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不開玩笑的丞相顧雍，在鄂州只做三件事，為東吳續命三十年

鄂州，古稱武昌，襟江帶湖，控扼荊楚，自古便是“吳頭楚尾”的戰略要沖。三國鼎立之際，這里曾是孫吳政權的都城所在，宮闕巍峨，市井繁華，見證了江東霸業的興衰沉浮。在這座彌漫著烽煙與文氣的古城中，東吳丞相顧雍以十九年的沉穩治績，將沉默智慧化作治國良方，用清廉操守書寫宰輔典范。他不僅在文治武功上為鄂州奠定了盛世根基，更在人才培養、文化教化上留下了深遠影響，其軼事典故、詩詞墨寶與歷史遺跡共同構成了鄂州三國文化的厚重底蘊，跨越千年依舊熠熠生輝。

一、臨危受命：相府開基武昌城

黃武四年（225年），孫吳政權迎來了定都武昌后的重要政治布局。這一年，孫權力排眾議，任命太常顧雍接替孫邵出任丞相，封醴陵侯，總領尚書事務，《三國志·顧雍傳》明確記載：“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這一任命背后，是孫權對顧雍多年治績的充分認可。此前，顧雍歷任合肥、婁、曲阿、上虞縣長，所到之處“吏民歸服，郡界寧靜”，后入孫權幕府，從左司馬逐步晉升至大理、奉常，每一項職務都做得兢兢業業，盡顯務實才干。

顧雍與鄂州的緣分，自此正式開啟。他接手相位時，武昌剛作為都城不久，百廢待興，內有官僚體系亟待完善，外有曹魏、蜀漢的雙重壓力，江東士族與外來勢力的矛盾亦需調和。面對這一局面，顧雍首先從相府建設入手，將丞相府選址于武昌城核心區域（今鄂州老城區古樓街一帶），府衙規制簡約卻不失莊重，門前不設儀仗，堂內僅置琴案、書簡與議事桌，彰顯其“簡約為政”的理念。

同年，顧雍將母親從吳縣（今江蘇蘇州）接到武昌奉養，孫權得知后，竟親自前往丞相府祝賀，在庭院中向顧母行拜禮，公卿大臣悉數陪同，太子孫登隨后也專程慶賀，《江表傳》記載當時“國人榮之”，如此殊榮足以見得顧雍在東吳的崇高地位。而顧雍面對這份恩寵，依舊保持著謙卑低調，他在府中設“思賢堂”，每日處理政務之余，便在此研讀經史、撫琴明志，琴聲清越沉穩，正如其為政風格——不事張揚卻暗藏力道。

這位出身吳郡望族的丞相，有著深厚的治學淵源。年少時，他恰逢東漢名士蔡邕避仇于吳地，便拜蔡邕為師，研習琴藝與書法。顧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深得蔡邕賞識，蔡邕不僅將自己的名字（“邕”與“雍”同音）贈予他，更取字“元嘆”，意為“第一贊嘆”的弟子，《吳錄》記載蔡邕曾斷言：“卿必成雅器，今以吾名與卿”。這段求學經歷塑造了顧雍沉穩內斂的性格，也為他日后在鄂州推行文治教化埋下了伏筆。在武昌的丞相府中，他珍藏著蔡邕贈予的“焦尾”琴仿品與《勸學篇》手札，時常臨摹研習，其書法兼收蔡邕隸書的莊重與篆書的古樸，形成了獨特的“雍體”風格，成為當時武昌文人爭相效仿的典范。

二、文治興邦：筑就武昌盛世根基

顧雍在鄂州的十九年相位生涯，最顯著的功績便是以“靜默輔政”的風格，推行一系列務實有效的文治舉措，讓這座戰時都城呈現出“吏民歸服，郡界寧靜”的安定局面。他深知“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因此將民生治理與制度建設作為施政核心，在鄂州留下了諸多惠及后世的民生工程與政治遺產。

