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與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衡——《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讀書筆記（一）

上世紀二十年代，由于新式學校的創辦，誕生了一大批小學和中學教育程度的知識分子——在那個年代，擁有小學和中學文化，在國民中占比依然很少，可以稱為“入門級”知識分子。但其數量的增長速度，已經呈現出指數級增長的態勢。

“據統計，五四前夕，全國共有公立學校52650所，學生約450萬人，與1910年相比，學生人數增長了3倍。以中學而論，1915年全國共有中學444所，學生69770人；到1923年增至738所，學生多達118548人。”

然而在當時，我國依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工業和服務業的國內經濟占比非常少，沒辦法為這么多的中低階知識分子提供那么多的就業崗位，政府也不可能吸納這么多年輕人到“體制內”。尤其是在清末科舉制度廢除以后，青年知識分子跨越階層，通向仕途的傳統路徑被切斷，也僅僅只有少部分受過大學教育或具有留學經歷的高級知識分子能夠進入到學校任教，更少一部分人進入到政府部門。廣大的中學、小學教育程度的中低階知識分子，面臨著失業，無法養活自己的壓力。這部分人在謀生手段上，并不比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更加高明。

“據1916年對1655名回國留學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其中在家賦閑者多達399人。”

這部分對于社會“閑暇”的知識分子，讓他們返回到原籍，再從事農業、手工業、或者繼承原生家庭的產業，是不符合年輕人對于未來的預期的。當他們出門接觸了新生事物后，已經很難再回到父輩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模式。他們的大腦被各種主義和思想充斥。

其實，在那個年代，已經有人發現關于社會無法有效安撫這些中低階知識分子的隱患了。在1926年，《國聞周報》中一篇《知識階級與革命》中這么寫到：

“民國以來，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學生，歲以數千計，各省中學畢業學生，歲以數萬計。大學專門之畢業學生，一部分欲進為學者之生活，作高深之研究，希于世界學藝界中，占一地位，以謀國家社會精神上物質上兩方之進步發明，則國家無最高學府以養成之，社會無學藝機關以獎進之，甚至以教員終身，亦復為饑寒交迫。其大部分欲投身社會者，則政府機關肥美重要之差缺，大小人員，概都與軍政要人有連，絕無容納學校出身人才之余地。閑散職員，為數無幾，幸而得之，亦得枵腹從公，等于坐斃。至私人機關，本屬寥寥，而當事人物，大都腦筋陳舊，厭惡學生，不但非技術人員不肯錄取學生，即技術人員亦不樂用專門。故國內外大學專門畢業學生，除有父兄及其他特別關系者外，欲循正當軌道，以求容納于社會者，百不得一。若夫中學畢業學生，除一部分進入專門大學者外，更無消納之處。

試問此每年遞增之數萬以上之畢業學生，欲求學不可得，欲作事不可能，生機斷絕，路路不通……當年富力強之時，正心粗氣浮之際，其心理若何，其憤慨若何，故在今日學校之失業青年，在社會上政治經濟之組織，咸懷極端不滿之意。茍有可乘，便思破壞者，與其謂為思想所激，勿寧謂為生計所迫。

近來南北學生，紛紛投效革軍，冒白刃而不辭者，為數日多。吾人一考其動機，實不勝同情之感，而深為國家社會惜者也。……每年加增數萬知識階級之失業者，即無異每年加增數萬知識階級之革命者。民國十五年矣，以抽象的統計，此種知識階級因生計而迫于過激者，已在數十萬以上，今后數目，再與年俱增，今后勢力，即與年俱長。加以無知識階級之失業者，因戰事關系，數亦猛進。知識階級者，利用于上，無知識階級者，奔走于下，大勢所趨，無論當局壓迫之武力如何強固，現在社會之組織，必有根本破壞之一日。誠為人類之大不幸也。”

當局固然能夠看到當時社會教育和就業的失調，但是卻無法改變現狀。賦閑于社會的青年的不滿情緒，化作對執政當局的不滿，他們需要找到為自己階層“發聲”的渠道。所以，盡管這群中低層知識分子，自己對于各種主義和思想的理想并非全面，也非深刻，但是他們樂于加入各種組織，參與各種運動，急需要一個身份認證來獲取自己的歸屬感和存在感。

于是，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這群中小層知識分子，成為了各種社會活動的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