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被解除指揮權后，周總理和他徹夜長談：你和我都不適合當領袖

1935 年1 月7 日早晨，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在進入遵義之后，時任臨時中央負責人的博古，與周總理商量：“現在大家的思想比較混亂，我看有必要統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戰略部署。”

“這樣很好！”周總理表示贊同，并說道：“大家要求開會的呼聲很高，高級將領中不少人有牢騷，如果大家思想不統一，那么下一步的工作就很難開展。”

博古，原名秦邦憲

很快，周總理就和博古商量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擴大會議，由博古在會上作第五次反“圍剿”作戰的總結報告，由周總理主持會議并作軍事問題的專項報告。

差不多一個星期之后，即1935 年1 月15 日，在遵義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兩層花園洋房里，會議正式召開了，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在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之時，博古過分強調客觀困難，把失敗原因歸于反動力量的強大，而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軍事顧問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的錯誤造成的。

緊接著，周總理就軍事問題在會上作報告，他直言不諱地點明了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的錯誤。在作報告的過程中，周總理主動承擔責任，并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同時也批評了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

在聽完周總理的報告之后，博古非常緊張并且深感不安，他擔心周總理過分強調軍事指揮上的主觀錯誤，會降低“三人團”（博古、李德和周總理）的在軍事指揮上的領導威信。

更讓博古沒有想到的是，在周總理作完報告之后，接下來發言的張聞天胸有成竹地從口袋里掏出早已準備好的發言提綱（這份發言提綱是他與毛主席、王稼祥經過充分討論研究后寫成的），嚴厲地批評了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

此后，毛主席在發言討論的過程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三人團”犯了軍事路線上的嚴重錯誤。

毛主席將這個嚴重錯誤概括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錯誤；第二個階段，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錯誤；第三個階段，犯了撤退中的逃跑主義錯誤。

毛主席的發言，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聶榮臻、劉伯承、陳云等同志的贊同與支持。當時，唯一表示不同意的，只有何克全（又名凱豐，時任中央軍委總供給部政委）。

就連一向謙遜溫和的朱老總，也在會上心情沉痛地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了！”

朱老總的這句話，猶如一把利刃戳在博古的心頭上，讓博古頓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委屈、沮喪和震驚的復雜情緒交織在一起，使他喘不過氣來。

委屈的是，雖然說打了敗仗，可那是軍事顧問李德指揮的，怎么大家一股腦把責任全推到自己頭上！沮喪的是，大家的批評意見條理清晰，有理有據，自己確實要負責任！震驚的是，老同學、老戰友王稼祥此時也站在了自己的對立面！

最終，經過三天的討論，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被解除了最高軍事指揮權，不過博古仍擔任臨時中央負責人。

秦邦憲故居

當時，博古才28 歲，他原名秦邦憲，1907 年出生于江蘇無錫的一個書香世家。博古9 歲喪父，從此家境衰落，艱難的生活讓他在求學道路上更加勤奮刻苦。14 歲時，博古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讀書，并開始接觸進步刊物。

后來，思想煥然一新的博古又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他在這里結識了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等人。在此期間，博古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還如愿加入了黨組織。

1926 年10 月，19 歲的博古突然遭到國民黨淞滬警察廳的逮捕。在兇殘的敵人面前，博古始終堅貞不屈，保守住了組織的秘密。由于查不出任何證據，敵人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只得將博古釋放。

獲得釋放之后，博古聽說中央要選送一批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便立即寫了申請書。不久之后，經過考試考察，博古獲得了到蘇聯留學的機會。正是在赴蘇聯留學期間，博古結識了一個足以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人，這個人就是王明（原名陳紹禹）。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博古為自己取了一個蘇聯名字，叫“博古諾夫”。后來回國之后，博古就索性使用蘇聯名字的前兩個字為自己的化名。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4 年，于1930 年5 月回到國內，最初在全國總工會工作，負責編輯《勞動報》等工人報紙。