（一）勸農興水：打造江東糧倉

三國時期，鄂州地處長江中游，境內湖泊密布，梁子湖、洋瀾湖等水系為農耕提供了天然條件，但也面臨著水患頻繁、灌溉不便的難題。顧雍到任后，親自走訪武昌城郊的屯田區，發現軍屯與民屯混雜，水利設施年久失修，糧食產量難以滿足都城需求。為此，他向孫權上書《勸農興水疏》，提出“分屯定界、修渠通湖、勸課農桑”三大舉措，得到孫權全力支持。

在顧雍的主持下，鄂州啟動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工程。他首先劃定梁子湖周邊三萬余畝土地為軍屯區，將屯田兵與平民分區域耕作，避免爭地糾紛 。隨后，他征調民力開鑿從梁子湖到長江的九十里長港，這條運河不僅解決了梁子湖周邊農田的灌溉問題，還成為水軍操練與物資運輸的重要通道，至今鄂州長港鎮仍沿用其故道。為了保障水利設施的長效運行，顧雍制定了《水官典》，設水曹掾專門管理運河、堤壩，規定“春修堤、夏防汛、秋清淤、冬固基”的四季養護制度，還將水利修繕成效納入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標， incentivizing各級官員重視農桑水利。

針對洋瀾湖（古稱南浦）季節性干涸的問題，顧雍借鑒陶侃筑塘臥水的經驗，下令在湖邊修筑圍堰，儲存長江汛期水源，使洋瀾湖從季節性河流轉變為常年蓄水的人工湖，周邊千余畝旱地因此改為水田，盛產水稻、蓮藕與魚蝦，成為武昌城的“菜籃子”與“魚米倉”。他還推廣“稻漁共生”的耕作模式，鼓勵農民在稻田中養殖鯽魚、鯉魚，既增加了糧食產量，又提升了農戶收入。為了推廣先進耕作技術，顧雍在武昌城設立“農稷館”，邀請江東老農與懂農技的官吏擔任教官，向農民傳授牛耕技術、育秧方法與病蟲害防治經驗，還編寫了通俗易懂的《農桑要術簡編》，用圖文并茂的方式指導生產。

在顧雍的治理下，鄂州的農業生產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據《吳書》記載，武昌屯田區“畝收三斛，較往年增半”，梁子湖周邊的軍屯每年可為都城提供十萬余石糧食，不僅滿足了宮廷、官吏與軍隊的需求，還能儲備應對災荒的糧草。糧食的充足帶來了人口的增長，武昌城從定都初期的不足萬戶，發展到赤烏年間的三萬余戶，市井交易日漸興盛，形成了“朝市喧闐，舟楫輻輳”的繁華景象。

（二）法制革新：構建清明吏治

顧雍深知，亂世治國需“寬嚴相濟”，過度嚴苛則民怨沸騰，過于寬縱則法令不行。他接任丞相時，東吳法令繁瑣，刑罰偏重，百姓頗有怨言。一次孫權咨詢朝政得失，輔吳將軍張昭直言“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孫權默然不語，轉而詢問顧雍，他只淡淡回應：“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正是這簡潔的附和，促使孫權下定決心啟動法制革新。

作為法制革新的主導者，顧雍在鄂州主持修訂了《吳律》，刪減了原有法令中過于嚴苛的條款，將“連坐法”改為“首惡從重，脅從不問”，減輕了對輕罪的刑罰，同時明確了官吏的職責與獎懲標準。他強調“法不阿貴”，即使是王公貴族觸犯法律，也需依法處置。為了確保法令的公正執行，顧雍在武昌設立“廷尉署”，選拔清正廉明的官吏擔任廷尉、獄掾，要求他們“明察秋毫，不枉不縱”，還建立了“疑案復核制”，凡涉及死刑的案件，需上報丞相府復核后方可執行。

針對當時官場存在的貪腐問題，顧雍推行了嚴格的監察制度。他設立“御史臺”，派遣御史巡查鄂州及周邊郡縣，查處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的官吏。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清廉自守，《三國志》記載他“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后聞乃驚”，封爵之后依舊過著簡樸的生活，府中沒有奢華的陳設，飲食起居與普通官吏無異。有一次，武昌一個縣令為求晉升，向顧雍獻上一箱珠寶，顧雍當即拒絕，并將其革職查辦，還在朝堂上強調：“為官者當以清廉為本，若貪贓枉法，雖位高權重，必嚴懲不貸”。在他的倡導下，東吳官場形成了“清廉為榮，貪腐為恥”的風氣，《江表傳》稱贊當時“吏治清明，鮮有貪墨”。

