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開始，寫了17年，季羨林先生晚年為何執(zhí)意要寫一本關(guān)于糖的書？

今天是個講究“控糖”“低糖”甚至“無糖”的時代，你大概不會想到，糖曾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更不會意識到，它的背后隱藏著跨越兩千多年、橫跨亞歐非三大洲的文明交流。

《詩經(jīng)》中《大雅·文王之什·綿》：“周原膴膴（wǔ），堇（jǐn）荼如飴”。這時的糖被稱為“飴”，飴糖用糯米或麥制成，俗稱麥芽糖，而非后來的蔗糖。

季羨林先生曾發(fā)現(xiàn)，英文里的 Sugar、德文里的 Zucker，根源都在梵文的?arkarā和khandaka，而印度人管白糖叫 Cīni（中國糖）……這說明西方原本沒有糖……

季羨林：“糖”這種東西背后，隱藏著一段不尋常的歷史。

這令他欣喜不已，由此出發(fā)進行“小題大作”，促使季老在年過八旬的年紀里，寫出了一生中規(guī)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他的學(xué)術(shù)水平的一本書，這就是《糖史》。

1

從一張敦煌殘卷開始

歷時十七年的苦心孤詣，大海撈針

真正引起季老研究熱情的，是一張曾被伯希和從敦煌搶走、藏匿千年的殘卷，其背面竟奇跡般地記載著印度造糖法。

敦煌馬圈灣漢簡“寒具毋置飴餳乘□醬炙”，其中提到的“飴餳”即兩種糖類之名。

這背后是怎樣一段歷史？面對這個無數(shù)中外學(xué)者都未能啃下的“硬核桃”，他決定“另起爐灶”，開啟一場后來才知道將長達十七年的學(xué)術(shù)遠征。

由于資料極度稀缺，季老只能在茫茫書海中“大海撈針”。他曾每天往返五六里路前往北大圖書館，無論酷暑寒冬、暴雨大雪，在浩如煙海、重如磐石的《四庫全書》與各大叢書中，尋找一個幾乎被歷史塵封的答案。

20世紀90年代，八十多歲的季老為撰寫《糖史》，仍風雨無阻、寒暑不輟地往返北大圖書館查閱資料。

季老曾自述，關(guān)于糖的資料極其罕見，與鹽、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沒有索引，沒有線索，更沒有數(shù)字化檢索，他只能用最原始、最“愚笨”的方法，對著幾十萬頁密密麻麻的古籍，一行行、一頁頁地讀下去。

到后來，他笑稱自己練就了“目下二十行”的特異功能，眼神仿佛能把“蔗”和“糖”這樣的字眼從字叢中摳出來。而每當尋得一條珍貴資料，那份快樂在他看來更是連“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都難以企及萬一。

北魏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shù)·餳餔第八十九》“用粱米、稷米者，餳如水精色。”餳餔指麥芽糖。

現(xiàn)在人很難想象，夏天要忍受書庫三十五六攝氏度的酷暑，季老本身又有較為嚴重的白內(nèi)障，有時候即使枯坐大半天，也可能一條資料也找不到，只能拖著沉重的老腿，帶著滿心的嗒然走回家中。

這種近乎拼命的努力，既有和國際學(xué)人一較短長的野心，也是為了對得起學(xué)術(shù)的良心。

2

師法陳寅恪的“笨功夫”

堅持論從史出，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當海量的資料搜集齊全后，如何將這些散落的珍珠串聯(lián)成線，成了擺在季老面前的又一道難題。在寫作方法上，他選擇了一條最艱難卻也最嚴謹?shù)牡缆贰跋攘匈Y料，后出論述”。

“想開辟一個新領(lǐng)域，創(chuàng)造一個新天地，那就必須自找新材料，偷懶是萬萬不容許的。”圖為2006年1月26日，95歲高齡的季羨林在就醫(yī)的解放軍總醫(yī)院借助高倍放大鏡讀書。

他回憶起在清華讀書時，老師陳寅恪先生上課總是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寫滿第一手材料，然后才開始旁征博引。季老決定效仿這種古樸的學(xué)風，他沒有急于動筆寫結(jié)論，而是堅持先把搜集到的珍貴史料盡可能完整地抄錄下來。

