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丨一張保單20億人民幣！新加坡香港神仙打架，內地保險在失去什么？

2026年2月24日，宏利在新加坡搞了個大新聞：

簽發了一張保額高達3億美元的人壽保險保單，按最新匯率計算，差不多20億人民幣。而且，過去12個月里，宏利已經簽發了25張保額超過5000萬美元的個人人壽保單。

這區域紀錄，簡直是被按在地上反復摩擦，兩年內刷新了兩次。要知道，2024年香港市場由匯豐人壽承保的2.5億美元保單才剛拿了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轉眼2026年，新加坡就把這數字抬到了3億美元。

這樣的保單，高客的站臺，無疑是一家保險公司最好的宣傳。

但要是把這條新聞當成個孤立的“營銷爽文”來看，那信息密度可就太低了。將之放進亞太財富遷移與財富管理的大語境里，更具看點。

看一組公開數據：

新加坡2023年新增了3500名高凈值人士，超高凈值人口增長了6.9%。到2024年底，新加坡手里握著244800名百萬富翁、336名資產達1億美元以上的大佬，還有30名億萬富翁。

自2020年以來，新加坡的家族辦公室數量，更是直接翻了四倍。全球地產咨詢公司萊坊預計，凈資產至少3000萬美元的超高凈值人士，將由2022年的4498人猛增至2027年的5300人。

而麥肯錫在《Asia–Pacific’s family office boom: Opportunity knocks》中的研究同樣顯示，2023年至2030年間，亞太地區將出現約5.8萬億美元的跨世代財富轉移。這是一份2024年9月發布的報告，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在這一過程之中，保險作為嵌入資金安排與法律框架之間的重要載體，承擔起現金流組織與權利義務配置的連接功能，也就順理成章了。

不過，看熱鬧更要看門道。

站在咱們內地保險從業者的角度，這條新聞最刺痛神經的，可能是亞太高凈值壽險市場的主導，正滑向新加坡。甚至香港，可能也難以與之抗衡。

畢竟對于保險這種與法律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行業，法律制度本身，或許就是保險產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這也是港險從業者口中話術背后的道理。

熟悉的問題又來了：內地保險機構，險企也好中介機構也好，怎么辦？

可能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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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3億美元的天價保單

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眾所周知，這些年，內地保險機構們也搞了不少針對高客的服務。不過，基本處于“一高各表”的狀態。高端、高凈值，實際相差甚遠。

雖然對高凈值客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但從胡潤、招行等機構常年的劃分標準看，可投資資產600萬人民幣或百萬美元以上，可稱高凈值。而超高凈值，標準則來到了可投資資產5000萬人民幣以上。

而高客，更沒有標準了，幾乎是一個相對值。比如某頭部銀行系險企，對高客的定義是“保費50萬以上”，這很難評。

同時，內地保險公司能給到這些高端、高凈值客戶的服務，和真正的高凈值服務相比，也有著明顯的差距。

就拿產品說，前些年幾乎是清一色的增額終身壽險。雖然鎖定收益的邏輯很有道理，但其前提無疑是建立在利率長期下降的前提上的。什么是長期？30年？20年？這可能已經足夠利率觸底反彈了，隔壁日本的利率回升，就是一個典型。

總之，這樣的固收產品，實際上僅能適配利率下降的單邊市場。而如今因保險機構經營壓力轉向浮動收益型產品，或許才是真正給到高端客戶的產品。

事實上，這一次宏利在新加坡開出的3億美元保單，就是指數型萬能壽險，英文名IUL。

在指數型萬能壽險的產品設計中，投保人繳納的保費會在內部進行分配，通常對應兩類賬戶安排。一部分資金進入固定收益賬戶，按照約定利率計息；另一部分配置至與特定市場指數表現掛鉤的賬戶，由客戶在預設指數范圍內進行選擇。

與指數聯動的賬戶通常設置收益底線，當指數表現為負時，賬戶記息可維持在約定的最低水平，從而避免本金計息受損。同時，產品條款也會對收益設定封頂機制，不同指數對應的上限比例存在差異。

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對金融產品有一定了解，有一定投資理念的話，萬能型產品或許才是真正的進可攻退可守的好產品。不過在內地，這一產品剛剛登臺還沒來得及展示自身的價值，就被打斷了腿，從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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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加坡

以及不甘人后的香港

內地保險大廠們到底在失去什么？

當保險從單純的風險轉移工具，進化為財富管理工具時，規則本身，就變成了產品的一部分。

高端客戶，尤其是超高凈值客戶，看保險產品，保本和收益，只是一個最最基本的點。或者說，僅僅是一個方面。

有人可能覺得，那另一方面肯定是服務了。這個邏輯，乍一看是通的，但仔細推敲，不免有“手段遠大于目的”的違和感。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當前市場一說服務，就是全方位、鋪天蓋地，無所不包，保險公司似乎更像是一個理財俱樂部，或者說萬事屋、雜貨鋪，全都有，但都不是自己的，別人要想復制，似乎也并非難事。