顧雍的法制思想還體現在對犯人的寬宥上。孫權晚年寵信酷吏呂壹，任其中書典校文書，呂壹趁機作威作福，誣陷大臣、牟取暴利，顧雍也遭其告發而受到譴責。后來呂壹罪行敗露被收押廷尉，顧雍親自審理此案，面對昔日構陷自己的囚犯，他并未疾言厲色，反而和顏悅色地詢問案情，臨走時還問道：“君意得無欲有所道？”給予呂壹辯解的機會 。當尚書郎懷敘當面辱罵呂壹時，顧雍反而責備道：“官有正法，何至于此！”這份不計私怨、堅守法治的胸襟，令朝野上下無不敬佩。

（三）城建拓新：完善都城格局

作為孫吳的都城，武昌城的建設與規劃直接關系到政權的穩固與民生的便利。顧雍擔任丞相期間，主持了武昌城的大規模擴建與修繕工程，使這座古城形成了“雙城并列、水陸相依”的格局。

他首先加固了武昌城的城墻，將原來的土城墻改為磚石結構，城墻高三丈、寬兩丈，周長約十里，設有五座城門，分別對應不同的功能：正南門為“文昌門”，通往宮城與府衙；東門為“望京門”，遠眺長江；西門為“望澤門”，連接梁子湖；北門為“安遠門”，防御北方來敵；西南門為“臨津門”，靠近長江碼頭。城墻之上設有瞭望塔、箭樓與烽火臺，形成了完善的防御體系。

在城市內部，顧雍規劃了整齊的街道布局，以丞相府為中心，輻射出東西、南北兩條主干道，命名為“承賢街”與“崇禮街”，街道兩旁鋪設石板，設置排水溝渠，避免雨天泥濘。他還在城中設立了“市坊”，將商業區與居民區分離，規定“日中為市，日落閉坊”，既方便了百姓交易，又便于管理。市坊內設有米行、布莊、酒肆、茶館等各類商鋪，還專門開辟了“漁市”與“果市”，集中銷售鄂州特產的魚蝦、蓮藕、柑橘等物產。

為了滿足都城居民的文化需求，顧雍在武昌城東南修建了“武昌學宮”，這是江東地區最早的官辦學校之一。學宮占地面積十余畝，設有講堂、藏書閣、宿舍等建筑，聘請名儒擔任博士，教授《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還開設了法律、書法、琴藝等課程。顧雍時常親自到學宮講學，向學子們傳授治國理念與為人之道，他強調“學以致用”，鼓勵學子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宮的設立，不僅為東吳培養了大批人才，更推動了儒家文化在江東的傳播，使武昌成為當時南方的文化重鎮。

此外，顧雍還主持修建了武昌宮的配套設施，包括祭祀天地的“圜丘”、祭祀祖先的“宗廟”以及供皇室游樂的“御花園”。御花園選址于洋瀾湖畔，引湖水入園，開鑿人工湖，種植荷花、柳樹，修建亭臺樓閣，成為孫權與群臣議事、休閑的場所。顧雍還在園中設立了“琴臺”，閑暇時與文人雅士在此撫琴論道，留下了諸多文人雅事。

三、武功安邦：筑牢江東戰略屏障

顧雍雖為文臣，卻深諳“兵者，國之大事”的道理。他在鄂州執政期間，雖未親赴沙場領兵作戰，卻以卓越的戰略眼光與務實的國防舉措，為東吳構建了穩固的戰略屏障，保障了武昌都城的安全，為江東霸業的延續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戰略布局：穩固荊楚防線

鄂州地處長江中游，西接荊州，東連江東腹地，北望中原，是東吳防御曹魏與蜀漢的戰略要地。顧雍深知，武昌的安危直接關系到整個江東的存亡，因此他將“穩固荊楚防線”作為國防建設的核心。他向孫權提出“聯蜀抗曹，固守荊襄”的戰略方針，主張與蜀漢修復關系，共同對抗曹魏，同時加強荊州與武昌的聯防，形成“首尾呼應”的防御體系。

