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的另一種打開方式

張劍虹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兼任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孤兒文物專家組成員。她長期致力于法律史與文化遺產保護研究，著有《康乾時期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若干篇。近年來，主持國家清史文化工程之《清史圖錄（光宣朝下）》等多項課題的研究工作。從北大法學博士到故宮歷史學博士后，張劍虹在紅墻黃瓦之間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學術道路，讓“文物開口說法”，講述中華法治文明的綿延故事。

白玉盤龍紐“大清受命之寶”（玉璽）

三年相邦建信君鈹（青銅兵器）

“孫家造”鏡——以鏡喻法

五彩描金鷺蓮圖鳳尾尊（中）——一路（鷺）清廉（蓮）　翟焜攝

　　截至目前，故宮博物院院藏文物已達180余萬件（套）。在這些文物的流傳與守護中，還藏著不少鮮為人知的法治故事，讓我們跟著張劍虹研究館員一起去看看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故宮博物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識。在法律領域，故宮珍藏著古建筑、青銅器、古畫、書法、古籍、檔案、印璽等蘊含豐富法治印記的文物。青銅銘文鐫刻典章契約，御筆朱批蘊含司法邏輯，獬豸石雕承載公正信仰，這些文物穿越歷史長河依然鮮活，成為中華法系最生動的物證。近日，本報全媒體記者走進故宮，與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張劍虹一起探尋文物中的法治印記，聽她闡釋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價值，讀懂故宮背后的文脈賡續與時代新篇。

　　一脈文淵

　　故宮文物承載中華法治精神

　　記者：從年少時以游客身份初見故宮，到如今作為研究人員深耕其中，隨著身份的轉變，您對故宮的認知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張劍虹：我與故宮的關系是一場從“仰望殿堂”到“走入脈絡”的深刻轉變。年少時站在太和殿廣場，震撼于其遼闊；看到軍機處時，納悶一品大員怎么在這么小的房子里辦公。如今再看，我看到的是建筑布局中的秩序密碼、器物陳設里的制度痕跡。故宮從未改變，改變的是我看待它時的“眼睛”與“心靈”。隨著從“觀賞者”轉變為“對話者”，我的研究視角與路徑也逐漸清晰：在故宮里尋找“法”的脈絡。當我將故宮視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運行了六百余年的載體，而非單純的藝術建筑集合時，法律與制度的脈絡便自然浮現：空間即法典，左祖右社（左邊太廟，右邊社稷壇）、前朝后寢的布局、屋頂形制的等級差異，皆為固化的禮法秩序；器物即案卷，玉璽是皇權法令的信物，諭旨是法律運行的憑證，甚至一件賞賜之物都可能是制度實踐的物質呈現；事件即案例，宮中無數決策與案件，是抽象法律在權力頂端的復雜實踐。

　　從驚鴻一瞥的“他鄉”到安身立命的“故園”，這種與世界文化遺產同呼吸、共思考的體驗，是我學術生涯的莫大榮幸。

　　記者：大眾眼中博大精深的故宮背后，有哪些專業力量在協同挖掘、闡釋并傳承其多元文化內涵？

　　張劍虹：支撐故宮文化挖掘與傳承的是一套融合內部精深研究、國際學術對話與跨界專業合作的立體網絡。故宮內部已形成一套多層次的研究架構：故宮學研究院作為學術中樞，下設十三個研究所，深耕最基礎的文物、文獻與歷史研究；文保科技部門以現代科學儀器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守護文物“健康”；展示教育團隊負責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公眾可感知的展覽、教育活動和文創產品，是連接學術研究與社會公眾的橋梁。對外，故宮以開放姿態構建國際協同網絡，“太和學者”計劃就是其中的重點項目。作為高層次雙向學術交流項目，堅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邀請外國學者來訪，同時選派故宮學者赴海外交流，推動從文物保護技術到文化交流史等多領域的深度合作。這種多元協同模式，讓故宮文化的闡釋既有歷史深度，又具當代視野與國際格局。

　　記者：站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視角，您認為故宮所承載的法律文化在中華法系發展脈絡中，具有怎樣的地位與價值？

　　張劍虹：故宮遠不止一座宮殿，它是中華法系在最高權力層面與文化象征層面最集中、最完整的物理體現，其地位與價值可從三方面理解：

　　其一，它是中華法系成熟期的最高殿堂。明清時期中華法系進入高度成熟階段，故宮作為中央集權核心，成為這套法律體系運轉的中樞與實踐頂峰。其二，它是禮法秩序的空間史詩。嚴格的中軸線布局、尊卑有序的建筑規制，將“君臣有別、長幼有序”的禮法原則具象化；寶璽、嘉量、日晷等器物，不僅是實用工具，更象征皇權正統與制度權威，構成法律權威的物化基礎。其三，它是傳統法律文化的鮮活物證。相較于《唐律疏議》等文本法典，故宮以具象化的視角，讓人們看到法律如何在權力空間中被討論、執行與體驗。如果說法典是中華法系的“大腦”與“筋骨”，故宮就是其充滿生命力的“心臟”與“面容”。傳統法律文化中“民為邦本”“德主刑輔”“天下無訟”等理念，在故宮通過建筑、故事與文物鮮活保存下來，為當代法治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歷史語境，讓我們超越單純的條文解讀，從空間、視覺的整體互動中，把握中華法系的精神內核與實踐邏輯。

