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年》看法治精神：亂世安身之本，盛世行遠之基

刊登于《人民法院報》2026年2月27日7版

汴梁城外，狼煙蔽日，戰火紛飛，后晉彰義軍節度使張彥澤因軍糧斷絕，竟親手弒子以充軍餉；吳越國內，一場大火撲朔迷離，內庫甲胄盜賣案牽扯出重重黑網……天下大亂中、禮崩樂壞時，權力如走馬燈般更迭，人命似草芥般輕賤，一幅“無法則亂、有法則安”的歷史長卷徐徐鋪陳——

前段時間熱播的歷史正劇《太平年》，將鏡頭對準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與黑暗的時期之一：五代十國。

一般講五代十國，大家更愿意看趙匡胤和李煜，一個雄才大略，結束亂局，安邦定國，開啟兩宋四百年；一個文采風流，做事糊涂，下場悲慘。而本劇獨辟蹊徑，以偏安東南的吳越國為主線，透過錢氏家族三代人的經營、隱忍與抉擇，勾勒出亂世中不一樣的治世圖景。

今天的杭州西湖畔，保俶塔依然靜靜矗立。這塔，是那段歷史的見證。錢家人在父子相殺手足相殘的五代，他們兄友弟恭，愛惜民力，為自身和平發展做到了殫精竭慮。這樣的敘事在英雄輩出的時代，看似懦弱自保，不夠豪氣，但正是這份苦心和隱忍，反而保住了百姓。所以，如果正巧生在吳越國，無疑是幸運的。

從這部劇中，觀眾不僅看到了金戈鐵馬的征戰場面，更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演進中，領會省悟了一個貫穿古今的深刻命題：法治精神的存續與缺失，直接決定了一個社會是沉淪于叢林法則，還是能走出黑暗，走向文明有序的大治之世。

亂世之殤 秩序孤島

五代十國，“天地閉，賢人隱”，被史學家視為歷史的至暗時刻。七十余載風雨飄搖，“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耳”的狂言，一語道破這場權力游戲的終極法則：道德淪喪，禮法盡崩，暴力，成為唯一通行的語言。

《太平年》開篇即以令人戰栗的筆觸，描繪了法治徹底缺席后的野蠻世界。“春磨寨”里，百姓被視作“兩腳羊”“糧不夠，肉來湊”，字字浸血，碾碎人性底線。劇中，父子相殘、君臣互弒成常態，百姓如風中殘絮，生命與尊嚴皆無保障，茍活已是奢望。

南唐使臣“仁義在弓矢之間，法度在疆場之內”的慨嘆，佐證政權更迭之頻繁，使得任何長期的規則都無法建立。無論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無人能自外于這場持續的血色漩渦。如此極端情境下的律法屏障坍塌，使得社會全面退回到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狀態”——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然而，就在這暗無天日的畫卷中，東南一隅的吳越國，卻仿佛一座秩序井然的孤島。在錢镠“善事中國，保境安民”的祖訓指引下，錢氏政權興修水利（如修筑錢塘江海塘）、勸課農桑、發展商貿，使吳越地區在亂世中呈現出“千里舳艫，萬家燈火”的罕見繁榮。吳越國歷三代五王，立國72年，始終遵循錢镠遺訓，奉中原為正朔，不稱帝、不挑事，全力深耕境內治理，使得人口穩定增長，至納土歸宋時，已達55萬余戶。

在一個人人自危、背叛成風的時代，錢氏家族內部卻保持了難能可貴的穩定與溫情。這并非因為他們天生仁厚，而是他們深諳“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明白內部團結與民生安定才是政權存續的根本。

然而，這份安寧雖有規則支撐，卻遠非法治“烏托邦”。《太平年》毫不回避地坦陳其脆弱本質：這種“人治下的秩序”，高度依賴錢氏祖訓、錢弘俶的個人德行與政治智慧，而非一套超越個人、具普遍約束力的法治體系。面對內部豪族的蠢動與北宋的虎視，錢弘俶所能倚仗的，更多的是個人的判斷與政治權衡，而非穩定的制度框架。劇情在底層邏輯上表明，缺乏法治精神作為內核，僅憑“明君賢相”的德治，猶如將大廈建于流沙之上，隨時可能因權力更迭或外力沖擊而崩塌。

納土歸宋 法治深意

身處至暗時刻，文明的火種卻并未完全熄滅。《太平年》中，幾縷追求秩序與法度的微光，穿透厚重的歷史陰霾，預示著法治重建的可能。這光芒，既來自高層統治者的自覺，也源于士人階層對道統的堅守，更源于幾位主角即有為者，對“天下太平”的樸素憧憬與執著追求。

劇中塑造了三位懷抱理想的青年君主形象：后周的郭榮（柴榮）、宋太祖趙匡胤、吳越國的錢弘俶。他們的道路各異，卻共享著“終結亂世，致太平”的宏大愿景，以不同的方式踐行著對秩序與法治的探索。

郭榮夙興夜寐，親治水患、修筑河堤，彰顯實干安民之風；其養父郭威即位后即拜謁孔廟，宣示恢復儒家禮法秩序之志。元老馮道提出“眾人之所需，即為天下之儒”的治理哲學，試圖為權力注入倫理與規則的約束，遏制暴力奪權的惡性循環。值得一提的是，郭榮稱帝后，曾因舊怨想處死貪贓的縣令，卻因宰相范質以“法不至死”據理力爭而妥協，印證了亂世中對法治底線的堅守。