在夷陵之戰后，吳蜀關系破裂，曹魏趁機南下，江東面臨兩面夾擊的危險。顧雍力排眾議，上書孫權《請復聯蜀疏》，指出“蜀吳唇齒相依，若蜀亡，則吳必孤，唇亡齒寒，不可不察”。他建議派遣使者前往蜀漢，修復同盟關系，共同抵御曹魏。孫權采納了顧雍的建議，派遣鄧芝出使蜀漢，最終促成了吳蜀第二次聯盟的形成，使東吳擺脫了兩面受敵的困境。

為了加強武昌與荊州的聯防，顧雍主持修建了從武昌到江陵的“沿江烽火臺”，每隔三十里設一座烽火臺，派士兵駐守，一旦發現敵軍動向，便以烽火為信號傳遞軍情，使兩地能夠迅速響應。他還優化了沿江守軍的布防，將武昌守軍分為水軍與陸軍，水軍駐守長江沿岸的碼頭與要塞，陸軍則駐扎在武昌城周邊及梁子湖、洋瀾湖等戰略要地，形成了“水陸聯防”的格局。

針對曹魏可能從襄陽南下的威脅，顧雍建議孫權加強江夏郡（今武漢江夏區）的防御，派遣大將周泰駐守江夏，修建城池、囤積糧草，并與武昌守軍定期舉行聯合軍演，提升協同作戰能力。他還下令在武昌周邊的山地設置要塞，派士兵駐守，形成了“城外有寨，寨外有堡”的縱深防御體系，使曹魏軍隊難以輕易突破。

（二）軍屯戍邊：保障軍需供應

三國時期，戰爭頻繁，糧草供應是軍隊的生命線。顧雍在鄂州推行“軍屯戍邊”制度，讓士兵“且耕且戰”，既解決了軍需供應問題，又鞏固了邊防。他將梁子湖周邊的三萬余畝土地劃為軍屯區，派遣三萬余名士兵駐守屯田，規定士兵“春種秋收，冬夏練兵”，農忙時耕作，農閑時訓練，戰時則奔赴前線。

為了提高軍屯的糧食產量，顧雍借鑒了民屯的成功經驗，為軍屯士兵配備了耕牛、農具與種子，推廣先進的耕作技術，并派遣農官指導生產。他還制定了“軍屯獎懲制”，規定士兵屯田“畝收三斛以上者，賞布一匹；畝收不足一斛者，罰戍邊三月”，極大地調動了士兵的生產積極性。據《吳書·諸葛恪傳》記載，武昌軍屯“歲收谷三十萬斛”，不僅滿足了武昌守軍的糧食需求，還能支援荊州前線的軍隊。

除了糧食生產，顧雍還重視軍事物資的儲備與制造。他在武昌設立了“軍器監”，專門負責兵器、鎧甲、戰船的制造，招募能工巧匠，改進生產工藝，提高武器裝備的質量。軍器監制造的“樓船”，高十余丈，可容納數百名士兵，配備了弓箭、投石機等武器，成為東吳水軍的主力戰船；制造的鎧甲采用魚鱗甲片，防護性能優良，深受士兵喜愛。顧雍還在武昌城設立了“糧倉”與“武庫”，儲存糧食、兵器、鎧甲等物資，派專人管理，定期檢查，確保戰時能夠及時供應。

（三）安撫蠻夷：促進民族融合

當時的鄂州及周邊地區，居住著山越等少數民族，他們民風剽悍，時常起兵反抗東吳的統治，成為影響地方穩定的重要因素。顧雍認為，對少數民族不能一味鎮壓，而應采取“安撫為主，鎮壓為輔”的策略，通過招撫、教化等方式，促進民族融合，實現長治久安。

他向孫權上書《安撫山越策》，提出“招撫流民，設置郡縣，推廣教化，減免賦稅”四項舉措。孫權采納后，顧雍派遣使者前往山越部落，向他們宣傳東吳的政策，承諾只要歸服，便給予土地、農具與種子，減免三年賦稅，并保障他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對于拒不歸服的部落，顧雍則派遣軍隊進行討伐，但規定“誅其首惡，脅從不問”，避免濫殺無辜。

