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29年8月26日，上海灘喧鬧得不行。
江面上，一艘滿載旅客的輪船正如蝸牛般靠上碼頭。
攢動的人頭里，夾雜著一個毫不起眼的“苦力”，帽檐幾乎遮住了半張臉，眼珠子骨碌碌亂轉，透著股警覺勁兒。
岸邊杵著兩名身穿西裝的國軍軍官，顯然已經候了半天。
兩人目光如電，掃過人群，腳下生風，直奔那個“苦力”而去。
沒有查證件，也沒廢話盤問，兩人一左一右，夾著那人就走，轉眼便塞進了一輛停在路邊的小轎車。
這要是有特務在旁邊瞅見，非得嚇出一身冷汗，這可是捅破天的大事。
那個一身塵土的“苦力”，正是紅軍那邊響當當的指揮員——陳毅。
而負責接頭的這兩位國軍軍官，身份更嚇人：一個是他的親大哥陳孟熙，另一個是堂兄陳修和。
這簡直就是一場游走在刀尖上的“潛伏”大戲。
按常理出牌的話，這兩撥人碰面，要么拔槍對射，要么一方把另一方銬進大牢。
可怪就怪在，這兩位穿著國軍制服的兄長，正拿自己的腦袋擔保，護送這個“共黨要犯”去趕赴一場絕密會議。
這件事表面瞅著是哥們義氣，可要是往深了琢磨，你會發現老陳家這幾兄弟在亂世里的算盤，打得比一般人精明多了。
把日歷往前翻幾個月。
1929年3月，江西瑞金。
陳毅在一戶富農家里歇腳，隨手抄起張舊報紙解悶。
冷不丁，“陳孟熙”三個大字撞進眼里。
報紙上白紙黑字印著：陳孟熙升任國民黨少將。
陳毅當場樂得拍大腿。
這反應乍看挺反常。
親兄弟在敵營當了高官，不該發愁嗎？
不該劃清界限嗎？
陳毅之所以高興，是因為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陳家的種，路子再野，骨頭也是硬的。
老陳家祖上出過明朝的硬骨頭官員，當年朱棣造反，老祖宗硬是不降，直接掛印回鄉。
這份倔脾氣傳到了他們這輩人身上。
1918年，哥倆一拍即合：去法蘭西勤工儉學。
那時候拿了省里四百大洋的資助，在當時看來是筆巨款，可到了法國，這就成了毛毛雨。
1919年夏天，腳剛踩上法國的地界，現實就給了哥倆一記響亮的耳光。
啥叫“勤工儉學”？
說白了就是當苦力。
想學技術？
沒門。
哥倆只能進廠干最臟最累的活，除了受累，還得受洋人的白眼。
正是這段在異國底層摸爬滾打的日子，給陳家兄弟的感情打下了死結。
他們見識了弱國的無奈，嘗夠了資本的冷血。
1921年秋天，因為帶頭鬧事抗議，一百多號中國學生被法國人趕了出來。
這份對國家前途的愁悶，把兄弟幾個的心拴在一塊了。
不管后來穿灰軍裝還是穿呢子大衣，這個底色沒變。
正因如此，1929年陳毅要闖那一關時，才敢走這步險棋：去找當了國軍少將的大哥。
換作旁人，借他個膽子也不敢。
萬一大哥為了升官把你賣了呢？
可陳毅賭的是，政治分歧干不過一起扛過包的交情。
結果，他押對了。
兩位哥哥的保衛工作，那叫一個絕。
陳孟熙大手筆，在上海一家旅館包下整整一層。
這還不算，他讓弟弟睡里屋，自己守外屋。
這擺明了就是告訴外人：想動里頭的人，先從我這個國軍少將身上踏過去。
就這么著，陳毅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舒舒服服住了一個多月。
臨了，三兄弟還去照相館留了張影，算是給那個荒唐世道留了個紀念。
要想把這筆賬算明白，還得把鏡頭拉回1927年的武漢。
那會兒，才是陳家最懸的時候。
四兄弟聚齊了，陳毅是共產黨，另外三個要么是黃埔生，要么在軍校。
正是兩黨鬧掰的前夜，火藥味嗆人。
好不容易見面，沒喝上幾杯，反倒吵得臉紅脖子粗。
大哥陳孟熙勸得嘴皮子都磨破了：“跟著共產黨沒戲，跟哥走吧?！?/strong>
陳毅死活不干。
兩人越吵越僵，最后大哥竟然氣得掉眼淚。
注意，是心疼得哭了，不是氣跑了。
這就說明在大哥心里，弟弟是走了彎路，而不是成了仇人。
就在這節骨眼上，堂兄陳修和出來打圓場，出了個主意：既然誰也說服不了誰，那就各走各的道，別傷了和氣。
這招挺管用。
沒過多久，武漢變天，白色恐怖來了。
四兄弟只能按這個“散伙協議”辦：
老大投了川軍，老二去上海搞實業，老四回老家教書，老三陳毅則跑去南昌，搞起了大起義。
這一散，看似家族完了，其實是給亂世里的陳家搞了次“多點下注”。
一晃到了1948年，驗收成果的時候到了。
這時候的陳修和，已經是國軍兵工署的大拿，手里攥著沈陽兵工廠。
這可是當時中國的軍工命脈。
老蔣為了拉攏他，開出天價籌碼：升官發財，專機接送。
但條件只有一個：走之前，把工廠炸了。
陳修和面臨的選擇很要命。
聽老蔣的，榮華富貴有了，但國家的家底毀了；留下來，能不能活命還兩說。
但他心里的賬算得清：設備炸了是國家的損失，留給共產黨，那也是中國人的東西。
于是，這位技術專家玩起了“躲貓貓”。
接他的飛機在機場空轉，他就是不露面，還組織工人護廠。
等解放軍進城一看，好家伙，兵工廠連個螺絲釘都沒少。
陳修和把這份厚禮，完完整整交到了“敵軍”手里。
遠在四川的大哥陳孟熙，也干了同樣的事：率部起義。
當老師的弟弟陳季讓，也幫著迎接解放軍。
三兄弟沒通氣，卻在天南地北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這哪是巧合，分明是二十年前那個爭吵的夜晚，還有上海那家旅館里，早就定下的默契。
新中國成立后，一家人終于能光明正大地坐在一塊了。
回過頭看，這不是運氣，是關鍵時刻的選擇。
1927年，他們求同存異，留住了情分；1929年，他們彼此信任，護住了火種；1948年，他們深明大義，守住了國運。
別覺得他們是因為有個紅軍弟弟才投誠。
更確切地說，是因為他們看明白了，誰才能幫他們實現當年在法國許下的愿望，這才站到了弟弟這邊。
這不光是家事，更是國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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