　　創新賦能

　　讓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活”在當下

　　記者：大眾多震撼于故宮的建筑之美，卻難讀懂其背后的制度脈絡。如何讓遙遠的宮廷法律制度、法律理念與大眾建立聯結？

　　張劍虹：故宮之美，不僅在于其建筑藝術的巔峰成就，更在于它是一座活的“法治思想博物館”。它的每一處設計、每一件珍寶，都承載著古人對于構建秩序、實現正義、教化人心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構成現代法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

　　我在《藏在故宮里的法律印跡》中嘗試搭建一座橋梁，讓故宮的殿堂樓閣“開口說話”，讓器物陳設“講述”它們見證過的法治故事。我將故宮整體視為一件“宏大的法律文物”，從三個層面與大眾建立聯結：從空間看秩序，左祖右社、前朝后寢的布局，本身就是一套立體的禮法制度圖；從器物看實踐，養心殿里的一方皇帝玉璽，不只是藝術品，更是皇權意志化為國家法令的終極信物。書房中的蓮鷺圖玉器與瓷器擺件，展現的是“一路清廉”的廉潔文化。通過這些具體物件，法律從抽象的概念變成了可觸摸的“操作”；從人物與案件看思想，通過乾隆皇帝在懋勤殿勾決案件、發表法律意見等真實場景，展現抽象條文在具體情境中的適用邏輯。

　　記者：把生僻嚴肅的法律史用輕松通俗的方式呈現并非易事。您如何平衡歷史的真實性、法律的專業性和閱讀的通俗性？

　　張劍虹：平衡三者的關鍵在于“轉譯”，而非簡單降低專業門檻。一要轉換視角，讓文物“開口說法”，將研究從“文本中的法”轉向“文物中的法”，挖掘青銅器、畫卷、建筑中凝固的法律觀念；二要故事化敘事，以具體文物和案件為切入點，還原歷史場景，讓讀者獲得方位感知與情感共鳴，而非獵奇式解讀；三要結構創新，我的著作分為“書法與繪畫”“印璽與器物”“建筑與裝置”“法典與審讞”“宮廷與秘案”五冊，如同五條并行的游覽路線，既保證體系完整，又賦予讀者閱讀自由，實現雅俗共賞。

　　總之，文化傳承不是簡單的“展示”，而是讓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真正融入當代生活，關鍵在于用大眾聽得懂、感興趣的方式，把厚重的歷史變成可知可感的日常體驗。這便需要系統盤點故宮法律文化資源，依托已梳理出的五大類相關文物與場景深化宣傳；深挖“獬豸公正”“民為邦本”等核心理念，結合現代公平正義、誠信契約等議題，以案例對比實現活化闡釋；同時借力科技賦能，通過AR技術讓文物“說話”，打造數字資源庫、系列短片、播客等沉浸體驗產品，讓傳統法律文化真正走進大眾生活。

　　記者：在挖掘和創作過程中，有沒有某個文物或案件，讓您切實感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魅力，甚至對法治有了新的感悟？

　　張劍虹：這樣的瞬間很多，最深刻的有兩個。一是從器物紋路中“聽”到千年判決，看到刻有法律事件的西周青銅器時，比如銘文中記載“司工”的任命程序，或是格伯簋記錄的“以田換馬”完整契約流程，我由衷感嘆法律并非始于成文法典，而是始于古人對秩序的最初約定。這些銘文就是最早的“判決書”和“合同”，讓我深刻體會到傳統法律文化的源頭魅力。二是從歷史案件中“悟”到制度啟示。梳理清宮檔案時，寧壽宮盜竊案讓我十分震驚：康熙朝有太監盜竊寧壽宮物品，直到乾隆朝才案發，不少當年的盜竊者已離世。這可是森嚴的皇宮大內啊！看來任何嚴密的制度都有漏洞，這個案件像一面鏡子，照出權力監督和制度執行的重要性，也警示今人，法治建設絕非一勞永逸，必須常抓不懈。

　　記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將“具象載體”與“抽象法律史”結合的研究路徑為法律史學科的發展帶來哪些助益？為傳統法律文化的活態傳播提供了怎樣的思路？

