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響與現實的鏡鑒

這段歷史由于與一個崇尚法治、信守契約的國家形象相矛盾，在后來的歲月中被美國主流敘事刻意簡化乃至遺忘了。大多數美國人都早已忘記了當年的一切，直到2000年阿根廷債務危機爆發，這段歷史才重新進入公眾視野。1991年，為了終結惡性通脹，阿根廷政府采取了一種固定匯率制度，將比索的價值與美元以一比一的平價掛鉤，并禁止中央銀行在沒有外匯支持的情況下發行比索，即以類似于傳統金本位制的方式運作。同時，多數長期合同都以美元計價。

這個制度在最初幾年確實穩定了物價，但也埋下了隱患。到了2001年末，固定匯率制度難以為繼，比索大幅貶值，從1:1一度跌至近3:1。面對以美元計價的巨額債務，阿根廷政府將美元計價的債務強制轉換為比索計價，這實質上構成了債務違約。你看，一筆1美元的債務，阿根廷的實際償付價值只有0.23美元。這個償付比例遠低于美國1933年的59美分，也遠低于其鄰國烏拉圭同期債務重組時93美分的水平。面對隨后的訴訟和指責，阿根廷政府的法律團隊援引1933年的美國“黃金條款”廢除案作為先例。他們的邏輯很簡單：既然美國最高法院裁決美國政府廢除“黃金條款”是合法行為，那么2001年阿根廷政府廢除美元條款也應是合法行為。但這個辯護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阿根廷帶來了訴訟纏身和金融信譽喪失，多年無法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由此，愛德華茲提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討論，并不是所有的違約都可以被原諒。在他看來，國家的債務違約可以分成兩類：一種是“可理解的賴賬”（excusable default），通常由天災、戰爭或嚴重的經濟危機等不可抗力引發。作者認為美國1933年違約就屬于此類，具有“善意姿態”（in good faith）——在大蕭條的極端情況下，通縮嚴重，如果不“賴賬”，債權人的實際損失可能更大。同時，羅斯福政府反復強調，此次違約僅涉及國內債務，不影響國際債務。另一種則是阿根廷債務危機這樣的“惡意逃廢債”。那如何判斷是否惡意呢，作者愛德華茲列舉了幾個判斷標準，比如從償付比例來看，美國1933年的違約相當于每1美元債務償還了59美分；而阿根廷的償付額僅為每美元20美分，也遠低于其鄰國烏拉圭同期債務重組時93美分的水平，其惡意程度可見一斑。此外，美國此次違約雖是“賴賬”，但整個過程遵循了完整的法律程序，從國會立法到最高法院的艱難裁決，背后有一套必要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程序。用我的話總結起來就是，“戲要做足，還要做真”。

因此，“必要性”的邊界大致可以這樣界定：第一，必須是真正的不可抗力，而非人為制造的危機。大蕭條顯然屬于前者。第二，違約必須具備“善意”，也就是說，違約是為了讓整體損失最小化，而非單純轉嫁損失。羅斯福的政策確實讓美國經濟走出了通縮，這證明了其“善意”。第三，必須遵循正當程序。羅斯福雖然行動激進，但每一步都經過了國會授權和最高法院的裁決，保持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第四，償付比例要相對公平。美國的59美分償付率，雖然讓債權人受損，但還不至于血本無歸。只有同時滿足這四個條件，必要性才能成為違約的合法理由。否則，就會從“可理解的賴賬”滑向“惡意逃廢債”。標準有了，固然是好，但這就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為何美國在違約后能迅速恢復市場融資能力，而阿根廷等國卻陷入被國際資本市場長期排斥的困境？

答案就在我們前面討論的“必要性”的四個邊界上。第一，危機的性質不同。美國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大蕭條，這是真正的不可抗力。而阿根廷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政策失誤造成的，固定匯率制度本身就存在嚴重缺陷。第二，償付比例差距巨大。美國是59美分，阿根廷只有20美分。這個差距說明了“善意”的程度。第三，程序正義的差異。美國雖然激進，但整個過程經過了國會授權和最高法院裁決。阿根廷的做法則更像是單方面的強制轉換，缺乏充分的法律程序。第四，違約的范圍不同。羅斯福政府反復強調，此次違約僅涉及國內債務，不影響國際債務。而阿根廷的違約涉及大量國際債權人。因此，看似兩次違約都具備必要性，但羅斯福政府的違約被視為“可理解的賴賬”，而阿根廷的違約則被歸為“惡意逃廢債”。