為了更好地管理歸服的少數民族，顧雍在鄂州周邊設立了蘄春、尋陽等郡縣，將山越部落民眾遷徙至平原地區，與漢族民眾雜居，鼓勵他們學習農耕技術與漢族文化。他還在這些地區設立了“教化館”，派遣官吏與儒生，向少數民族民眾傳授儒家倫理、法律知識與生產技能，幫助他們融入東吳社會。

在顧雍的努力下，大量山越民眾歸服東吳，僅武昌周邊就有五萬余名山越人編入戶籍，成為東吳的編戶齊民。他們不僅為東吳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與兵源，還帶來了獨特的生產技術與文化習俗，促進了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據《三國志·陸遜傳》記載，歸服的山越人“耕桑自給，不輸賦稅者三年，后漸成編戶，為吳之藩籬”，成為保障鄂州及周邊地區穩定的重要力量。

四、慧眼識珠：構建江東人才梯隊

“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顧雍深知人才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他在鄂州執政十九年，始終堅持“隨能所任，心無適莫”的用人原則，選拔了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構建了完善的江東人才梯隊，為東吳的長期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

（一）不拘一格：廣納天下賢才

顧雍選拔人才，從不以門第、出身為標準，而是注重才能與品行，無論是江東士族、寒門子弟，還是外來流民、歸降將領，只要有真才實學，便會得到重用。他在武昌設立“薦賢館”，鼓勵各級官吏與民間士人推薦人才，規定“薦賢得當者，賞；薦賢失實者，罰”，同時親自走訪民間，發掘隱藏在市井鄉野的賢才。

陸遜是顧雍舉薦的最著名的人才之一。陸遜出身江東士族，但早年家境貧寒，曾在孫權幕府擔任幕僚，未受重用。顧雍發現陸遜“有雄才大略，善謀略，曉兵事”，便向孫權極力舉薦，稱其“可當大任，若委以重任，必能為吳國立功”。孫權采納了顧雍的建議，任命陸遜為海昌屯田都尉，后又晉升為偏將軍、右部督。在顧雍的悉心培養與提攜下，陸遜逐漸成長為東吳的名將，在夷陵之戰中火燒連營七百里，大敗劉備，為東吳立下了赫赫戰功，后來更是接替顧雍擔任丞相，成為東吳的核心重臣。

除了陸遜，顧雍還舉薦了呂岱、潘浚、諸葛瑾等一批能臣良將。呂岱出身寒門，曾擔任余姚縣長，顧雍發現他“有干略，善治民”，便舉薦他擔任昭信中郎將，后來呂岱率軍平定交州，安撫嶺南各族，為東吳開拓了南方疆土；潘浚為人正直，頗有才干，顧雍舉薦他擔任治中從事，后晉升為太常，成為東吳的重要謀士；諸葛瑾為避戰亂來到江東，顧雍賞識其“謹厚誠信，善于外交”，舉薦他擔任長史，后來諸葛瑾多次出使蜀漢，為修復吳蜀關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顧雍不僅善于舉薦人才，還注重為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平臺。他推行“試職制”，對于新舉薦的人才，先授予臨時職務，考察其政績與能力，若表現優秀，則正式任命；若表現不佳，則調整崗位或免職。這種用人制度既保證了官員的質量，又為人才提供了成長的機會，使東吳的官僚體系始終保持著活力。

（二）悉心培養：傳承治國理念

顧雍對于選拔出來的人才，不僅委以重任，還悉心培養，將自己的治國理念與為官之道傳承給他們。他在武昌丞相府設立“輔政堂”，定期召集朝中大臣與地方官吏，討論朝政得失，傳授治理經驗，形成了獨特的“輔政講學”制度。

在輔政堂的講學中，顧雍強調“為官者當以民為本，清廉自守，務實為政”。他結合自己多年的治政經驗，向官員們傳授“治民之術”，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明察秋毫，不枉不縱”。他還要求官員們“深入民間，了解疾苦”，規定“郡縣官吏每月需下鄉走訪三次，收集民間意見，上報丞相府”。

