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大量失業是災難嗎？孫玉良：未來增加就業不是政府施政目標

文︱孫玉良

最近一份名為《2028年全球智能危機》的所謂“AI末日報告”在網上流行，各大論壇、智庫、社交媒體瘋傳“AI將讓每個人失業”的戲碼，連馬斯克都在最新訪談里重申未來3～5年所有行業都可能出現“巨型失業潮”，白領藍領無一幸免，好象“AI要滅絕人類”，世界末日真的到來了。

人類發明機器人消滅了自己，這是啥邏輯？我就沒有那么悲觀。事實到底是什么？先把歷史翻出來。技術革新從來不是第一次來了就把人類統統干掉。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機械紡紗機、動力織布機把家家戶戶的織布婦女逼出家庭，但結果不是“全家挨餓”，而是把大多數人從低效勞動里解放出來，讓社會生產力指數級增長；農業機械化讓農民失業了，把全球70%以上的人口從地里撤下來，我看農民的日子比過去過得更好，人們有錢了、時間多了、生活質量反而提升了。技術淘汰“舊崗位”不等于終極失業，這就是歷史的基本邏輯。但今天AI時代的論調往往忽略這點，把“工作樣貌變化”誤讀成“就業全部消失”。

再看現實新聞數據，AI影響就業確實已在發生，但規模和情緒遠超實際。根據美商美瑟（Mercer）發布的《2026年全球人才趨勢報告》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全球約12,000名員工中擔心因AI導致失業的比例已經從2024年的28%上升到2026年的40%。這說明焦慮在積累，但這還是“擔憂”，不是“現實崩潰”。 部分企業裁員數據確實讓人警覺：亞馬遜、Salesforce等大廠在組織重構中提到AI因素，但這僅僅是行業調整，是效率優先邏輯下的資本行為，不代表全社會失業潮已全面爆發。同時也有主流經濟機構指出，AI可能在短期內讓失業略微上升，但長期會創造新工作和提升生產力——高盛研究估計AI完全普及可能最多讓就業減少約2.5%（美國），這種變化是“轉型”，不是經濟社會崩盤。

技術變革從來不只是替代，而是創造新的勞動形式和需求結構。AI不是把整個經濟體從有工作推向無工作，而是把“什么是工作”重新定義。既有舊的崗位減少，又有新的崗位增加；既有低端勞動消失，又有高端技能需求上升；既有勞動形態改變，也有就業結構調整。簡單把技術變革等同于失業潮，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到荒誕。

再來談談中國的現實和制度優勢。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放任失業潮自生自滅”，而是在積極布局。比如通過“AI+”計劃引導AI與產業融合，推動技術同時創造新就業崗位和提升勞動者技能，同時加強人力資本投資，緩沖AI對就業的負面沖擊。 這說明判斷AI就業趨勢不能只看“崗位減少數字”，更要看制度如何引導產業升級和吸納勞動力。制度不同，結果就天壤之別。需求不會消失，只會遷移。當技術提升生產力時，產品更便宜，消費者手中剩余的錢會增加，新的消費需求被激活，這恰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如果勞動力失業了，消費確實可能受到短期沖擊，但長期看技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產出，人們整體收入并沒有消失，而是從傳統勞動收入轉向資本分配、技能溢價、創新參與等多元形式。把AI沖擊等同于“全民失業、經濟崩潰”，是典型的因噎廢食式邏輯錯誤。

沖突點的深層其實在于對“社會價值和分配制度”的不同預設。悲觀論者看到技術替代勞動，焦慮的是收入的重新分配問題；樂觀論者強調生產力提升帶來的社會潛力。中國立場在于，不能因為技術導致個別崗位消失，就放棄整體社會的經濟治理能力。我們有責任把生產率革命轉變為全社會的普惠福利，而不是讓資本圈層壟斷收益、讓普通勞動者被邊緣化。

所以關鍵變量有三：一是技術發展速度和勞動市場的適應速度；二是政策制度能否引導收入分配向更廣泛的社會成員傾斜；三是教育和技能轉型是否能讓勞動者真正融入新的經濟結構。只要這三個變量向好的方向發展，所謂的“AI失業災難說”就不過是恐慌性噪聲。相反，如果忽視制度設計，讓技術紅利被少數資本壟斷，那才是真正的經濟和社會風險。這不是“技術螺旋”的問題，而是社會制度如何擁抱技術革命的問題。

我的看法，要拋棄那種把AI就業影響妖魔化的思維，技術進步從來不會把人類推向懸崖。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有資本主義制度國家無以倫比的優越性，未來就業數量不應該再是政府施政的唯一指標，社會生產關系和分配機制才是決定未來社會穩定與繁榮的核心。與其擔心AI搶走工作，不如思考如何讓AI創造的價值惠及全民。歷史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生產力越發達，人民越幸福；制度安排得好，技術福利最終會惠及社會每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