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朱棣兩父子毀了海運

唐朝時期大唐與外國的海上貿易已經非常發達，泉州、廣州等地有大量蹈海而來的阿拉伯人聚居。

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南宋為了防備金軍從海上而來的進攻，從長江口到雷州半島都廣設水師。水師是一個吞金獸，為了能夠支撐這些水師，南宋大規模發展海上貿易。海上貿易不但為南宋賺取了大量的金錢，也源源不斷地為南宋提供了造船所需的巨木。

毫無疑問，南宋能夠偏安百年，海上貿易帶來的物資和財富是其重要的支撐。

元朝的締造者元世祖忽必烈將北京定為了帝國的首都，北京作為全國政治種姓的地位就此確立下來一直到今天。

自從唐朝安史之亂后，中國的經濟中心便轉移到了江南地區。所以在北方建都雖然有利于對全國的統治——防御對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脅北方草原民族，便于監視北方擁有騎兵的權臣等等，但是北方的糧食產量不足以養活一個聚集百萬人口的大都市。

所以大一統王朝要在北方定都，就必須得建立將南方的糧食運送到北方的渠道。

古代從南方向北方大規模調糧，最節省人力財力物力的方法就是水運。

北京比起長安、洛陽、汴梁最大的優勢，就是其鄰近海岸，因此向它輸糧除了漕運外還能進行海運。當年忽必烈之所以決定在北京營造帝國首都，海運無疑是其重要的一個考量。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試行海運，結果大獲成功，于是元朝就此開始以海運為主從南方輸送漕糧到北方。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為了對海運進行管理，忽必烈下旨合并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就此元朝形成了完備的海運體系。

但是忽必烈并沒有就此滿足，他繼續推動對海運的完善。在他駕崩前一年的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經過多年摸索后人們終于掌握了黃海洋流的規律。就此從長江口駛出的船只都繼續向東深入大海，在那里乘上洋流后再揚帆向北順流抵達威海成山島，然后再從該島向西航向天津大沽口。

“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這條航道的發現，使得中國南北方經濟交往更加便捷，祖國各地的聯系變得更加緊密。江南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優勢也更為牢固，松江府就此成為了東南沿海的經濟中心，也奠定了今日北京、上海的地位。

時至今日，從江浙北上的船只依舊遵循著近千年前元朝帆船的航跡。

海運比漕運節約四分之一的運輸時間，節約運輸時間使得漕糧蟲害損耗大大降低，而且運輸費用至少便宜一半以上。所以忽必烈雖新挖掘了京杭大運河（這條運河跟楊廣沒任何關系），整個元朝時期漕運就只是一個輔助，海運才是主力。

也正是憑借著海運來的江南糧食和財富，元軍才能擊敗北伐的紅巾軍，元順帝得以晚了十年才逃遁回草原。

隨著明代元而立，大一統中原王朝的首都首次被定在了南方。

首都地理位置的變化，使得明朝締造者朱元璋對于海運不感冒，更主要的是朱元璋對于外貿極其反感。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離明朝統治核心應天（今南京）最近的一個市舶司，位于今蘇州太倉市黃渡鎮的市舶司禁止民間商船入港。

明政府下令：‘凡番舶至太倉者，令軍衛有司同封籍其數，送赴京師’。

黃渡鎮市舶司的關閉，是明太祖一系列閉關措施的序幕。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自唐朝便作為民間對外貿易港口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地的市舶司，先后都禁止民間商船入港。

“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向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泄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不僅僅是禁止商船入港，朱元璋更是下旨昭告天下禁止民間造海船。

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正式頒布了醞釀已久的禁海令——片板不得下海，并且同時禁止民間購買外國商品，禁止日本入貢不準其船入港。

這一禁令使得繁榮了幾百年的海上貿易在表面上瞬間清零，對東南沿海港口城市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

東南一些家族自唐朝時期就一直從事海運業，朱元璋的這個禁令就是斷了他們的生路。所以這些家族浮舟出海在沿海島嶼上定居下來，他們就此成為了見不得光的走私犯。這些家族蟄伏海島上繼續從事海上貿易，他們不斷積累實力，后世最終以‘倭寇’之名向明王朝發起了沖擊。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爆發！