而在實際中，高凈值客戶的財富管理，實在是太復雜了，跨代、跨地域、跨資產類別，單獨給到客戶法律、稅務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

可能高凈值客戶真正需要的，是制度。甚至可以說，高凈值人群選擇新加坡，本質上是選擇了新加坡的法律體系、貨幣體系與資本市場環境。

規則的穩定性與透明度提升了保險作為財富管理工具的可信度。制度優勢使保險不僅是風險轉移合同，更成為跨代財富結構的法律載體。

比如，新加坡通過稅收協定網絡與家族辦公室豁免政策，使保險保單能夠嵌入信托與跨境資產結構。

在家族辦公室制度層面，新加坡通過特定基金稅收豁免框架，為符合條件的單一家族辦公室或基金結構提供所得稅豁免安排。

家族資產可在該框架下進行集中管理與投資，投資收益在滿足監管與合規條件時享受稅務優惠。此類安排提升了資產集中管理與代際傳承的可操作性。

這或許也就解釋了為何新加坡對高凈值客戶有如此吸引力。香港也是這個道理。

多份數據顯示，2024年至2026年間，新加坡家族辦公室數量持續增加，單一家族辦公室規模已超過千家；同期，香港重啟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高凈值人群凈流入恢復增長。

兩地人壽保險新單保費中，大額整付型、美元計價終身壽險及帶有財富傳承功能的產品占比上升，單張保單金額呈現放大趨勢。

這對內地從業者而言，意味著，流失的，是高端的業務“場景”。

那些復雜家族結構、跨境資產組合、股權與企業治理糾纏在一起的大場面，都在新加坡與香港的桌面上。

要知道，人是經歷的產物，一切能力是在場景中習得的，而非PPT和書本上。

頂級財富管理與資產傳承能力，需要海量的真實案例來校準流程、打磨模板、訓練團隊協作。

場景一旦大面積流向境外，就意味著內地保險公司在本土市場形成頂級服務能力的速度，會被嚴重拖慢；法稅信托接口的組織化程度，會被拖慢；資本工具的產品化程度，也會被拖慢。

因為沒有市場需求，自然也就難有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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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Today-

反過來看這是否意味著新的機會？

但對險企、對中介，可能截然不同

接上文。

新加坡那樣的亞太離岸金融中心有著不可復制的制度、資本市場優勢，虹吸了整個亞洲地區的超高凈和高凈值客戶，這或許是其余任何市場都難以與之抗衡的。

這可能是必須要承認的。

故而，對于內地保險公司而言，通過財富管理在高端市場建立的競爭優勢，并不明顯，甚至比較脆弱。

但好在內地險企主要以大眾客戶為主，高端市場向上打，也多依靠醫康養服務開路。再加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通過專業養老服務未嘗不可和海外金融中心進行”田忌賽馬“，俘獲一些高凈值客戶。例子不少，比如原重慶首富尹明善，比如超一線城市旗艦養老機構的爆滿。

但這終究是一個無奈之舉，畢竟和最為理想的左手財富管理，右手醫療健康的絕對閉環相比，相差不少。且從經營上來看，醫療健康的經營也比財富管理的難度，大了不少，這里不贅述。

不過，與尚有一手的內地保險公司相比，新加坡市場的機遇，或者說這一方向，可能更值得中介機構一看。

近兩年來，內地中介機構因普遍承壓，再加上AI這一超級入口的出現，中介服務普惠化幾乎已經成為了一個趨勢。從業人員乃至中介機構向上求生，甚至出海，或許是不多的選擇。

典型者，就是2024年來大量投身港險的內地中介隊伍。

事實上，一些嗅覺靈敏的中小型內地中介機構已經在香港找機會了，甚至有人已經把觸角伸到了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東南亞市場。

再看到，東南亞中產群體的擴大，疊加馬來西亞提出2026年前后邁入高收入國家的政策目標，再加上大國博弈下離岸金融中心稀缺性的進一步放大，無疑將利好新加坡、香港等地區。

2024年的匯豐香港，2026年的宏利新加坡，就是佐證。

這可能是中介機構不可多得的一個重要增量機遇，但也很考驗對財富管理的理解。當然，更考驗的是做出選擇的勇氣。

無論選擇與否，斗魚試著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前，出海是勇氣的試金石，而留在本土深耕醫康養與實業結合，則是另一場艱難的防守反擊戰。

當然，這也是“高端能力場景”與“大眾能力深耕”之間存在的戰略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