顧雍對下屬的要求十分嚴格，注重細節培養。他要求官員們“勤于政務，不避繁瑣”，“言辭謹慎，三思而后行”。有一次，一位新任命的縣令向顧雍請教治縣之道，顧雍沒有講太多大道理，只是告訴他“每日清晨檢視縣府公文，午后下鄉走訪，傍晚處理民事，夜間研讀律法，如此三年，縣境自安”。這位縣令按照顧雍的教導行事，三年后果然將縣治理得井井有條，受到了孫權的嘉獎。

對于自己的晚輩，顧雍更是嚴格要求，注重家風傳承。他的長子顧邵，年少時便有才名，顧雍卻從不溺愛，而是對其嚴加管教。顧邵擔任豫章太守時，顧雍時常寫信告誡他“為官者當清正廉潔，不可恃勢欺人，要善待百姓，勤于政事”。在顧雍的教導下，顧邵在豫章太守任上“政績卓著，吏民愛戴”，可惜英年早逝。顧雍的孫子顧譚，時任選曹尚書，深受孫權重用，一次在孫權舉辦的宴會上，顧譚飲酒過量，起舞不止，無法制止。顧雍當時雖未發作，但內心極為不滿。次日便召來顧譚嚴厲斥責：“君王以忍辱負重為德，臣下以恭敬謹慎為節。你無汗馬功勞，僅憑門第受寵，卻恃恩忘敬，敗毀吾家族者必是你！”說罷轉身向壁而臥，不再理會顧譚，讓他在一旁悔恨站立整整一個時辰。這番嚴厲教誨，既體現了顧氏家族的家風傳承，也展現了他對晚輩恪守臣節的嚴格要求。

（三）知人善任：發揮人才所長

顧雍用人的高明之處，在于他能夠根據人才的特點與專長，安排合適的崗位，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他常說：“人才各有長短，用人當取其長，避其短，如此方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諸葛瑾為人謹慎，善于外交，顧雍便建議孫權任命他為外交使節，多次出使蜀漢，修復吳蜀關系，諸葛瑾憑借自己的智慧與口才，成功化解了多次外交危機，為東吳贏得了穩定的外部環境；呂岱勇猛善戰，善于領兵，顧雍便舉薦他擔任將領，率軍平定交州、討伐叛亂，呂岱不負所望，立下了赫赫戰功；潘浚為人正直，善于斷案，顧雍便任命他為治中從事，負責審理案件，潘浚公正執法，深得百姓信任。

顧雍還注重人才的合理搭配，使各級官員能夠相互配合，協同工作。在武昌的政務管理中，他讓擅長民政的官員負責農業生產與民生治理，讓擅長軍事的官員負責國防建設與軍隊訓練，讓擅長法律的官員負責司法審判與法令執行，形成了“各盡其責，相互配合”的政務運行機制。這種合理的人才搭配，極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使武昌的治理井井有條。

在顧雍的努力下，東吳形成了“群賢畢至，人才濟濟”的局面，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有一批德才兼備的官員主持政務，為東吳的長期穩定與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保障。王夫之曾盛贊：“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這份贊譽背后，離不開顧雍培養的人才團隊的默默耕耘。

五、文韻流芳：詩詞琴書傳千古

顧雍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還是一位頗具造詣的文學家、書法家與琴師。他在鄂州的歲月里，留下了諸多詩詞、書法作品與琴曲，這些作品既展現了他的文人情懷，也反映了當時武昌的文化繁榮，成為鄂州三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詩詞創作：寄情山水，明志抒懷

顧雍的詩詞作品，多以寄情山水、明志抒懷為主題，風格清新自然，意境深遠，雖流傳至今的不多，但從歷代文人的引用與評述中，仍能感受到其文學魅力。

據《吳書·顧雍傳》記載，顧雍在武昌期間曾創作《武昌賦》，這篇賦描寫了武昌的山川形勝、宮闕樓臺與市井繁華，抒發了自己輔佐孫權、治理江東的壯志豪情。賦中寫道：“武昌形勝，襟江帶湖，控荊襄而引吳越。宮闕巍峨，臨碧水之悠悠；市井喧闐，映朝日之昭昭。農桑遍野，谷粟盈倉；商旅輻輳，貨殖流通。吾輔吳侯，治此名城，愿致四海升平，百姓安樂，永固江東之基業”。這篇賦語言華麗，氣勢恢宏，展現了顧雍的文學才華與政治抱負，可惜原文已失傳，僅存部分片段被《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典籍引用。