朱元璋借郭桓案將國內商賈幾乎一掃而空，隨后下旨規定工商業一概由指定皇商把持，明朝的工商業進入了一個國家全面掌控的時期；同時還禁絕棧稅（營業稅）不準民間開商鋪（到了明宣宗時方才恢復），規定任何民間人士不得私自從事工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再次發布“禁外藩交通令”，禁止各地海港接納外國商船停靠。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頒布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的禁令。

明政府明確規定：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直到朱元璋去世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政府還發布政令，重申禁止明朝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以倭患為由實施了禁海令，其后日本幕府按照他的要求禁止武士出海，這使得倭患問題得以解決。但是倭患解除后朱元璋依舊頑固地拒絕廢除禁海令，這個開局一個碗的乞丐皇帝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在維護禁海令。

然而朱元璋究竟為何對禁海如此執著，卻并無權威資料能給出解釋。所以頒布禁海令且一直極力維持，成為了這位傳奇皇帝執政生涯的一個謎。

朱元璋的舉措沉重打擊了中國東南的海運事業，使得中國沿海的造船業陷入到蕭條之中。

不過朱元璋雖關上了海上貿易的大門，卻還為海運留了一扇窗——遼東運補。

遼東與華北相接的遼西走廊由于臨海，其要么是天寒時被冰雪覆蓋舉步維艱，要么是炎熱時爛泥陷足寸步難行，所以駐守遼東軍隊的補給都是依賴的海運。

也正是由于海運渠道的存在，遂有了明末的遼西防線，將清軍入關的腳步拖住了二十載。

由于北方的軍需，這使得北方海運在朱元璋時期依舊繁榮，但是朱元璋那個叛亂上位的兒子朱棣，隨后又給了本就衰弱不堪的明朝海運狠狠一擊。

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紫禁城開始營造，明帝國首都北遷正式提上日程。

為了營造新的都城，朱棣對已經湮沒的元朝京杭大運河進行了重挖，并逐步以大運河漕運替代海運。

不知朱棣出于什么考慮，營造北京城的木石大多都走新開挖的京杭運河。這其中擔任重要轉運職責的山東徭役特別繁重，當地民眾在艱苦繁重的勞役中不斷倒斃。

由于不堪重負，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山東當地的造反專業戶白蓮教揭竿而起，明朝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唐賽兒起義爆發。

唐賽兒起義已然證明了京杭大運河的脆弱性，但是這并不能推翻朱棣之前的決定——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公元1415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為什么元朝已經證明了海運的快捷、高效、節約，確確實實比漕運多快好省，朱棣卻頑固地要禁海運？

清朝不敢開海運，是因為京杭大運河是百萬漕工衣食所寄，可是朱棣那會還沒有這個問題啊。

搞不懂啊，搞不懂啊。

朱元璋、朱棣父子兩代人，兩個讓人看不懂的操作，對原本欣欣向榮地海上貿易和海運事業造成了極其沉重地沖擊。而且好死不死的是，不久后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便到來了，西方科技進入了高速發展期。

我們的科技逐漸落后于西方，正是從明朝初年海禁時期開始的。

明朝關上了大門后還自嗨，外貿被裹上了一層名為封貢的皮囊，成為了朱棣這個篡位者安慰自己是天下認同的共主的迷幻劑。封貢制度下畸形的外貿形式導致明朝財政大出血不說，其后的土木堡之戰、俺答封貢、努爾哈赤叛亂，無不都與封貢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因果關聯。

實施封貢后的百余年間，明朝的外貿一直入超，大量金銀流往海外。為了能不斷從國外購買奢侈品供自己享受，明朝皇帝在國內的深山大澤中到處開礦找金銀，弄得是民怨沸騰，礦工起義成為了貫穿其后整個明朝歷史的潰瘍。

所謂的明朝末年資本主義萌芽，不過是嘉靖末年廣州重新開港，使得明朝外貿得以逐漸恢復，其水平也只是部分恢復到了前朝時期罷了。

朱元璋、朱棣兩人史稱英主，但是他們的經濟政策實在是令人搖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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