這種做法看似笨拙，背后卻是對歷史的敬畏：他擔心若只是斷章取義地摘取片段，資料的完整性就會被割裂。即便有些材料超出了他當前討論的范圍，他依然堅持如實記述，而這些得之不易的文字對未來的研究者無疑是無價之寶。

1934年，季羨林先生在清華大學(xué)畢業(yè)時留影。

他按朝代順序，耐心地梳理著每一條文獻的來龍去脈，即使后代書籍中出現(xiàn)了前代的重復(fù)記載，他也視之為文明流轉(zhuǎn)的明證。這種寧肯自己多費筆墨，也要為讀者保留“全貌”的做法，讓《糖史》不僅是一部個人論著，更成為了一部關(guān)于糖的微型百科全書。

與此同時，正如季老所強調(diào)的，他絕不是為了考據(jù)而考據(jù)，他希望做到的是“于考據(jù)中見義理”。他認為，那些看似枯燥的考據(jù)后面，其實隱藏著一種理想，一種“道”，這就是“文化交流是促進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之一”。

3

“糖史”上那些激動人心的瞬間

從唐朝“公派留學(xué)”到宋元“技術(shù)反哺”

正是基于這樣扎實的資料梳理，季老為我們還原了極具戲劇性的技術(shù)流轉(zhuǎn)。

你可能很難想象，在漫長的先秦到魏晉時期，中國人舌尖上的甜味主要來自“飴糖”，也就是用糧食發(fā)酵而成的麥芽糖。雖然南方早有甘蔗種植，但那時的人們大多只是直接啃食蔗肉，或者榨取汁液飲用，由于缺乏提純技術(shù)，很難做出固體糖塊。那些偶爾隨絲綢之路流入的、狀如石塊且極甜的“石蜜”，對古人來說是奢侈品。

甘蔗制糖最早記載于公元前300年印度的《吠陀經(jīng)》和中國的《楚辭》。屈原在《楚辭·招魂》中寫道“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這里的“柘漿”就是指“甘蔗汁”。

為此，盡管唐代中國已有熬制砂糖的技術(shù)，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二十一年還專門派遣使者遠赴印度，向摩揭陀國學(xué)習熬糖法。這不僅是一次簡單的貿(mào)易，更是一場國家級的“技術(shù)引進”。當時印度制糖術(shù)處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影響遠及波斯和埃及。

然而，文明的魅力在于“互鑒”。中國人并沒有止步于模仿，到了宋元時期，中國匠人發(fā)明了獨特的“黃泥水淋脫色法”，利用黃泥的自然吸附作用，硬是將原本褐色的、潮濕的糖液過濾成了潔白如雪、顆粒分明的白砂糖。當這種純凈的白糖后來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回流到印度時，當?shù)厝梭@嘆不已。

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印地語中，白糖的名字里永遠烙印著“中國”的痕跡——Cīni。這不僅完美詮釋了中國古人強大的學(xué)習能力與創(chuàng)新精神，也不斷提醒著我們，文明不是單向的傳遞，而是多向的互相奔赴。

4

沒有一個文明是孤島

在每一次“甘苦”中讀懂人類命運交織

如果說技術(shù)演變是《糖史》的骨架，那么深邃的文明觀就是它的靈魂。

季老通過這一顆糖，讓我們看到了一幅波瀾壯闊的全球化圖景：為了吃一口甜的，阿拉伯商人在季風中冒死航行；為了描述這種甜味，各種語言在互相借用詞匯；為了滿足全球的味蕾，人們在各大洲之間頻繁遷徙。

1890年昆士蘭的一座糖料種植園

季老曾坦言，他之所以在晚年如此執(zhí)著于這部巨著，是因為他逐漸形成了一個清晰的體系：文化交流是促進人類社會前進的主要動力。在他看來，人類只有互相學(xué)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進步，而進步的終點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

在科學(xué)技術(shù)一日千里的今天，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可人口、環(huán)保、資源等威脅生存的危機卻越來越大。季老借《糖史》發(fā)出了一聲近乎吶喊的提醒：人類應(yīng)當徹底改弦易張，化干戈為玉帛，化仇恨為友愛。

因為只有當我們對彼此的交融有了深刻的共識，人類的前途才會比現(xiàn)在更光明。

1994年季羨林先生在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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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詣，大海撈針

國學(xué)大師季羨林十七年心血力作

在浮躁時代重溫最純粹的學(xué)術(shù)良心

讀懂人類休戚與共的真相

-End-

觀點資料來源：《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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