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協委員放言“早晚取消中高考”，網友驚呼“門閥再現”！

2026年上海兩會期間，上海市政協委員曾憲一先生關于教育改革的建議引發了全網熱烈討論。

他在談到未來教育發展時指出，隨著學生人數下降，未來取消中高考是必然趨勢，應當創新辦學機制，選拔具有創新潛質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這一提議迅速在網絡上發酵，被眾多網友解讀為“門閥再現”的現代版本，激起了對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性的深切憂慮。

曾憲一委員的觀點建立在一個看似合理的趨勢預判上：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學生數量減少，現有的標準化考試制度可能需要調整。

他認為：中高考過于側重記憶性內容，難以真正識別具有創新潛質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曾憲一

這一論點本身并非毫無依據，畢竟中國教育界對考試制度改革的討論已持續多年。

然而，公眾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替代方案上，因為中高考制度作為社會上越來越稀缺的公平之一，已經成了國家人才選拔的壓艙石和定海神針。

網友尖銳指出：“取消中高考，考察學生科研潛質、綜合素質，看似考的是學生，實際上考的是家族?！?/strong>

這一批評觸及了中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教育機會的公平性。

在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條件下，“綜合素質”評價往往轉化為對家庭資本的全方位考核。

贏在起跑線？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你不考書本知識考什么？考藝術素養、科研經歷、國際視野、社會實踐？這些看似中立的評價維度，每一項都需要家庭乃至家族長期、持續的教育投入與財力支持。

更何況，即使在現行高考制度下，寒門學子在頂尖高校中的比例已呈現下降趨勢。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的30%以上下降到近年來的不足20%。

若取消相對統一的選拔標準，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多元、主觀的評價體系，教育資源的不平等可能進一步加劇，形成事實上的教育世襲。

還有的網友將這一提議與歷史上的“門閥政治”相提并論，這并非簡單的情緒宣泄，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參照。

例如，漢代建立的察舉制原本是選拔人才的重要途徑，通過地方官員推薦“孝廉”、“秀才”等人才進入仕途。

選人用人，千古難題

初期這一制度確實為國家輸送了不少人才。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察舉制逐漸被地方豪強和世家大族掌控。他們相互推薦子弟、門生，形成封閉的選拔圈子。

《后漢書》記載，東漢中后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荒誕現象。選拔標準從德才變為門第，寒門才俊幾無晉身之階。

這種門閥壟斷最終導致官僚系統僵化，社會矛盾激化，為東漢滅亡埋下伏筆。

曹魏懲東漢察舉制之弊，創立的九品中正制本是戰亂后人才選拔的權宜之計，卻也迅速演變為門閥士族鞏固特權的工具。

所謂“中正”官員多由世家大族出身，選拔標準日益偏向門第而非才能，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僵化局面。

曹丞相表示沒想到會這樣

東晉時期，門閥政治達到頂峰，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瑯琊王氏與司馬皇室共治國家，其他大族如庾氏、桓氏、謝氏等也各霸一方，壟斷高官要職。

這種門閥壟斷不僅阻塞了社會流動，更導致政治腐敗、社會停滯，最終釀成長期動蕩與分裂。

正是針對門閥政治的弊端，隋唐創立了科舉制度。這一革命性創新通過相對公平的考試選拔人才，打破了門第限制，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

盡管科舉制度本身也有局限，但在1300多年的歷史中，它始終是維持社會流動、防止階層固化的關鍵機制。

明初的“南北榜案”恰恰彰顯了古人對考試公平的極端重視——洪武三十年（1397年）科舉，中榜者全部為南方人，引發北方士子抗議。明太祖朱元璋為維護國家統一與地域公平，嚴厲處置了相關官員，并親自重選北方士子入榜。

明代科舉

這一事件表明，即使是不完美的選拔制度，其公平性也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與維護。

曾憲一委員的提議實際上觸及了教育領域一個永恒的兩難：如何在選拔效率與社會公平之間找到平衡點？

標準化考試固然有其局限——它難以全面評估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和綜合素質，但它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平臺。

在這個平臺上，不同背景的學生至少面臨同一套規則、同一份試卷、同一個評分標準。

取消這一平臺后，所謂的“綜合素質評價”將面臨諸多現實問題：由誰來評價？依據什么標準？如何防止人為操縱和權力尋租？

綜合素質確實方方面面

在監督機制尚不完善的條件下，多元評價很可能淪為資源博弈的戰場。富裕家庭可以通過海外游學、科研項目、藝術培訓、社會實踐等多種方式為孩子“豐富簡歷”，而普通家庭，尤其是農村和貧困地區家庭，則難以提供這些資源。

歷史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的上升通道被少數群體壟斷時，必然會導致社會活力下降、矛盾積累，最終引發系統性危機。

網友將取消中高考的提議與“門閥再現”相聯系，反映了對階層固化的深層恐懼。這種恐懼有著歷史與現實的雙重依據。

歷史上，門閥士族之所以能夠壟斷仕途，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掌握了教育資源與選拔權力。

他們擁有良田萬頃，能夠為子弟提供最優質的私塾教育；他們掌控地方輿論，能夠影響察舉推薦；他們把持朝政要職，能夠為族人門生鋪平道路。

門閥從未遠去

這種循環一旦形成，就會不斷自我強化，最終形成“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僵化格局。

唐末黃巢的起義，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階層固化的暴力反彈。這位屢試不第的士子最終領導了席卷全國的農民起義，攻入長安后對門閥士族進行了殘酷清洗。

新中國成立后，通過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一系列深刻的社會革命，傳統意義上的門閥勢力被徹底打破。

改革開放后恢復高考制度，更是為億萬普通家庭提供了改變命運的通道。正是這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機制，支撐了中國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穩定。

當前教育體系確實存在重記憶輕創新、重分數輕素質的問題。然而，改革的方向不應是簡單取消現有的公平機制，而是在維護基本公平的前提下，探索多元評價的可能性。

應試教育被吐槽多年

可行的路徑或許包括：在保持統一考試作為基礎選拔手段的同時，引入有限度的綜合素質評價，并建立嚴格的監督與公示制度；

加大對農村和貧困地區的教育資源投入，縮小城鄉、區域間的教育差距；推動高校招生方式多元化，但確保透明公開；建立針對弱勢群體的補償機制，如專項計劃、加分政策等。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絕對公平難以實現，但相對公平必須堅守。科舉制度之所以能夠延續千年，正是因為它提供了那個時代最可及的公平。

今天的中高考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它仍然是億萬普通家庭子女改變命運的最重要通道。任何教育改革，如果以犧牲基本公平為代價，最終都將損害社會活力與長治久安。

上海作為中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其教育探索具有風向標意義。曾憲一委員的提議引發的爭議，實際上是一場關于中國未來社會形態的預演討論。

國際化大都市

這場討論提醒我們，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必須時刻警惕精英主義話語包裝下的階層固化傾向。

中國古代門閥政治的興衰表明，當一個社會的上升通道被少數人壟斷，知識、權力與財富形成閉環傳承時，社會將逐漸失去活力，矛盾不斷積累，最終導致系統崩潰。

教育改革的目標不應是制造新的壁壘，而是搭建更多元、更公平的橋梁。在這座橋梁上，無論是西北農民的孩子，還是上海教授的后代，都應有相對平等的機會展示自己的潛力，實現自己的價值。

這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關乎社會正義與持久發展的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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