　　張劍虹：我通過“以物論法”的新路徑，將法律史研究從“文字”拓展到“物質”與“空間”。其一，研究對象從文本拓展到物質載體。傳統法律史研究高度依賴傳世法典、檔案文獻等文本，我嘗試將建筑、器物、書畫、印璽、宮廷空間等納入研究范疇，實現法學、歷史學、文物學、考古學、藝術史的深度融合，做到“以圖證史，圖文結合”。其二，促進多維對話，深化歷史理解。通過一件件具體文物，將“禮法合一”“明德慎罰”等抽象理念具象化，例如乾隆御筆《修德修刑論》卷是帝王治國理念的直接體現，《胤禛耕織圖》用圖像傳遞“重農固本”的法律政策目標，促成法律思想、制度設計與物質文化的多維對話。其三，揭示制度運行的真實復雜面。我通過嘉靖皇帝冤殺小販、道光時期為樹典型放走真兇等案件，既展現清代司法制度的精密，也客觀揭示權力干預、制度失衡等人性幽暗與制度局限，避免片面美化，體現了“了解之同情”的史學態度。

　　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活態傳播，我也進行了一定探索：傳播策略上，從學術闡釋轉向故事化、場景化敘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將法律文化嵌入具體的宮廷秘案、器物故事和建筑空間，降低理解門檻，激發公眾興趣；傳播形式上，從單一文本轉向“視覺化+跨界”融合表達，高清文物圖片與文字相輔相成，比如獬豸從“纖秀似羊”到“威猛近麒麟”的形象演變，本身就是一部生動的法律象征符號史；傳播目標上，從知識普及轉向價值連接與當代啟迪，激活公正精神、契約誠信等文化基因，助力堅定文化自信與法治自信。

　　文明對話

　　讓中國法治故事走向世界

　　記者：據了解，您還是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孤兒文物保護專家組成員，深度參與全球文化治理，這份經歷對您的研究有何幫助？

　　張劍虹：這份跨領域經歷為我的研究打開一扇全新的窗，帶來研究視角的轉換。如果說以前是從故宮內部梳理法律脈絡，如今我更習慣將故宮置于全球文化遺產治理與人類共同價值的坐標軸上進行觀察與解讀。最深刻的轉變在于，我不再僅將每一件蘊含法治印記的文物視為研究對象，更將其看作一個需要被呵護和解讀的生命體。我的任務不僅是詮釋文物的歷史含義，更要思考如何在國際通行的文化遺產保護倫理與規則下，讓其故事能夠完整、真實、可持續地傳遞給世界。

　　在每年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工作組會議以及不定期線上會議中，我逐漸體會到各國在追索文物、界定“文化財產”法律屬性時所面臨的共同挑戰，這也促使我在故宮中尋找能與世界對話的普遍性命題。比如，清代對民族事務、涉外糾紛的處理規則與實物，可為今天思考跨文化法律沖突提供歷史參照；故宮文物修復中“修舊如舊”“最小干預”等原則背后蘊含的“尊重歷史真實性”哲理，與全球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理念高度相通。總之，故宮法律文化不僅是中國的遺產，也是人類探索秩序與公正的一份珍貴歷史記錄。

　　記者：在全球文化治理與國際法治交流的背景下，故宮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如何實現“走出去”，向世界講述中國法治故事？跨文化傳播需要重點把握哪些原則與方法？

　　張劍虹：故宮是世界讀懂中華文明、讀懂中華民族的重要窗口。讓故宮所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走出去”，并被世界理解和欣賞，關鍵在于將文物形態、空間語言、歷史案例演繹為關于秩序、正義與治理的普遍性敘事。向世界講述時，應聚焦于那些最具中國特色且能與現代法治精神對話的傳統智慧。比如，故宮中軸對稱、前朝后寢的布局所體現出來的秩序與和諧的整體觀，是中國傳統法律追求社會整體秩序與和諧的物理體現，與現代法治維護社會穩定的目標有深層共鳴。還有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禮樂政刑，綜合為治”的思想，強調法律與道德教化相輔相成，可為全球治理提供東方經驗。

　　跨文化傳播需要把握三大核心原則：一是探尋人類共通價值，以獬豸象征的公正精神、契約文書體現的誠信觀念等跨越文化的共同追求為連接點；二是展現歷史的復雜與真實，避免單一維度的贊美，立體呈現傳統法律文化的智慧與局限，這種客觀態度更容易獲得國際學術界的尊重；三是與現代法治精神對話，通過古今司法程序、法律與道德關系等的對比，引發國際社會深度思考。具體可通過三條路徑推進：打造“紫禁城的法度與秩序”等主題國際巡展，精選玉璽、法律銘文青銅器、《大清律例》等核心文物，設計清晰的敘事線索；深化學術合作，推動《藏在故宮里的法律印跡》等著作的多語種翻譯與出版，使其進入國外大學的中國法、比較法課程書單；借力影視與多媒體全球傳播，加強與國際媒體合作，拍攝以故宮法律文化為主題的紀錄片，用高清鏡頭和故事化敘事，直觀呈現文物背后的制度與思想。

