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是一場巨大的戒斷反應

新年假期真的太爽了。

爽到你根本沒意識到，它是有保質期的。它就像年夜飯桌上的家鄉菜，油光發亮、香氣四溢，但你不可能坐那兒一直吃。你早晚要起身，洗碗，收拾殘局，回到自己那被KPI和外賣盒填滿的生活。

而回歸自己的生活，你要經歷一場巨大的戒斷反應。哪怕你已經三十歲了，哪怕家里氛圍偶爾糟糕，會因為你不愿意去相親局和討厭被催婚而爭吵，但你離開時依然舍不得，依然沒法從假期里抽離出來去面對大城市里那份等著你的工作。

于是，有人發帖：“返滬落地，看著馬路崩潰大哭。透支的快樂果然需要數倍的眼淚和孤獨去償還”......

可明明是回歸自己選擇的城市和工作，崩潰大哭，為什么？

關鍵原因，自然是落差太大。

過年期間，你走親戚、串門子、吃喝娛樂打麻將，整個人都泡在一張密密麻麻的關系網里，充滿集體主義的溫情。你一出現，就自動帶著身份——誰家的孩子，誰的同學......你走在街上，被叫住的次數，可能比你過去一年在大城市公司里，和陌生同事打招呼次數的總和還多。

而且，在中國的很多三四線城市、小鎮和村民社會里，這種集體主義的溫暖，會被放大到極致。

舉個例子，在東北，你回趟家，不管幾點，接站的永遠比下車的人多：你爸媽爺奶大舅二姑都來了，甚至家里的貓狗也來接你了。即使你這個被長輩牽腸掛肚的孩子，已經30歲了，說出去，大家也不覺得意外。正如李雪琴所說：“東北家庭沒有親戚，只有家人”。

而所謂“小地方”的集體主義，也不單存在于親人之間，也存在于鄰里之間。這在沈陽、蘭州等“三線”建設的工業基地城市很常見。改革開放以前，這些城市空間的基本單元就是以大型廠區為載體的“單位大院”[1]。你家樓上樓下和對門住著的，常常是你爸媽開關廠、鋼鐵廠或者顯像管廠的單位同事，他們熟悉你，你也熟悉他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經歷了去單位化的過程，一線新一線的上海廣州杭州等城市，單位的空間力量早已淡化。但由于中國不同城市間社會變遷的步調并非一致，所以在太原、克拉瑪依等地，你仍會看到，有形的單位雖已走向解體，但無形的單位也依然留存在大家的心里，影響著日常生活[1]。

所以，工業根基濃厚地區的人總能理解，在電影《鋼的琴》里，王千源飾演的原鋼廠工人陳桂林，為了和前妻爭奪女兒撫養權，會很自然地找到他的工友們幫忙給女兒造鋼琴，即使鋼廠早就倒閉了，但情誼長存，這大概是獨屬于老工業文明下集體主義的溫情。

而在中國南方地區，宗族氛圍濃厚。宗族中的人們，形成了一種以集體精神為中心的價值觀。尤其，在福建、廣東兩省，宗族影響力很大——“事業可以起落，宗族不可衰落”，這些地方的宗族，往往與村莊重合，一個宗族通常涵蓋整個村莊的人口[3]。

△（圖/圖蟲創意）

你回家，就意味著回到“一個村”。你的親戚網絡不是十幾個人，而是覆蓋幾百、上千人的共同體。祠堂是你們整個家族的精神內核，無論你是創業周轉、就學婚嫁，永遠有大家族為你合力托底。逢年過節全族聚在一起祭祖，團結二字，刻在你們同宗族的血脈里。

而傳統春節的意義，恰好在于它是維系宗法血緣共同體和熟人社會和諧運轉的節日儀式，為親情交流提供了契機[4]。

更重要的是，中國很多地方的春節，持續時間很長。在福建莆田農村，家族以里社的名義組織活動，這些里社每年都要舉辦元宵巡游儀式和社公、社媽的誕辰慶典，形成了很龐雜的儀式系統，甚至在正月二十六，各里社還會合辦“總元宵”的聯合巡游[5]。

但你要趕著上班，最晚正月初七就要拖著箱子走了，你才剛強化了集體認同感沒幾天，就要離開了。當老家還沉浸在“沒過十五都算年”的熱鬧里時，你已經開工，并被新一年的KPI和OKR趕著跑了。

你會眷戀老家的“溫情”，還有一個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你成了老家的客人。你享受了緊密社會網絡帶來的安全感和熱鬧，卻因為只停留幾天，恰好避開了維持這種溫情所需付出的長期成本——經濟上的、隱私上的、關系上的......你懂的。

