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亞迪怒了，將美國政府告上法庭

作者丨AI檸檬

編輯丨Shadow

近日，一則新聞在跨境圈內迅速發酵：比亞迪在美國的四家關聯公司，正式向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起訴訟，起訴對象包括美國聯邦政府及國土安全部、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貿易代表辦公室等多個核心部門。要求法院宣告相關行政命令越權無效，退還已繳關稅及利息，并禁止繼續執行相關措施。

比亞迪主張，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未授權總統征收關稅，關稅征收權屬于國會，相關行政命令缺乏法律依據，構成對立法權的違憲委托。同時，援引《行政程序法》，認為相關措施屬“武斷和反復無常”的決策。

過去，面對海外市場的政策“黑天鵝”，中國企業的傳統應對劇本無非三種：忍一時、退一步，或繞路走。而比亞迪在2026年初的選擇，為這本劇本添上了顛覆性的第四頁：

以規則對抗規則，在對方的主場，用對方的法律，發起一場旨在重塑游戲規則的博弈。這正是比亞迪一案為所有面臨類似困境的中國跨境電商企業提供的最關鍵啟示。

海外銷售成比亞迪第二增長曲線

一年賣車100萬輛

比亞迪的這次起訴并非情緒化反擊，而是基于其長期布局能力。事實上，這家中國新能源龍頭，早已不是“試水出海”的階段性玩家。

比亞迪的國際化起點，甚至早于多數人的認知。早在1998年，比亞迪就在荷蘭設立海外公司，主要從事電池和電子業務，為后續全球化積累了經驗和本地化基礎。

真正的第一次規模化出海，則發生在2010年前后：新能源公交、大巴等商用車，成為其打開海外市場的“先鋒部隊”。

2021年是關鍵轉折點。隨著國內新能源車產業鏈成熟，比亞迪正式啟動乘用車出海計劃，并迅速進入加速期。

從歐洲、東南亞到拉美市場，產品線和市場覆蓋持續擴展。截至目前，比亞迪已進入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400多座城市，海外業務從“補充項”逐步演變為核心增長引擎。

公開資料顯示，2025年比亞迪全球新能源汽車（NEV）銷量約460萬輛，其中純電車型銷量超過 225萬輛，繼續位居全球前列。

海外市場表現尤為突出：2025年比亞迪海外銷量首次突破100萬輛，同比增長約145%，并計劃在 2026年將海外銷量進一步提升至約130萬輛。

從收入結構來看，海外業務的重要性同樣在快速上升。比亞迪2024年年度報告顯示，其境外業務收入達到2218.85億元，同比增長38.49%，占公司總營收的28.55%。

如果拉長時間軸來看，2014年比亞迪海外業務營收僅為74.64億元，十年間增長28.7倍，海外市場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增長曲線。

2025年8月，比亞迪執行副總裁李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未來海外市場銷量有望占到總銷量的近一半。此外，多家媒體在2025年5月也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報道，比亞迪設定了到2030年實現海外銷量占比達到50%的目標。

從美國市場來看，比亞迪的布局同樣始于20世紀90年代（1999年）。當時，其在芝加哥注冊成立了北美分公司。此后，它在美國市場的發展經歷了幾個關鍵階段：

2010年在洛杉磯設立了北美總部，進一步鞏固了其在美國的業務運營中心。2013年在加利福尼亞州蘭卡斯特市建立了純電動大巴工廠，這是北美地區最大的同類工廠，實現了從銷售到本地化生產的重大跨越。

不過，由于美國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高達102.5%的關稅，比亞迪的乘用車（如轎車、SUV）目前基本無法進入美國市場。目前其在美國的銷售仍高度集中在電動大巴車市場。

既然如此，為何要為其投入如此巨大的法律與戰略資源？答案在于，這場訴訟的核心訴求并非僅為當下受限的業務，而是旨在定義未來的競爭規則。面對一個被高關稅封鎖、卻擁有全球風向標意義的戰略市場，比亞迪選擇以法律為杠桿，試圖撬動長期政策壁壘。這既是對其二十余年全球化能力的檢驗，更是為2030年海外占比50%目標掃清障礙的關鍵戰略投資。

從字節到大疆，中國企業在反抗

如果把比亞迪的起訴，放在更長的時間軸上來看，它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更像是一個正在形成的趨勢節點：

越來越多中國出海企業，開始在海外市場主動運用法律武器，回應政策和制度層面的不確定性。

對跨境賣家而言，最熟悉的一個案例來自字節跳動。2023 年，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持續推動針對TikTok的限制性立法與行政措施。

