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小所的語言觀：對語言學危機與“再生”的理論與實踐

在學術攀登的路上，我們常感到痛苦，細想之下，這往往源于一種執念。研究者須有格局——格局是人生冬日的暖陽，夏日的涼風，它不僅是心態，更是理論研究的視野，是探尋者的胸懷，是對新理論、新知識的理解與追求。格局決定著研究的走向。大格局者總能敏銳洞察本質，不為定勢所困，能超越狹隘的個人利益，為長遠所思所謀。格局是我們認識世界的視角：立于山頂，可見遠方美景；困于山下，則多見雜草遍野，令人不悅。因此，研究者視野必須開闊，唯有如此，研究之路才能處處是景，內心也才能充滿力量。

語言研究者首先要樹立正確的語言觀。唯有如此，理論研究才能成為一朵有根的花，在風雨中綻放，在時光里生香。正確的語言觀是穿透學術云層的光，照亮研究之路，化為學術生命的靈魂與養分。

——駱小所

品名篇佳作，觀世間百態，享人文情懷

文/彭建玲 周敏 楊錦 總編輯/方孔

【原創作品，未經允許，不得隨意轉載】

駱小所教授是中國當代著名語言學家、修辭學家、教育家，尤其在藝術語言學、修辭學及語言美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是藝術語言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的奠基人與主要倡導者。他的研究成果在語言學界、文藝學界和教育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培養了一大批致力于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

駱小所教授認為，語言觀決定著語言研究的路徑與取向，語言觀的錯誤必然帶來語言研究體系的錯誤。本文旨在系統梳理駱小所教授關于語言學學科危機的論述及其對語言學“再生”之路的思考，以期為重振語言學科活力、構建中國特色語言學話語體系提供參考。

一、駱小所教授對語言學危機的診斷

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結構主義與形式主義范式鼎盛，當代語言研究的局限逐漸暴露，語言學內部涌現出一股深刻的自我反思浪潮。語言研究陷入泛技術化與碎片化，與真實語言生活及社會文化實踐脫節，引發了全球范圍內關于“語言學危機”的討論。在這一跨文化學術反思語境中，駱小所教授以其敏銳的學術洞察力，提出了語言研究的“再生”構想。他的思考并非簡單追隨西方理論或封閉描述本土現象，而是在“危機—反思—重建”的邏輯鏈條中，探尋一條既能繼承現有語言學成果，又能扎根漢語實際與中國文化土壤的發展路徑。

（一）語言觀片面引發研究困境

20世紀80年代，駱小所教授在《論語言學的危機和“再生”》一文中明確指出，學界對“什么是語言”這一核心問題缺乏清晰統一的認知。當時通行定義多將語言視為“以語音為物質外殼、以詞匯為建筑材料、以語法為結構規律的體系”或“人類交際工具”。駱小所教授認為，這些定義雖印記著語言學發展歷程，從某一角度看是正確的，但從語言整體上看，卻與現實語言明顯脫節。

他指出，傳統語言觀主要集中在兩方面：第一，認為只有人類才擁有語言；第二，認為只有符合“語音—詞匯—語法”體系的符號才是語言。駱小所教授指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甚至一定程度上是錯誤的。語言既有語音的，也有非語音的（如體態語、手勢語）；既有符合語法的，也有超越語法的。傳統語言學僅關注語音、詞匯、語法三要素，忽視了對人類自然語言的整體考察。這種片面語言觀導致研究方向模糊，難以構建中國特色語言學體系，甚至可能引發文學觀混亂。

（二）科學主義范式與語言本質的遮蔽

駱小所教授進一步剖析了語言學危機的深層根源。他指出，自索緒爾區分“語言”與“言語”，并將語言學任務界定為研究內部結構系統以來，語言學在追求科學化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語言本質，陷入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的理論窠臼，嚴重忽視了語言作為“人之存在”的本體性維度。

他認為，科學主義范式的根本癥結在于將語言從文化生態、歷史脈絡和主體實踐中剝離，將其對象化為靜態、封閉、同質的符號系統。這一取向遺忘了語言首先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是意義生成、文化交流與身份建構的動態過程。

從語言與心理的關系視角，駱小所教授揭示了規范語言結構與人類感知經驗之間的內在張力。合乎語法的語言雖能準確表征現實與思想，卻往往對美感與情感進行“過濾”和“提純”。面對流動的情感、朦朧的印象與瞬息的直覺，規范語言在表達上常顯得力不從心。相反，那些在特定語境中突破語法常規的語言形式，以其表意的模糊性與無定性，保留了鮮活的語言美感。他指出，現代語言學研究過度執著于形式與規則的抽象推演，系統性忽視了語言的意義維度、情感內涵以及主體的意向性與創造力。

