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局勢緊張,如何在維持現狀與尋求長遠定位之間取得平衡? 臺灣前民意代表雷倩26日指出,所謂維持現狀若沒有通往終局的清晰路徑,本質上其實是一種高度不穩定的狀態。 臺灣面臨「未終局」困境,兩岸若無法透過政治談判開啟對話,應思考另辟和平新路。對臺灣而言,終局(End game)從憲法角度來說,一定是「一個中國」,這個責任和承擔也是沒有辦法逃脫的。
雷倩關于兩岸局勢的分析,觸及了當前臺海問題中幾個核心的結構性矛盾:“維持現狀”的虛幻性、歷史遺留的“未終局”狀態,以及在國際地緣政治劇變(如2026年美日政局變化)下尋找新出路的緊迫性。
1. “維持現狀”:動態而非靜態
沒有終局路徑的“現狀”,本質上是不穩定的。過去許多觀點認為“維持現狀”是一種避戰策略,即“不統、不獨、不武”。隨著時間推移,兩岸實力對比發生變化,國際格局(特別是美國對華戰略)也在調整。如果缺乏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終極安排”或至少是“過渡機制”,所謂的現狀就會變成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消耗戰。任何一方單方面的動作(如軍事演習、外交施壓或內部修法)都會打破脆弱的平衡。
所以,現狀不能作為一個永久的終點,它必須是一個通往某種最終安排的過程。如果沒有方向,這個過程就會充滿摩擦和誤判的風險。
2. 雙重“未終局”(Non-finality)
臺灣面臨兩個歷史遺留問題,這是兩岸互信難以建立的根源:
1945年的未終局(法理地位): 一方認為臺灣已光復,回歸中華民國(進而延伸至現在的法理繼承問題)。 另一方(臺獨勢力及部分國際觀點)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論”。 影響:這導致了臺灣內部對于“我是誰”、“國家定位”的根本分歧,使得任何對外政策都缺乏內部共識。
1949年的未終局(內戰狀態): 兩岸在憲法上都主張擁有全中國的主權,但實際上分治。 關鍵缺失:沒有簽署和平條約,沒有正式結束內戰狀態。這種“非戰非和”的灰色地帶,使得軍事對峙成為常態,政治對話缺乏法理基礎(因為對話往往被解讀為承認對方的政治實體地位,觸及各自憲法紅線)。
3. 2026年的外部變量
美國因素(特朗普效應):如果特朗普延續“交易主義”,臺灣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定位可能從“價值觀盟友”轉變為“籌碼”。美國可能不再無條件承諾維持現狀,而是要求臺灣付出更多代價,或者在美中博弈中犧牲臺灣利益以換取其他領域的妥協。
所以,外部依靠變得不可靠且充滿變數,臺灣必須重新思考自身的生存策略,不能僅寄希望于外部的保護傘。
在2026年動蕩的國際局勢下,臺灣若繼續沉迷于“模糊的維持現狀”,風險將呈指數級上升。
雷倩提出:不把“政治信任”當作前提,而是當作一個可以去建立的“工程”。
傳統死結:大陸要求“九二共識”或“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對話前提;臺灣方面(特別是民進黨當局)則拒絕接受,導致官方溝通完全斷絕。
新思路(另辟和平新路): 擱置主權爭議,先談功能性合作:在不直接觸碰“統一”或“獨立”終極定義的前提下,先就具體議題(如經貿規則、危機管控機制、民間交流保障)進行談判。 構建“中間性”架構:既然憲法上都是“一個中國”,是否可以在操作層面設計一種特殊的“邦聯式”或“特殊國與國關系”的過渡架構(需雙方極大智慧),讓雙方都能在面子上過得去,里子上獲得安全與發展。 分階段走向終局:承認“終局”是必須的(憲法上的一中),但允許通往終局的路徑是漫長的、分階段的。通過建立互信的“工程”,逐步化解敵意,最終通過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正式結束內戰狀態。
雷倩提出的所謂和平新路,是完全不可行的。臺灣方面若不承認九二共識,一切功能性合作,均為無根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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