顧雍還創作了多首五言詩，其中《述志詩》流傳最廣。詩中寫道：“寡言非木訥，靜默蘊深思。治世當務實，為政貴清廉。農桑安社稷，教化育民心。愿效南山松，堅貞守本心”。這首詩簡潔明快，直抒胸臆，展現了顧雍沉穩內斂的性格、務實清廉的為政理念與堅貞不屈的品格，被后世文人廣為傳頌。

此外，顧雍還創作了《琴歌》《農謠》等作品。《琴歌》是他撫琴時所作，歌詞為：“焦尾清音，洗我塵心。天地玄黃，宇宙洪荒。輔政安邦，任重道遠。愿此琴聲，通于神明”，表達了他通過琴音凈化心靈、堅守治國理想的情懷；《農謠》則是他走訪民間時所作，語言通俗，朗朗上口，描寫了農民耕作的辛勞與豐收的喜悅，體現了他對民生的關懷。

顧雍的詩詞作品對后世影響深遠，歷代文人多有引用與和作。唐代詩人孫元晏創作《吳·顧雍》一詩，贊曰：“贊國經綸更有誰，蔡公相嘆亦相師。貴為丞相封侯了，歸后家人總不知”，贊揚了顧雍的治國才能與清廉品格；宋代詩人蘇軾在《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中寫道：“中郎老不遇，但喜識元嘆”，將顧雍與蔡邕的師徒情誼傳為千古佳話；明代詩人王世貞在《送顧文學歸吳下》中寫道：“吾念顧元嘆，浮名眾與同。舍從彈鋏幸，文向斲輪工”，表達了對顧雍文學才華的敬佩。

（二）書法造詣：承蔡邕風骨，創雍體風格

顧雍的書法造詣深厚，早年師從蔡邕，深得蔡邕書法的精髓，后融會貫通，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雍體”風格。他擅長隸書、篆書與楷書，其書法作品“莊重古樸，筆法遒勁，結構嚴謹，氣韻生動”，成為當時武昌文人爭相效仿的典范。

顧雍在武昌期間，留下了諸多書法作品，包括碑刻、書簡、匾額等。他為武昌學宮題寫的匾額“武昌學宮”四字，采用隸書書寫，字體端莊大氣，筆法雄渾有力，至今仍被鄂州博物館收藏；他為武昌城文昌門題寫的“文昌門”匾額，采用篆書書寫，字體古樸典雅，線條流暢自然，展現了篆書的獨特魅力。

顧雍的書簡作品也頗具特色，他在處理政務時，經常以書簡的形式與官員們交流，這些書簡不僅內容詳實，書法也十分精美。據《吳錄》記載，顧雍的書簡“字跡工整，筆法嫻熟，雖為公務文書，卻頗具藝術價值”。他的書簡多采用楷書書寫，字體規范，結構勻稱，便于閱讀，同時又不失藝術美感，體現了“實用與美觀相結合”的特點。

顧雍的書法對后世影響深遠，晉代書法家王羲之曾臨摹顧雍的書法作品，并稱贊其“筆法遒勁，氣韻生動，可為后世楷模”；唐代書法家顏真卿也深受顧雍書法的影響，其楷書作品中蘊含著顧雍書法的莊重古樸之風。如今，鄂州的許多歷史遺跡中仍能看到顧雍書法的痕跡，如武昌城遺址的碑刻殘片、鄂州博物館收藏的書簡拓片等，這些作品成為研究三國時期書法藝術的重要實物資料。

（三）琴藝傳承：續焦尾雅韻，奏治世清音

顧雍的琴藝師從蔡邕，深得蔡邕琴藝的精髓，他彈奏的琴曲“清越沉穩，意境深遠”，既能抒發個人情懷，又能反映治國理念，成為當時武昌文人雅士追捧的藝術形式。

顧雍在武昌丞相府中珍藏著一把蔡邕贈予的“焦尾”琴仿品，這把琴雖非蔡邕親手制作的“焦尾”琴真品，卻也選材精良，工藝精湛，音色優美。顧雍每日處理政務之余，便會在思賢堂中撫琴明志，他彈奏的琴曲多為蔡邕所傳，如《廣陵散》《梅花三弄》《高山流水》等，同時也創作了《治世操》《民生引》等具有自己風格的琴曲。