說到這里，你肯定會想到，這段歷史對今天的中國有什么啟示？中國地方政府在疫情防控期間也積累了一定規模的債務。這是一場由外部公共衛生危機引發的非正常債務。從性質上看，它確實具有“不可抗力”的特征，類似于美國大蕭條時期的債務。那么，是否可以考慮以此為由，進行一次性免除或系統性重組，為地方經濟發展減輕負擔？從理論上說，這個類比是有一定道理的。疫情確實是“天災”，防控債務確實是為了公共利益而產生的。如果按照美國1933年的邏輯，這種債務重組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這種類比需要極其謹慎。首先，中國的情況與美國1933年有本質不同。美國當時面臨的是全面的經濟崩潰，銀行倒閉、企業破產、失業率飆升。而中國雖然疫情防控有成本，但經濟基本面仍然穩定，沒有出現系統性危機。其次，債務重組的對象不同。美國廢除的是私人合同中的黃金條款，涉及的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關系。而中國地方債務主要是政府債務，涉及的是政府信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程序正義的問題。羅斯福的違約之所以能被原諒，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違約行為的必要性和司法程序的形式完整性。如果中國要進行債務重組，必須有一套透明、公正、合法的程序，而不能簡單地"一刀切"。

第四，要考慮對政府信用的長期影響。美國1933年的違約雖然沒有立即損害其信用，但那是因為美國當時正處于國力上升期，而且違約后經濟確實快速復蘇。中國如果進行債務重組，必須確保能夠帶來實質性的經濟改善，否則可能會損害政府信用。因此，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示，并不是簡單地認為，國家在必要時刻，就可以“賴賬”，而是：在極端情況下，債務重組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但必須滿足嚴格的條件，必須遵循正當程序，必須確保善意，考慮長期影響。不過，在我看來，對于全球金融來說，有一個更嚴峻，但也有趣的問題，那就是，美國會再次違約嗎？

愛德華茲態度相對樂觀。他認為，由于美國已脫離金本位，實行浮動匯率，政府可以通過貨幣貶值來間接稀釋債務，無需再像1933年那樣公然廢除合同條款。但是，他也敏銳地指出，美國未來的債務風險并非來自明面上的公共債務，而是隱性債務，即政府對國民未來的養老、醫療健康等承諾。這些承諾未來可能因無力兌現而引發債務重組。然而，近年來的發展使美國未來的債務風險變得更為嚴峻。2024年，特朗普政府現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大選期間提出了“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這個協議的核心內容包括：

第一，將短期美國國債置換為超長期國債。這實質上是延長償債期限，降低當前的償債壓力。第二，對外國官方持有的美債征“使用費”或利息扣減。這意味著外國央行持有的美債收益會被打折扣。第三，擴大總統對美聯儲的控制。這可能導致貨幣政策更加政治化，為債務貨幣化打開方便之門。這些提議，無論最終是否實施，都標志著一種危險的思維轉變。如果說羅斯福1933年的違約尚可被定性為在內部崩潰壓力下的善意自救，那么“海湖莊園協議”所暗示的，則是在維護自身霸權地位和轉嫁財政壓力動機下的惡意債務操縱。你看，羅斯福當年反復強調，違約僅涉及國內債務，不影響國際債務。而“海湖莊園協議”，卻明確提出要對外國官方持有的美債動手。這已經跨越了善意與惡意的邊界。

羅斯福當年的違約是在大蕭條的極端情況下，為了讓整體損失最小化。而今天美國的債務問題，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長期財政不負責任造成的，并非不可抗力。羅斯福當年遵循了完整的法律程序，從國會授權到最高法院裁決。而“海湖莊園協議”如果實施，很可能會繞過正常的法律程序，通過行政手段強行推進。因此，倘若美國真的采取此類手段，其行為恐怕就再難獲得1933年那樣的諒解。但在我看來，當前美國債務形勢和上世紀30年代還有一個最根本的不同：國力變遷。

當時美國大規模違約之所以未造成嚴重后果，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正處于國力上升期。在全球經濟普遍蕭條的背景下，美國國力持續增強、技術不斷進步、市場規模逐步擴大。其為促進國內經濟復蘇而進行的債務重組，更容易獲得市場的原諒與接受。說白了，市場愿意原諒一個正在崛起的強者，因為大家相信它未來能還得起。就像一個年輕人創業失敗欠了債，但他有能力、有前途，債權人往往愿意給他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今天的美國呢？經濟科技上的領先地位都被逐漸趕超、政治分裂、債臺高筑。一旦選擇賴賬，市場是否愿意買單，無疑要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這就像一個中年人，事業走下坡路，還欠了一屁股債，這時候如果他再賴賬，誰還敢借錢給他？更重要的是，1933年的美國違約，雖然損害了債權人利益，但最終讓美國經濟走出了通縮，實現了復蘇。債權人雖然損失了41美分，但至少拿回了59美分，而且美國經濟的復蘇也讓他們看到了希望。但如果今天美國再次違約，能否帶來經濟的實質性改善？這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如果違約之后經濟依然低迷，那就真的是賴賬了，而不是“必要的調整”。因此，舞臺已變，對手已強。當美國需要再次啟動這套違約機制時，它可能會發現，想再次輕易獲得市場的原諒，已經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