（三）西方理論移植與本土話語缺失

駱小所教授特別關注語言學危機在中國語境下的特殊表現。他指出，自《馬氏文通》以來，中國語言學界長期用西方理論和方法研究漢語，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漢語自身的交際活力。漢語重意合而非形合，其許多獨特現象在西方理論框架中得不到充分解釋。例如，漢語“字”與“詞”關系復雜，非簡單“語素”概念可涵蓋；句法關系常依靠語義與語境體現；韻律特征與語法、語義密切互動，形成獨特的語言美學。

西方結構主義雖提升了漢語研究的精密性，卻也割裂了漢語“文”與“言”的整體性，脫離實際交際場景。在中國語境下，危機疊加了西方理論移植與本土話語缺失的困境，導致“削足適履”。用印歐語系理論模型硬套漢語事實，使得漢語的意合機制、韻律美學等重要現象無法得到充分闡釋與理論升華。長此以往，中國語言學易陷于“跟著說”而非“自己說”的學術依附狀態，不僅限制自身發展，也在全球語言學對話中處于失語位置。他提出“重視‘文’的價值、建立符合漢語實際的學術體系”，既是漢語教學的改進方向，也是語言學擺脫西方范式束縛、實現再生的重要思路。

二、語言學“再生”路徑的建構

駱小所教授不止于批判，更致力于理論重建。其語言觀的起點是回歸語言的“人學”屬性。他主張，語言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工具或形式系統，而是人最根本的特征，是“精神的家園”。語言與人的思想、情感、文化乃至存在方式渾然一體。因此，語言學不應是冰冷的“物理學”或“數學”，而應首先是充滿溫情的“人學”。這一立場推動語言學轉向人文關懷：從關注客觀結構，轉向關注語言中人的主體性、意向性與意義；從追求普適規則，轉向理解特定文化歷史語境中語言的多樣性與創造性。

（一）深層修辭理論的構建

在反思中，駱小所教授敏銳察覺到，中國修辭學研究多集中于辭格分類和表層技巧，這種靜態研究忽視了驅動修辭行為的深層心理機制、社會文化因素和動態交際過程。他借鑒心理學、美學、文化語言學等理論，提出修辭不僅是語言形式問題，更是人類深層思維和情感的外化。

1988年，他在《修辭探究》中開創性地提出“表層修辭”與“深層修辭”概念。他認為，真正決定修辭效果和思想深度的是驅動形式選擇的深層心理機制、審美原則和文化邏輯，即“深層修辭”。由此，他將研究視角延伸至深層修辭的系統探索，逐步構建了其理論體系。隨后，《現代修辭學》及系列論文持續深化該研究，受到學術界廣泛關注。

表層與深層修辭的劃分，體現了駱小所教授將語言視為由外顯系統與內隱系統構成的生態整體。這使得修辭學從一門“技巧之學”上升為探討人類表達行為背后心智規律與審美原則的“思維之學”，乃至語言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層修辭理論關注“邏輯偏離”所創造的審美意蘊，有力解釋了傳統框架難以充分解讀的文學文本與鮮活語言現象，為語言學“再生”找到了關鍵突破口。

（二）藝術語言學：危機突破的理論與實踐

如果說深層修辭理論為診斷語言學危機提供了關鍵分析框架，那么藝術語言學的創立，則標志著駱小所教授從理論批判走向體系建構的實踐突破。在其“再生”藍圖中，藝術語言學不僅是關鍵領域，更是一個核心的學科再生方向，為克服既有危機提供了具體的研究范例與方法啟示。

1992年，《藝術語言學》出版，首次對“科學語言”與“藝術語言”進行科學界定。此后，《語言美學論稿》《藝術語言再探索》等著作相繼問世，理論日益系統深化。2008年，《藝術語言：活的形態》一文將藝術語言研究提升至語言哲學高度，完成從“語言技巧”到“生命形式”的學術演進。

在駱小所教授的理論中，普通語言經由特定審美與情感驅動發生變異，轉化為藝術語言。其核心命題在于：藝術性不是語言的附加裝飾，而是其內在本質屬性之一。他從發生學、功能、本體論三個層面嚴密論證：原始語言表達就帶有情感宣泄與形象描繪特征；藝術語言是日常語言的強化與發展，滿足更高層次的審美與意義探索需求；藝術性是語言創造力的集中體現。他強調，藝術語言研究能完善自然語言學體系，使語言學研究回歸實際應用與審美價值，從而擺脫單純依賴西方理論的困境。

結語

駱小所教授對語言學危機與“再生”之路的探索，系統揭示了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范式局限與人文精神缺失的雙重困境。他構建了一條以人文性和哲學性為內核、以生態語言觀為框架、以本土化實踐與跨學科融合為兩翼的學科“再生”之路，使語言學擺脫冰冷工具理性的桎梏，重新回歸語言本身的生命力、文化底蘊與人文價值。他的工作有效恢復了語言學作為社科基礎學科的蓬勃生機與影響力，在當代語言學思想譜系中留下了深刻印記，為世界語言學的多元發展提供了寶貴的中國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