走的時候你心情挺復雜的，不止是離別導致的空間距離拉大，而是你角色的突然轉換：從“誰家那孩子”變成了“要獨自面對一切的成年人”。

正是在這樣的情緒底色下，你坐上了返程的高鐵。

返程的高鐵，幾乎總是安靜的。

這種安靜，大概可以理解為熱鬧散場后的平靜。你坐在窗邊，一邊看著窗外倒退的田野、廠房，一邊刷手機、看視頻，順手回幾句“快了”“路上還行”，心里有種說不出的空蕩。

高鐵像一條傳送帶，把一個個剛剛被情感填滿的“家人”，精準地分揀、運送回名為“大城市”的精密機器里，變成一個又一個的陌生人。

大城市，是明顯的“個體主義”，集體主義的深情在這里，沒有土壤。

有研究考察了中國不同省份1981-2010年間的個體主義差異。結果顯示，個體主義重選擇（即獨居率、離婚率、家庭規模和大家庭比例）平均得分最高的3個省份分別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平均得分最低的3個省份則分別是甘肅、江西和寧夏。該研究進一步指出，現代化水平越高，個體主義越強[6]。

這很容易理解，現代化水平，衡量指標是人均GDP、城鎮化率和教育水平。在大城市里，完備的城鎮化生活模式，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讓我們在物質和精神層面具備更強的控制感、減少了傳統人際關系的社會束縛，也降低了我們對他人的依賴[6]。

況且，你離開自己家，回到的，只是臨時的出租屋：租金高，面積小，噪音大，淋浴頭在馬桶正上方，甚至沒窗戶。以及，在北京，或上海，你工資的增速趕不上租金上漲的幅度，太多人僅租房花費就占到了收入的50%-60%，遠超國際公認的30%的住房可負擔標準[7]。

而受一線城市核心區高房價的影響，很多像你一樣選擇租房的年輕人，會搬到北京的通州、上海的松江或者深圳的龍崗這樣的城市郊區。結果就是，大家每天緊密地擁擠在早晚高峰的地鐵車廂里，每天往返通勤的時間往往超過2小時，精力都耗費在路上[7]。

郊區的公共空間和文化設施也不多，讓你很難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形成興趣社群，這對于很多來自小城鎮或農村、習慣了社群生活的人來說，孤立感會尤為強烈[7]。

快節奏的大城市結構本身，也并不鼓勵深度關系。

2018年上海市時間利用調查數據表明：上海市就業人群用于維持生理與生存的時間多、閑暇時間少，日常活動時間分布的規律性較強，總體圍繞朝8晚6的工作時間節奏展開[8]。

△ 上海就業人群工作日約46%的時間用于自我照料，37%的時間用于工作通勤，剩余約17%的時間由閑暇與家務照料活動主導[8]。（圖/圖蟲創意）

基于2017年針對北京市36個小區居民問卷調查數據，相較于本地居民，外來移民的鄰里交往水平更低[9]。你不會像本地居民那樣去進行更頻繁的鄰里交往，而這樣的鄰里交往，在你的老家常常是自然發生的。

2019年，對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成都等十個特大城市開展的“居民生活狀況調查”表明：租房群體主要由80后和90后構成，占租房總人口的62.9%，有房群體的幸福感和滿意度，分別高出外地租客20%和24%[10]。

于是，在北上廣深、杭州、成都、武漢這樣的城市里，越來越多年輕人生活在一種高度原子化的狀態中。

社交關系，也在從“朋友”轉向“搭子”：一起健身的、看演出的、下班吃飯的，能夠彌補情感需求，卻很難承載真正的情緒[11]。

你來自人情濃厚的小地方、生活在人口密度極高的大城市，但你卻長期處在情感密度極低的環境中。想到這里，你有點受不了。

當高鐵減速、進站，大城市高壓生活的現實，就會在一瞬間撲面而來。

你一路匆忙，出高鐵換地鐵，而當你出了地鐵，看著那條空曠得有點不近人情的馬路，你突然意識到：哦，不是所有人都回來了。

你拖著行李箱走在人行道上，輪子咕嚕咕嚕的聲音在空蕩的夜晚格外清晰。這一刻，崩潰的情緒已經卡在喉嚨里了。

回到出租屋，放下行李，你想起年夜飯已經是8天前的事了。春節，是你被允許短暫回歸共同體的例外，而你的常態，仍然在北上廣深、杭州、武漢這樣的一線和新一線城市。

然后，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了。

你所經歷的，不是一次普通的往返。在中國，人口的遷移和流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你不是個例。從1980年代以來，大量勞動力從欠發達地區遷移到發達地區、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小城鎮遷移到大城市[12]。城鎮化率從不足20%攀升到了2025年67.89%的高位[13][14]。

△ 2026年春運首周（2月2日至8日），全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超14億人次[15]。（圖/圖蟲創意）

而遷移，也從來不是對稱的。

從省級尺度來看，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江蘇、福建等東部省市是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動中心[16]。結果就是，大城市擴張，小城市收縮。

有研究基于2012-2020年的燈光數據，識別了中國收縮城市的時空分布格局。結果表明，全國約34.9%的地級市處于收縮狀態，東北和西北地區收縮程度最明顯[17]。