由于有蘇聯留學背景，再加上共產國際的支持，博古和早他一年回國的王明地位扶搖直上，王明擔任政治局常委，博古出任團中央書記。時間到了1931 年10 月，在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秘密離開上海到蘇聯出任駐共產國際代表。

在離開上海之前，王明將博古安排進了臨時中央政治局。這時候，博古才24 歲，由于非常年輕，所以他被同志們稱為“中央的小伙子”。

那時候，身在蘇聯的王明非常器重在國內工作的博古，他將共產國際指示只傳達給博古一人，從而幫助年紀輕輕的博古提高地位。而博古也沒有讓王明失望，他盲目機械地貫徹執行王明從蘇聯發來的指示，而從不考慮符不符合國內實際。

1933 年初，因斗爭環境日益復雜，博古秘密離開上海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蘇區。不久之后，博古被推選為臨時中央負責人。這一年，博古才25 歲，一副重擔壓在他的身上，讓他茫然不知所措。

當時，博古考慮到自己對軍事一竅不通，所以將李德（本名奧托· 布勞恩）調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本來，李德作為軍事顧問，他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決定權，更沒有指揮權。可是，由于博古不懂軍事，所以李德的權力水漲船高，最終掌握了主管甚至領導軍事的權力。

這樣一來，最終的結果是非常嚴重，在不考慮國內實情的李德的指揮下，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敗了，中央紅軍被迫退出根據地。此時，年紀輕輕的博古已經感到了不堪重負、力不從心。

紅軍長征影視劇照

在湘江戰役之后，望著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橫臥的紅軍戰士尸體，博古悲痛萬分，一種難辭其咎的恐懼感和愧疚感使他舉起手槍，指向了自己的太陽穴。就在博古將要扣動扳機的時候，正朝這個方向走來的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立刻喊道：“你要干什么？”

在博古的驚愕之際，聶榮臻快步來到博古面前。聶榮臻比博古大8 歲，經歷的事情也要比博古多，他語重心長地對博古說道：“越是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于負責。”博古看了看聶榮臻，然后想了想，慢慢放下了手槍。

當時，軍事顧問李德仍一意孤行，他堅持按照原計劃行軍，想要盡快與紅二軍團、紅六軍團會合，博古對此聽之任之。可是，就當時的局勢而言，先不說中央紅軍能否突破敵人的包圍圈，就單說敵人提前在沿途設下重重埋伏，中央紅軍都兇多吉少。

怎么辦？毛主席提出的向敵人力量最弱的貴州進軍，得到了包括周總理在內的許多同志的認可和贊同。軍事顧問李德見大家都支持毛主席的建議，于是氣憤地離開了會議現場。

此刻，博古的心情十分復雜，軍事上慘重的失敗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訓使他清醒了許多。博古平心靜氣地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放棄原計劃，按照毛同志（毛主席）的提議辦。”

就這樣，博古作出了正確的抉擇，中央紅軍大舉向貴州進軍，不僅突破了烏江天險，還成功攻克了黔北重鎮遵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紅軍長征乃至革命事業迎來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遵義會議。

話說回來，博古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最高軍事指揮權，不過他仍擔任臨時中央負責人。由于這個原因，中央的印章和文章都還由博古保管。從內心來說，沉默寡言，情緒低落的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 天之后。

1935 年2 月5 日，中央紅軍轉戰至云貴川三省交界處的云南省威信縣扎西鎮水田寨花房子村。進村住下之后，張聞天就找毛主席說：“博古在遵義會議中受到大家批評，思想上并沒有想通，還有抵觸情緒，恐怕再領導下去會有很多困難，大家也會不服氣。”

毛主席對此表示贊同，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還是找周總理交換了意見。當時，周總理提議，博古下去以后由毛主席領導比較合適。可是，毛主席卻表示，應該讓洛甫同志（張聞天）做一個時期。

可以說，毛主席的考慮是非常周全的，因為共產國際方面更信任留蘇學生，而且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更能團結一大批留蘇歸來的干部。

