灣問題更是關鍵。

3月25日，中國在臺海地區的軍事演習宣布結束，臺灣的選舉也落下帷幕，美國的航母戰斗群也逐漸淡出了臺灣以東水域。美國兩個航母戰斗群同時部署在西太平洋，這是越南戰爭結束以來，中美兩軍第一次隱然呈對抗之勢。值得慶幸的是，雙方都對對方的意圖有較準確的把握，都無意使危機升級，局面自始至終處于可控狀態，這樣臺海局勢才得以較快恢復平靜。

3、深遠的影響

雖然1996年的臺海危機持續時間并不長，危機的力度也不大，但其影響卻是深遠的。回頭看去，這場危機對美國對華政策、對臺政策以及美國的亞太安全政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對華政策方面，這場危機加速了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中美關系因李登輝訪美而受到重創后，克林頓政府不得不考慮如何修復雙邊關系，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更積極地介入中國問題。

從1996年1月起，萊克主持了一系列內部會議以檢討對華政策。在臺海危機期間，萊克同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戰略對話。美方在這次對話中介紹了美國的政策目標和戰略意圖，描述了美國的亞洲政策，闡述了中國和中美關系在美國亞洲政策中的作用，并指出了雙邊關系亟待處理的問題。

劉華秋也闡明了中方在一系列問題上的立場，強調了臺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這場被萊克形容為“非常清楚與良好的對話”加深了相互理解，也使萊克更加認識到調整美國對華政策的必要性。在方式上，這一調整的嘗試就是“經由一系列的議題界定與處理來決定我們的政策，然后把它們放在一個更大的架構中去看”。

以萊克與劉華秋的這次會晤為契機，中美開始了戰略對話的努力。在內容上，美國對華政策不再囿于人權問題，轉而認識到一個力量不斷上升的中國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區層面上挑戰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旨應轉向如何因應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在后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克林頓政府確立了與中國發展“戰略伙伴關系”的目標。

臺海危機也對美國對臺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積極方面看，這場危機使克林頓政府和美國的外交政策專家們認識到臺灣問題的敏感性，意識到美國需要更加謹慎地處理這一問題。美國著名的思想庫“對外關系委員會”在危機后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臺灣問題將繼續成為危險的潛在導火線，對中美關系和亞洲地區都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需要最高行政部門與國會領袖們不斷加以注意。”

面對臺灣當局咄咄逼人的“務實外交”和島內日益膨脹的臺獨勢力，克林頓政府感覺到有必要在保持對臺政策總體框架的前提下，有針對性地闡明美國的立場，以向臺灣發出明確的信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在1996年5月17日關于對華政策的講話中強調：“在臺灣謀求在國際上發揮作用時，它應該以符合一個中國的一種方式追求那個目的。”

在這之后，美國又多次告誡臺灣當局要謹慎行事，不要采取挑戰大陸的“外交冒險主義”，提醒臺灣在爭取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不要采取過激行動。1998年夏克林頓總統訪華期間，公開表達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三不”政策，即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灣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

“三不”方針的提出，明確了美國對臺政策的限度，充實了“一個中國”政策的內涵，打擊了臺灣島內的分裂勢力，也向臺灣當局推行的“務實外交”亮起了紅燈。

自1980年代以來，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一個重要立場就是不迫使臺灣同中國大陸談判，不在兩岸之間充當調解人。但是臺海危機凸顯了兩岸發生沖突的潛在危險性，美國因而在臺灣問題上采取更為積極主動的姿態，在兩岸之間促談、調解。

從1997年開始，美國一改過去對兩岸事務性磋商的冷淡、觀望態度，多次敦促臺北盡快與大陸恢復對話。1997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訪美期間，克林頓總統在同他的會談中也表達了美國希望兩岸恢復對話的立場。1998年1月，由剛剛卸任的國防部長佩里、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沙利卡什維利、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等人組成的“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戰略安全事務考察團”訪問北京、上海和臺北，要求兩岸盡快重開會談。

佩里一行還向臺灣方面表示，從長遠看，臺北如果不能接受“一國兩制”，則必須自行找一個與北京相處的“模式”；美國會支持臺灣的政治民主，也會向臺灣提供安全保障，但美國不是給臺灣“一個沒有限制、無條件的支持”。佩里等人上述表態的潛臺詞是，臺灣不能一味指望美國的支持，也要學會同大陸打交道。

與此同時，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也在1998年2月提出了管理兩岸關系的“中程協議”的構想，其主要內容是：

一，臺海雙方建立一個中程協議，規范未來幾十年間的臺灣情勢，直到正式的統一談判開始；二，在此期間兩岸都存在于一個中國之內，臺海兩岸都不挑戰最終的統一；三，臺灣明確表示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會宣布法律上的獨立；四，中國明確表示不會以武力對付臺灣；五，在統一之前各負責其內部與對外關系，但受前述約定限制；六，雙方進行高層定期對話；七，雙方可討論更改名稱以降低緊張氣氛，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稱“中國”，“中華民國”改稱“中國臺灣”。

李侃如提出“中程協議”的考慮是，由于兩岸統一的時機尚不成熟，為防止其中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而引發危機和沖突，應以“一個中國、50年不變”的方式穩定兩岸關系，在此框架下兩岸積極互動，朝著最終統一的方向邁進。

李侃如在1998年夏出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一職，因而他的“中程協議”的設想也在克林頓政府內部得到響應。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