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后的形勢太復雜，除了毛主席，沒人能掌控得好

西安事變前后的形勢太復雜，復雜到了什么程度呢？稍有不慎，就可能給黨中央和紅軍帶來滅頂之災。可以毫不夸張的說，在當時那種形勢面前，除了毛主席，沒人能掌控得好！

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這時的蔣介石并沒有明確表示要抗日，還在繼續加緊追剿中共和中共領導的紅軍，因此，中共中央提的是“抗日反蔣”的方針。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指導下，毛主席把工作重點都放在了有可能進行聯合的東北軍和第17路軍上面。幾個月的努力后，紅軍同東北軍、第17路軍達成秘密協議。

協議的核心內容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由此開始形成雙方互不侵犯、互相通商、互派代表的新格局。這一格局的形成，無疑證明了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是非常英明的。

但很顯然，在爭取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同時，南京政府更是必須要努力爭取的。這時，南京政府也開始通過各種途徑派人同中共開始接觸，他們的代表還來到陜北。

毛主席和張聞天等人向南京政府代表提出包括“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在內的五項要求。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專門討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問題。

毛主席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全國民眾要求抗日的形勢下，內部已經開始發生分化。因此，我們黨的統一戰線方針是，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下，采取不同斗爭策略。

對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對民族革命派，采取各個爭取的策略；對民族改良主義者與民族革命派的左翼采取建立堅固同盟的策略。

毛主席還具體分析了東北軍的特點，以及對東北軍采取的策略。毛主席認為，東北軍抗日情緒高漲，愿意與我們合作。我們對張學良要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全權代表和他談。

毛主席給出的原則是：不管是什么派別，我們都可以同他們談判，但在基本原則上不能讓步。會議決定，周恩來作為中共的全權代表，前往延安與張學良進行談判。

針對國內抗日情緒高漲，以及蔣介石在抗日問題上可能發生態度轉變，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對待蔣介石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4月9日晚，毛主席在致電張聞天時提出，不宜發布討蔣令。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延安同張學良會談。周恩來首先表態，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是主張抗日反蔣的，但現在愿意重新考慮這個問題，以此，也愿意聽一聽張學良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張學良表示，根據他同蔣介石的接觸以及觀察來看，蔣介石還是有抗日的可能性的。目前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要設法扭轉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真正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周恩來表示，同意張學良提出的逼蔣抗日或者聯蔣抗日的主張，他會把這個意見提請黨中央鄭重考慮后，再答復張學良。張學良很高興，表示，希望中共外邊逼，他在里面勸，把蔣扭轉過來。

紅軍東征山西回來后，毛主席和朱德聯名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中再也沒有提“討蔣”和“反蔣”的口號，稱蔣介石為“蔣氏”，專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不久，西南發生抗日反蔣的“兩廣事變”。毛主席敏銳指出，時局已經發展到了新的階段，日軍侵入華北，國民黨中央勢力退出華北，中國內部整個都起了很大變化，我們的重心是請蔣出兵抗日。

與此同時，毛主席全方位展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通過東征時抓獲的俘虜同閻錫山聯系，表示紅軍愿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并派出彭雪楓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聯絡閻錫山。

毛主席還以寫信的方式，大量聯系各方各派代表人物。比如，國民黨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等人，積極爭取同他們實行合作抗日。

在此期間，毛主席把更多精力還是放在了對東北軍和第17路軍的工作上。7月2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現在要把擴大聯合戰線放在第一位，我們不該關起門來。

毛主席非常關心張學良所處的復雜環境，去信提醒他，無論如何不要再去南京，要十分防備蔣介石的暗害陰謀。毛主席又致信楊虎城，并通過中間人聯系楊虎城，希望他下決心聯共抗日。

這其中，最難處理的莫過于與國民黨蔣介石的關系。6月20日，中共中央主動發出《致國民黨二中全會書》，表示愿意與國民黨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受此影響，國民黨包括蔣介石的態度也在變。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提出，中央對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隨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在同日本駐華大使談判時，態度也開始變得強硬起來。

根本原因就是，日本加大對中國的侵略，已經威脅到了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統治地位。在這種形勢下，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就“國共關系和統一戰線”問題作報告。

毛主席非常敏銳地指出，我們要看蔣介石在抗日上做到怎樣的程度，再同他談統一，我們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賣國賊。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原則。

9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三次就目前政治形勢和統一戰線問題長篇發言，他提出，只有共產黨才有力量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這樣的領導，還要我們去爭取。

會后，毛主席親筆草擬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主要包括八條內容。這個草案，后來成為國共兩黨談判的基礎，也是中共同各地方實力派通過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為了盡量爭取國民黨政府，毛主席親自致信國民黨政府的若干軍政要員，對他們提出“停止內戰，一直抗日”的主張，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并致信各派政治勢力代表，爭取他們的理解與支持。

在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努力下，到了1936年秋，紅軍和東北軍、第17路軍的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在西北地區，已經初步形成了紅軍和東北軍、第17路軍“三位一體”的新格局。

但最難處理、也最復雜的還是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系，根本原因就是，蔣介石對中共的猜疑和忌憚實在太深。他始終認為，如果要解決中共問題，就是要中共投誠，由國民黨收編。

但很顯然，這樣的要求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蔣介石堅持認為，用武力強行解決掉中共才是“上策”。因此，他一面邀請周恩來去廣州或香港會談，一面又調集軍隊繼續“圍剿”紅軍。

蔣介石這么做，就是企圖在戰場上對紅軍給予嚴重打擊后，他就可以在談判桌上取得談判的優勢地位。對此，毛主席對蔣介石國民黨采取了多種斗爭手段，毫不客氣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12月1日，毛主席同朱德等18位紅軍高級將領聯名致信蔣介石，批評他調集胡宗南部等軍隊進攻紅軍和蘇區的做法，希望能化敵為友、共同抗日，蔣介石卻把毛主席的忠告視為軟弱可欺。

12月4日，蔣介石帶著一批軍政要員和親信，飛抵西安，逼迫張學良和楊虎城圍剿紅軍。張揚二人痛哭流涕向蔣介石“苦諫”，卻遭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12月12日，發生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在毛主席正確方針的處理下，周恩來親赴西安，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使得“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成為可能，及時地引導形勢向抗日救國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可以說，在“西安事變”前后，不論是對東北軍、第17路軍，還是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及其他各方勢力和各個派別，只要方針政策稍有失誤，都會釀成內戰或被國民黨沉重打擊的嚴重后果。

在當時這種空前嚴峻、空前復雜的形勢下，只有毛主席有這個能力，駕馭和掌控這種形勢，作出正確的決策，在保持中共獨立性的前提下，實現了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的聯合抗日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