　　故宮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走出去”，是一次系統的文化轉譯與對話工程。不僅是展示古老的智慧，更是為當今全球共同面對的治理、秩序與正義問題，提供一份來自東方的歷史思考。

　　薪火永續

　　法治基因的傳承與未來

　　記者：故宮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對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社會治理以及全民法治素養提升，具有哪些現實啟發？

　　張劍虹：故宮所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并非塵封的教條，而是可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融入當代法治建設的精神資源。

　　在國家法治建設層面，追求“德法共治”的治理境界。例如，太和殿、養心殿等空間，不僅是權力場所，更是“禮法合一”治理哲學的實體化。古代強調“明刑弼教”，刑罰是推行教化的手段。這啟示我們，當代法治建設不能僅靠剛性約束，更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深度融合，通過教育、輿論、文化浸潤，讓法治成為社會道德的自然延伸。乾清宮“正大光明”匾所象征的司法透明，正是當代司法公開、以公開促公正的歷史回響。

　　在全民法治素養提升方面，實現潛移默化的文化浸潤。故宮具有無與倫比的文化感召力與符號價值，是普法教育的頂級資源。器物、匾額、文書等都是極佳的普法“教具”，可系統開發專題展覽、融媒體產品、研學課程，讓抽象概念變得可知可感。比如，宮廷司法檔案中的真實案例是當前案例教學的好素材，公眾通過角色代入，能理解古代司法內涵，并對比思考現代法治，深化對法治邏輯的理解。

　　記者：面向未來，在保護、挖掘、傳播與轉化故宮所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方面，還有哪些值得著力的方向？

　　張劍虹：在保護方面，要從實體走向數字，構建全息檔案。未來保護需超越對單體文物的關注，構建更立體的體系。具體而言，就是建設高精度“數字司法遺產庫”，對涉及法律的詔書、奏折、匾額、器物進行高精度三維數字化，并利用AI技術進行關聯分析和知識圖譜構建，為后續研究奠定堅實的數據基石，讓這些珍貴遺產得到更長久、更全面的守護。

　　在挖掘方面，要從歷史走向對話，拓寬研究視野。一方面，開展“法律文化比較研究”，將故宮法律實踐與同時期其他文明的治理模式進行比較，在對比中更清晰地呈現中華法系的特色與優勢；另一方面，推動“法律文化微觀史”研究，通過對特定案件檔案、人物（如皇帝、官員）司法經歷的深度梳理，揭示制度運行的真實邏輯與人際互動，讓歷史變得更有溫度、更可感知。

　　在傳播與轉化方面，要從敘事走向體驗，打造沉浸場景。可與專業機構合作，制作系列紀錄片或播客，打造品牌化視聽與社媒產品；同時在社交媒體發起“故宮里的法律故事”等話題，以短視頻、圖文解讀等形式持續輸出內容，保持公眾關注度。核心目的是將專業的學術知識，轉化為公眾可感、可知、可參與的體驗，讓故宮所承載的傳統法律文化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總之，發展的關鍵在于構建可持續發展機制：以學術研究為引擎，提供有深度、有價值的內容；以數字技術為翅膀，創新表現形式與傳播渠道；最終在公眾心中建立起故宮作為法律文化寶庫的鮮明認知。讓紅墻黃瓦間的法治基因代代相傳，為中華文明的永續發展注入不竭的法治力量。

　　記者手記

　　行走于故宮宏大壯麗的建筑群落間，我們仰望它的巍峨，驚嘆它的典藏，卻常常忽略，這座六百余年的宮殿里，還蘊藏著一部立體的中華法治史。從青銅銘文里的古老契約，到御筆朱批中的司法考量；從中軸對稱的秩序美學，到獬豸守望的公正信仰，故宮早已超越一座皇家宮殿的意義，成為中華法系最直觀、最生動、最厚重的物證。它用建筑、器物、文書、案例告訴我們：法治不是冰冷的條文，而是流淌在文明血脈里的精神追求。與張劍虹研究館員的對話，讓我看到的不僅是一位學者深耕文博與法律交叉領域的執著堅守，更是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從“深宮典藏”走向“大眾視野”、從“歷史遺存”變為“當代滋養”的生動實踐。以物釋法、以史鑒今、以文化人，讓古老的法治智慧與當代法治精神同頻共振，正是此次對話的價值所在。故宮就像一條精美而典雅的絲帶，絲滑地連接著傳統與現代、中國與世界。當我們讀懂文物里的法度，讀懂歷史中的治理，便更能理解今日中國法治的文化根基，更能堅定前行的底氣與力量。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