而更大的城市規模，意味著更多的就業崗位需求以及更高的工資溢價[18]。以北京為例，僅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就提供了全國10%的人才崗位[19]。

△ 根據《2024年中國城市綜合指數》，北京依然位居榜首，上海位列第2。（圖/圖蟲創意）

經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產業發展是城市競爭力的源泉。只有不斷提升城市競爭力，城市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而我們的十八線老家，對產業投資缺乏吸引力，也沒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吸引人口流入[20]。

你知道的，老家你回不去了，主要是回去之后，也沒太多與你技能相匹配的崗位。

有人感慨回縣城是普通人的絕路：“縣城的就業市場窄得像條門縫。你在一線城市引以為傲的核心競爭力，在縣城可能分文不值，那里看重的，往往只是你察言觀色的本領。”

此外，你還想到：下一次的大團圓，要等到明年，父母又老了一歲，一年365天，你們真正相處的時間，屈指可數。

網上曾流傳過這樣一組殘酷的計算：

“假設父母60歲，還能再活30年。把五一、十一、春節假期都算上，扣除吃飯、睡覺，每天和父母待在一起8小時，總共還剩170天；如果每年只有春節回家，那么是69天。”

這69天，就是你鄉愁的余額。

△中國的代際同住呈下降趨勢，2011年至2015年間，成年子女與父母居住在不同城市的比例從19%增加到了24%[21]。（圖/圖蟲創意）

然而，讓人難受的并不是這個數字本身，而是你明明算清了這筆賬，卻依然在一次次出發時，回過身，親手關上了那扇家門。

于是，我們回到開頭那個疑問，明明是自己選擇的工作和城市，是權衡利弊后的最優解，為什么你會崩潰大哭？

其實，任何人獨處的時候，很容易懷疑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意義。你離不開老家的溫情，希望有人兜底，也清楚大城市的機會，想決定自己的人生。

但人本來就可以同時擁有兩種真實而沖突的愿望。法律里把這種狀態稱為“權利競合”——多種權利同時存在，彼此拉扯。

在這里，想回家，是對安全與依附的權利主張；想離開，是對自我決定人生的權利主張。

這不是矛盾，這是人性。

崩潰大哭，當然是因為你知道回不去；也因為你已經長大到，必須負責任地把路走下去。

而這兩件事，原本就值得你哭。

參考資料

[1]柴彥威. (2016).中國城市的單位透視. 東南大學出版社.

[2]田毅鵬, & 高梓淞. (2022). 單位大院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嵌入.社會科學文摘(10), 97-99.

[3]Gong, W. , Zhu, M. , Gürel, Burak, & Xie, T. . (2021). The lineage theory of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china.Frontiers in Psychology,11.

[4]李翠華. (2014). 春節文化研究綜述.戲劇之家(8), 3.

[5]鄭莉. (2025). 鄉村社會的儀式與秩序——莆田東華三村的歷史人類學考察. (6), 178-190.

[6]劉盼, 邱林, 謝天, & 任孝鵬. 生活選擇的重與輕:現代化如何預測中國個體主義的多重變遷. 生活選擇的重與輕:現代化如何預測中國個體主義的多重變遷.心理學報.

[7]Liang, S. , & Zhang, T. . (2025). Residential marginalization of renters: social adaptation of urban youth in suburbanized living in first-tier cities.Art and Society,4(1), 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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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劉志林, 王曉夢, & 馬靜. (2020). 轉型期北京社區公共空間對鄰里交往的影響機理:本地居民與移民的對比分析.地理科學,40(1), 10.

[10]項軍 & 劉飛.(2021).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結構、境遇與心態.中國青年研究,(09),79-88.

[11]廉思. (2024). "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人民論壇(9).

[12]Liu, M. , Jia, R. , & Zhang, Y. Y. . (2025). Curbing brain drain: incentive programs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 shaping college students' job location decisions.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87(000), 38-56.

[13]國家統計局. (1998). 中國統計年鑒1999.中國統計出版社.

[14]國家統計局.(2026).王萍萍：2025年全國人口總量為140489萬人 人口高質量發展持續推進.stats.gov.cn.

[15]葉昊鳴.王聿昊.(2026).春運首周交通出行人數超14億人次.新華網.

[16]柯文前, 肖寶玉, 林李月, 朱宇, & 王焱. (2023). 中國省際城鄉流動人口空間格局演變及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地理學報,78(8), 2041-2057.

[17]Wang, Q. , Xin, Z. , & Niu, F. . (2022).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nighttime light.Land,11.

[18]陳靖, 李惠璇, 徐建國, & 陳子浩. (2022). 城市規模與就業沖擊——基于新冠疫情后的網絡招聘數據分析.經濟學（季刊）,22(6), 2125-2146.

[19]北大城市軟實力研究院-智聯招聘.(2025).2024中國城市新質人才競爭力指數報告.

[20]Gao, H. .(2022).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21]Gan, Y. , & Fong, E. . (2020). Living separately but living close: coresidence of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urban china.Demographic Research,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