面對可能被迫剝離、封禁的極端結果，字節跳動并未選擇沉默或徹底退出，而是在2024年直接向美國法院提起訴訟，挑戰相關行政令和立法的合憲性。

盡管最終結果并不完全如愿，但這一訴訟過程，本身就起到了關鍵作用：延緩政策落地、爭取談判空間、將問題拉回法律討論框架。

類似地，大疆在2024年的行動也體現了這一趨勢。此前，大疆因被美國國防部列入所謂“中國軍事公司”清單，遭遇聲譽與商業層面的雙重壓力。

與以往許多企業選擇低調承壓的方式不同，大疆選擇直接起訴美國國防部，明確指出該決定缺乏事實依據、程序不透明，并對企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案件仍在推進中，但這一步，已經意味著中國企業在面對海外制度性風險時，開始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反擊。

如果把這些案例擺在一起看，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打這場官司，很多時候目標不只是為了贏。尤其在那些牽扯政治的復雜議題里，企業更實際的算盤，可能是借法律程序來爭取時間、增加對方推進政策的難度、為以后的類似爭議留個口子，哪怕只是讓政策制定者多走幾步程序、多幾分顧慮。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選擇在對方的地盤，按對方的規則出牌。美國畢竟是個判例法國家，法院相對獨立。

一旦某個判決或程序性裁定對你有利，它帶來的保護往往是長期的，甚至能輻射到其他類似情況。對企業來說，這條路雖然費時費力，可一旦走通，就能實實在在地降低未來的系統性風險。

從這個角度來看，比亞迪這次起訴，并非一時沖動的硬碰硬，反而像是延續了中國一批出海企業這幾年慢慢形成的一種默契：

既然政策風險無法完全避免，那就用法律把它框住，至少讓它變得可預期、可應對。

而這一趨勢真正值得關注的地方在于，它不只關乎大疆、比亞迪這樣的大公司。隨著跨境電商作為新興渠道在中國制造出海版圖中重要性不斷提升，類似的合規挑戰、平臺規則突變、關稅爭議等“制度性風險”，也正悄悄逼近大量中小賣家。

那么，一個很自然的問題就出現了：比亞迪這場官司，到底能給廣大做跨境電商的企業帶來什么實實在在的啟發？

給跨境電商的啟示

規則博弈成出海必修課

比亞迪這場高規格訴訟，對廣大跨境電商賣家的真正價值，不在于模仿其具體的法律動作，而在于理解其背后的深層邏輯：

在全球化深水區，最大的安全墊不是成本優勢，而是對規則的理解與運用能力。這要求企業必須完成從商業思維到規則思維的升級。

這一思維轉變，首先意味著打破被動接受的慣性。過去，面對平臺不公封號、貨物莫名被扣或“337調查”等挑戰，許多賣家的選擇往往限于申訴或妥協。

比亞迪案例提示我們，法律途徑應當成為一種預設的、主動的商業策略。美國相對獨立的司法體系，意味著一次有利的判例或程序性勝利，可能為整個行業打開空間。

比如，在前幾年的亞馬遜封號潮中，有中國賣家聯合起訴亞馬遜，質疑其封號流程的正當性，這正是將商業糾紛引向規則框架內解決的有益嘗試。

思維轉變之后，必須有堅實的行動支撐，即從“成本控制”轉向“合規投資”比亞迪敢于應戰的底氣，來自其在美國市場二十余年的實體化運營根基。

對中小賣家而言，這意味著出海不能再是“輕裝上陣”的冒險。系統的合規體檢：提前梳理目標市場的關稅、認證、數據隱私等法規，應成為開拓新市場的標準動作。

長遠來看，考慮設立本地法律實體、善用自貿協定優化供應鏈，這些看似增加成本的前置投入，正是構建長期風險免疫系統的關鍵。

在專業戰場上，必須使用專業武器。跨境電商面對的平臺政策、稅務稽查與知識產權訴訟極為復雜，構建本地化的專業支持網絡不再是可選項，而是生存的必需品。與熟悉當地法規的律師、會計師建立穩定合作，是在危機發生時能夠快速、有效響應的根本保障。

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指向一種長期主義的新常態。規則博弈周期長、見效慢，其回報在于構建一個更可預期、更穩健的經營環境。這意味著，跨境電商的核心競爭力正從“拼價格、拼流量”的閃電戰，轉向“拼合規韌性、拼規則適應力”的持久戰。

總結來說，比亞迪這場官司，給跨境電商人實實在在提了個醒：在海外想做得穩、走得遠，光會賣貨不夠，還得懂規則、會用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