錢弘俶的成長軌跡，尤為清晰地勾勒出法治精神從萌芽到自覺的過程。劇中虛構卻寓意深刻的一幕：少年九郎君當著耶律德光的面，堂前怒斥并刀刺縱兵搶掠的張彥澤，高呼“是非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冊在上，萬千黎民在下，萬古不變”。這一刻，他完成了從一個散淡的王子向以天下為己任的治理者的關鍵蛻變。他開始深刻認識到，僅僅有善意和德行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并維護一套明確的規則與是非標準，方能保護弱者，約束強權，使社會免于弱肉強食。繼位后，他整頓吏治、嚴懲貪腐，廢除苛捐雜稅，設立“撩湖軍”專司西湖維護，將規則意識融入治理細節，方令吳越百姓得以安享太平。

劇中塑造的趙匡胤的形象，從侍衛親軍成長為開國皇帝，既有戰場殺伐的果決，也有“杯酒釋兵權”的智慧，更懷揣著“復飲太平年下一杯熱酒”的天下情懷。他立下“不濫殺、不劫掠”的軍規，使其區別于其他亂世逐權者，也為宋朝“文治”奠定基礎，開啟了以制度約束權力的嘗試。

這些散落在歷史各處的努力，如點點星火，匯聚成一股渴望規則、追求正義的時代潛流。它們表明，即便在最黑暗的時期，對文明、秩序與法治的向往，依然是人性中不滅的光輝，是社會走出叢林、重建文明的原始動力。

《太平年》劇情的高潮與終點，落在錢弘俶“納土歸宋”這一重大歷史抉擇上。公元978年，在北宋基本統一中原的大勢下，錢弘俶審時度勢，主動赴汴京朝覲，并獻上吳越國所轄十三州、八十六縣的土地、戶籍與軍隊，和平歸附中央政權。這一舉動，在當時以武力征服為主流的背景下，可謂石破天驚。

這一選擇，表面看或有明智的政治考量，深層卻蘊含著對更高層次法治秩序與和平價值的認同和追求。它意味著錢弘俶及其統治集團，超越了“家天下”的私欲和“寧為雞頭，不為牛后”的狹隘，選擇了“天下為公”和“民生至上”。蘇軾在《表忠觀碑》中盛贊：“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它使吳越百姓避免了必然慘烈的統一戰爭，保全了百年建設成果，實現了從地方割據的“小法治”向國家統一的“大法治”的平穩過渡。

再深看一層，錢弘俶的“納土”與趙匡胤的“釋兵權”，一南一北，看似迥異，實則異曲同工。二者皆以非暴力、合規則的方式，處理權力集中與分配這一核心政治問題，力圖打破“兵強馬壯者為天子”的惡性循環，標志著時代精英開始集體反思亂世根源，并嘗試以制度性、規范性的安排，取代純粹的暴力博弈，為社會尋一條可預期、可持續的穩定之路，是法治精神在歷史關鍵時刻一次震撼人心的偉大實踐。

古今回響 鏡鑒永續

《太平年》落幕，一段歷史歸于沉寂，但其叩問的法治命題，卻在千年后的今天激起深沉回響。劇中所展現的亂世之痛與秩序之珍，已成為關乎人類社會組織根本原理的永恒鏡鑒。

歷史反復昭示：法治興，則國泰民安；法治廢，則國亂民怨。法治精神是社會文明的“元氣”。它意味著法律至上，任何組織與個人皆在法之下；意味著權力必須被關進制度的籠子；意味著權利與義務對等，公平正義成為可觸可感的現實。它不僅是條文的匯編，更是浸潤于社會肌理的文化信仰與行為準則。

錢弘俶的成長與抉擇，是法治精神從“個體覺醒”走向“治理實踐”的生動寫照。從依賴祖訓，到深刻認識“法度興則國興，法度廢則國亡”，他在亂世中探索“以規治民、以法安邦”之路。整頓吏治，嚴懲貪腐，打破特權；重視民生，完善惠民之策，讓法律成為百姓的“護身符”。最終“納土歸宋”的抉擇，更是法治精神中“天下為公、民生至上”內核的極致體現——當政權存續與天下太平沖突時，他放棄一族基業，選擇了和平歸附，避免了生靈涂炭，以行動詮釋“利在天下者必謀之”的法治初心。

《太平年》的歷史啟示，于今依然不絕于耳。我們正處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法治的堅實保障，而法治的落地生根，離不開全社會法治精神的培育與踐行。無論是維護公平正義、化解矛盾糾紛，還是保障高質量發展、守護人民幸福生活，皆離不開法治精神的引領。

亂世藏危，法治安邦；盛世行遠，法治護航。《太平年》不僅還原了一段塵封的歷史，更讓我們讀懂法治精神的永恒價值。它告訴我們，法治是護佑民生的具體實踐，是支撐社會有序運行的精神脊梁。錢弘俶、趙匡胤等人對“致太平”的誓言與求索，穿越時空，至今仍叩擊心扉。法治精神，是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北極星”，照亮我們腳下的道路，指向一個更加公平、正義、安寧、繁榮的未來。唯有將法治精神深深熔鑄于民族的血脈之中，方能確保我們的社會在紛繁挑戰中巋然不動，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巨輪在法治的航道上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