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創新視角下我國古代紙幣運行的經驗和啟示｜金融人文

文/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子揚，廣東行政學院教授張雪峰

本文從金融創新的視角系統考察我國古代紙幣從產生、發展、繁榮到消亡的過程。我國古代紙幣的興衰表明，成功的金融創新需要堅實的實體經濟基礎、嚴格的發行管理制度和健全的技術保障體系。在數字經濟時代，我們更應當尊重這些歷史規律。

貨幣遵循從實物貨幣、金屬貨幣、信用貨幣到數字貨幣的演進規律。從金融創新的視角系統考察我國古代紙幣從產生、發展、繁榮到消亡的過程，有助于我們把握貨幣發展規律及其與社會經濟文化的深層關聯，為當下貨幣改革和金融創新提供智慧和借鑒。

銅錢作為法定信用貨幣的局限及歷朝政府的金融創新

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首次以國家壟斷貨幣鑄造權，規定24銖為1兩，銅錢重12銖，故銘文“半兩”，屬稱量貨幣。

銅既是重要的生活物資，也是珍貴的戰略物資。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以國家信用為基礎，推動銅錢減重。法律規定不論銅錢品質優劣都必須等價接受，標志著銅錢轉向信用貨幣。秦時還曾允許百姓織布代幣入市，《金布律》對布幣的質量、形制做出了嚴格規定。

漢朝初年，因連年戰爭，物資奇缺，統治者以為國民財富與貨幣供應正相關。于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大規模銅錢減重，半兩錢從8銖逐步減至3銖，《史記》和《漢書》都記載了當時物價飛漲的現象。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鑄“開元通寶”，錢文徹底擺脫重量標識，貨幣信用屬性增強。但唐律仍規定10枚銅錢重量為1兩，這一制度一直延續至清朝滅亡。唐朝繁盛的貿易導致了“錢荒”，異地匯兌的信用憑證“飛錢”應運而生。

這些金融創新推動了貨幣商品屬性和信用屬性的逐漸分離，為紙幣的誕生探索積累了經驗。

我國古代紙幣從北宋交子到大明寶鈔的演進軌跡

北宋時期商品經濟繁榮，四川地區因銅匱乏而使用不便交易的鐵錢。隨著造紙術、印刷術的普及推廣，益州民間商會首創交子作為兌換憑證，標志著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在我國誕生，貨幣的商品屬性和信用屬性首次徹底分離。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官府發行官交子，通過“三年一界”制度穩定幣值。北宋末年為籌借軍費，交子發行量猛增（《宋史·食貨志》），最終引起惡性通脹，交子退出流通。南宋的錢引、會子和金朝的交鈔，同樣因超發貶值而被廢止。

元朝“絲銀本位”制成熟完善，中統鈔廣泛流通。但后期政府不斷挪用準備金，增發的紙幣因準備金不足而大幅貶值。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書省頒布《整治鈔法條畫》，試圖維持紙幣與金屬貨幣的兌換價格，但官價和黑市相差懸殊，禁止民間兌換成了一紙空文。明洪武年間（1368—1398年），連年戰爭造成工商業萎縮，稅源枯竭，政府決定發行寶鈔緩解財政壓力，但既未設定發行限額也未建立準備金制度，寶鈔持續大量超發，不久便大幅貶值，人們轉而選擇其他方式交易。為了維持寶鈔幣值，洪武八年（1375年）規定禁用金銀，大額交易用寶鈔，小額用銅錢。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禁銅錢，實行單一的紙幣制度，但銅錢始終未退出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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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清華金融評論》2026年2月刊總第147期

編輯 | 周茗一

審核丨丁開艷

責編 | 蘭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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