周總理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當天晚上他就來到博古的住處，準備和博古徹夜長談，好好溝通一下。雖然以往周總理與博古經常來往，但是周總理這一次登門拜訪，卻讓敏感的博古非常驚訝。

遵義會議舊址

周總理剛走進屋子，博古就敏感地問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嗎？”

博古這么一問，周總理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如何作答，于是便拉起了家常。周總理對博古說：“聽說你最近吃飯少，睡得也不好，人也瘦了，是不是身體有什么毛病……”

博古心里明白，周總理找他有事而且不是小事，于是便爽快地說道：“你有什么話就直說吧！”

此時，周總理語重心長地對博古說道：“我們的對手是國民黨，具體的是蔣介石，我在黃埔軍校和他接觸了兩年的時間，我知道這個人很有政治手腕。我們要想打敗他，就要找個比他強的人……”

博古認真地聽著周總理的話，周總理頓了頓，看了博古一眼，然后繼續說道：“我考慮了很久，覺得這個人就是毛同志（毛主席）！”

聽到這里，博古若有所思。此時，周總理說道：“你和我都是吃過洋面包的（指在國外留學），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咱們吃過洋面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國內的情況不是那么了解。”

博古默默點了點頭，周總理繼續說道：“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之后，我就知道革命要想成功，只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面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國內情況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國內的革命！”

此刻，博古的心情五味雜陳。周總理又說：“你和我都不適合當領袖，我看毛同志行，我們共同輔助他，大家齊心協力才能把革命搞成功！”

在和博古徹夜長談過程中，周總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而且完全是推心置腹，現身說法，這讓連日來情緒低落的博古非常感動。

博古邊聽邊思考，周總理的一番話，最終讓他半個多月以來的心理陰霾一掃而盡。當時，博古還對周總理表態道：“今后有什么事，盡管吩咐我去干！”第二天早上，為大局著想的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文件全都交出來了。

從此之后，革命事業邁進了一個嶄新的時期。

那么，交權之后的博古后來的境遇如何呢？

右一，博古（秦邦憲）

此后，博古仍保留著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職務，后來又出任中央紅軍總政治部主任。這里要多說的是，后來在張國燾覬覦領導權的時候，博古旗幟鮮明地站在了毛主席的一邊，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批判和抵制。

紅軍長征勝利之后，博古內心喜悅，曾說道：“（在我的領導下）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導致長征是搬家，抬轎子，使紅軍受到很大削弱。幸虧毛主席，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

在延安時期，博古擔任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兼中央組織部長，做了大量具體的政府工作和組織工作。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博古又協助周總理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歷任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南方局組織部部長。

對于宣傳工作，博古也是非常熟悉和在行的，他聲音洪亮，演講時總能很好地調動聽眾的情緒，使聽者隨之熱血沸騰。另外，博古通曉馬列著作，能著能譯，是辦報刊的最佳人選。因此，知人善用的毛主席還親自點名，由博古負責籌辦《解放日報》，并擔任報社社長。

全面抗戰勝利之后，博古作為我黨代表之一，參加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和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會議。當時，由于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急需向中央報告和請示，所以博古與王若飛于1946 年4 月7 日由重慶坐飛機返回延安。

然而，讓人悲痛的是，博古和王若飛搭乘的飛機因事故墜毀在山西興縣境內。當時，博古年僅39 歲，被安葬在了延安市區以北7 公里處的四八烈士陵園！

最初，人們懷疑這起事故是國民黨特務密謀為之，不過后來調查發現是因為飛機在西安加油起飛后，由于濃云密布在途中迷了路，當飛行員看到面前的大山時，已來不及采取任何行動……

秦邦憲墓

1946 年4 月19 日，為了悼念博古、王若飛等遇難同志，延安各界舉行隆重公祭大會。周總理在講話之時，用低沉的聲音說道：“（秦）邦憲同志（博古）來渝從事憲草起草工作，為民主憲法的產生而努力，此次因憲草問題回延安報告，竟以身殉……”

4 月20 日，《解放日報》刊發毛主席為博古等烈士所寫的題詞：“為人民利益而死，雖死尤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