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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朗局勢正在進入關鍵的博弈時期,今后走向關乎國運。
2、當年親美的世俗政權巴列維王朝之所以被推翻,神權統治之所以能在伊朗維持數十年,是有復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不是一個哈梅內伊所能全部左右。哈梅內伊的身亡并不意味著伊朗能通往國際社會所期待的變革,今后伊朗的國家命運依舊充滿不確定性。
3、沉迷于意識形態狂熱是不歸路,沒有強大經濟民生作為基礎的地緣博弈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
哈梅內伊被殺震驚全球,伊朗為何淪落至此?
文/應濯
盡管許多人都認為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政權早已內外交困、危機四伏,但當哈梅內伊死于美國和以色列發起的聯合軍事行動的消息傳來,世人仍然會感到震驚。
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聯合以色列對伊朗發起大規模軍事行動。這是自去年夏天“十二日戰爭”之后,在伊朗經歷大規模抗議的背景下,美以再度對伊朗動手。在本次軍事行動之前,特朗普早已對伊朗發出威脅,美軍在中東進行了大規模部署,其中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和大量作戰飛機。將近兩個月前,同樣在拉美進行軍事部署的美國通過閃電軍事行動非法抓走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一度轟動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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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地緣政治影響、國家綜合實力還是長期的權力經營和對美斗爭經驗,哈梅內伊統治下的伊朗都遠超馬杜羅統治下的委內瑞拉。正因這樣,不少人都認為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非但未必能達成目標,反而有可能被拖入泥潭。
然而出乎許多人預料的是,美國和以色列竟在極短時間之內將處于嚴密保護之中的哈梅內伊殺死。除了哈梅內伊之外,來自以色列方面的說法顯示,美以的軍事行動已經沉重打擊伊朗軍事領導層,造成多名手握大權的伊朗高層領導死亡。哈梅內伊遇襲身亡意味著伊朗面臨權力真空,今后是神權統治分崩離析,宣告解體,還是各派相互爭奪,陷入內戰之中,抑或新的統治者強硬報復美以,還有待密切觀察。
永遠不要低估在伊朗這樣一個國家進行變革的難度。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蘇格拉底說:“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政制就有多少種不同類型的人們性格。你不要以為政治制度是從木頭里或石頭里產生出來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從城邦公民的習慣里產生出來的;習慣的傾向決定其他一切的方向。”當年親美的世俗政權巴列維王朝之所以被推翻,神權統治之所以能在伊朗維持數十年,是有復雜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因素,不是一個哈梅內伊所能全部左右。哈梅內伊的身亡并不意味著伊朗能通往國際社會所期待的變革,今后伊朗的國家命運依舊充滿不確定性。
哈梅內伊的身亡和伊朗神權統治的空前危機,最直接原因是美國和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以前盡管伊朗與美國、以色列存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與核計劃矛盾,但美國的反應主要以制裁和孤立為主。然而特朗普直接打破美國歷任政府的政治慣例,以實力原則來改寫國際秩序,發起斬首行動,對伊朗政權造成極為沉重的打擊。從國際秩序和伊朗國家長遠發展來看,美國和以色列進行的軍事行動是違反國際規則的外來干涉,并不合法,伊朗國運的積極改變歸根究底在于伊朗人民的努力。
無論是從文明歷史還是從國土面積、人口來看,伊朗都是一個有重要影響力的區域大國。伊朗淪落到今天這樣一個內外交困、搖搖欲墜、經濟嚴重衰退的境地,既離不開作為外因的美國制裁、美以軍事行動,又離不開作為內因的體制和治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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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在談論今天伊朗保守的神權政治的時候,往往會提及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的世俗、開放和親美。遺憾的是,巴列維王朝因為嚴重的腐敗和不公問題,造成大量民眾被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吸引,最終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革命后的伊朗政權忽視經濟民生問題,沉迷于嚴苛、保守的意識形態,反美情緒十分強烈。伊朗的神權政治和國家治理既讓伊朗國內以教士與革命衛隊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淪為壟斷大量利益的特權階層,又造成伊朗腐敗盛行、經濟衰退與發展落后。
冷戰以來,世界日益呈現全球化趨勢,“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在淡化意識形態分歧,推動經濟發展。然而伊朗將大量的資源用于宗教事務、地緣政治博弈和輸出伊斯蘭革命,既招致美國的嚴厲制裁,造成自我封閉和孤立,又嚴重妨礙本國經濟、科技的發展。前些年備受熱議的“什葉派之弧”是伊朗主導中東地區秩序和輸出伊斯蘭革命的高峰,一度聲勢浩大,但短短數年之間,不僅“什葉派之弧”土崩瓦解,而且連伊朗政權自身都搖搖欲墜。
伊朗的教訓說明,一個國家無論在地緣政治中看似多么強大,一旦內部治理不善和經濟民生凋敝,遲早都會走向失敗。在這一點上,昔日的蘇聯便是教訓。當初蘇聯在國際舞臺有強大影響力,攻勢一度壓過美國,但最終還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相較于伊朗、蘇聯,中國改革開放的智慧具有啟發意義。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回歸常識理性,放棄極左意識形態,停止輸出革命,逐步融入世界,既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又將辦好自己的事情、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為中心工作,持續改進治理,終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工業國。
哈梅內伊身亡之后,伊朗局勢正在進入關鍵的博弈時期,今后走向關乎國運。然而無論局勢怎么演變,有兩個道理非常關鍵。一是伊朗若想發生合乎伊朗人民福祉和國際社會期待的變革,是需要進行系統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層面的努力。只有當伊朗的民情發生積極變化,只有伊朗的政治、社會環境發生積極改變,好的變革才會來臨。二是沉迷于意識形態狂熱是不歸路,沒有強大經濟民生作為基礎的地緣博弈終究不具有可持續性。伊朗只有及早改革,尊重人性,懂得開放和包容的道理,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下大力氣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重獲希望。否則的話,伊朗國運依舊會充滿波折,“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關于選舉民主困境、改進民主和探尋理想政體的深入分析,詳見《
》,該書嘗試尋求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公正平衡,提出以賢能民主(主要觀點:主權在民、治權在賢、賢從民中來、一人一票民主評價)為支柱的混合方案,希望為美好社會理想構建政治地基。若需電子版,請聯系郵箱:74012101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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