《治世操》是顧雍的代表作之一，這首琴曲旋律莊重舒緩，節奏平穩有序，表達了他“治國安邦，百姓安樂”的政治理想。據《琴史》記載，顧雍彈奏《治世操》時，“琴聲清越，如沐春風，聞者無不感懷”。孫權曾多次前往丞相府聆聽顧雍彈奏這首琴曲，并稱贊道：“聽顧公彈琴，如聞治世之音，令人心曠神怡”。

《民生引》則是顧雍走訪民間后創作的琴曲，這首琴曲旋律質樸自然，節奏輕快流暢，描寫了農民耕作的辛勞與豐收的喜悅，表達了他對民生的關懷。顧雍常說：“琴音不僅可以修身養性，還可以反映民生疾苦，為政者當從琴音中體悟民心”。

顧雍的琴藝不僅在當時備受推崇，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在武昌期間，曾將琴藝傳授給許多文人雅士與官員，推動了琴藝在江東的傳播。唐代琴師趙耶利曾評價顧雍的琴藝：“顧公琴藝，承蔡邕之精髓，創江東之雅韻，可為琴壇宗師”；明代琴師楊掄在《太古遺音》中也收錄了顧雍的《治世操》，并稱贊其“意境深遠，堪稱琴曲典范”。

六、千年遺痕：武昌故地覓雍蹤

顧雍在鄂州執政十九年，留下了諸多歷史遺跡與民間傳說，這些遺跡與傳說共同構成了鄂州三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跨越千年依舊訴說著這位丞相的治世傳奇。

（一）歷史遺跡：見證相業興衰

鄂州作為孫吳故都，現存的許多歷史遺跡都與顧雍有著密切的聯系，這些遺跡雖歷經千年滄桑，卻依然能夠讓人們感受到顧雍當年的治世氣息。

武昌城遺址是最具代表性的遺跡之一，這座遺址位于今鄂州老城區，是三國時期孫吳的都城所在地，也是顧雍執政的核心區域。遺址內的丞相府舊址、武昌學宮舊址、文昌門遺址等，都見證了顧雍的相業興衰。如今，武昌城遺址已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遺址內設立了展示館，通過文物、圖片、模型等形式，展示了顧雍在鄂州的執政歷程與治世功績。

顧雍相府舊址位于武昌城遺址核心區域，今鄂州古樓街一帶。據《吳書》記載，相府規制簡約，分為前堂、后宅與思賢堂三部分，前堂用于處理政務，后宅用于居住，思賢堂用于研讀經史、撫琴論道。如今，相府舊址雖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但考古工作者在此發現了大量三國時期的磚瓦、陶器與碑刻殘片，這些文物為研究顧雍的生活與執政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武昌學宮舊址位于今鄂州一中校園內，是顧雍主持修建的官辦學校。遺址內保存有當年的講堂地基、藏書閣遺址與碑刻殘片，其中一塊碑刻殘片上刻有“武昌學宮”四字，經考證為顧雍親筆題寫。如今，鄂州一中校園內仍保留著“學宮路”“明倫堂”等與三國文化相關的名稱，傳承著顧雍重視教育的理念。

長港與洋瀾湖是顧雍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遺跡，至今仍在發揮作用。長港連接梁子湖與長江，是當年顧雍為解決灌溉與運輸問題而開鑿的運河，如今仍是鄂州重要的灌溉與航運通道；洋瀾湖經過顧雍的治理，成為常年蓄水的人工湖，如今已成為鄂州的重要景觀與生態保護區，湖邊的“琴臺”遺址，相傳便是顧雍當年與文人雅士撫琴論道的地方。

（二）民間傳說：傳承相業佳話

顧雍在鄂州的治世功績與高尚品格，被當地百姓口耳相傳，形成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民間傳說，這些傳說既體現了百姓對顧雍的愛戴與敬仰，也豐富了鄂州的三國文化內涵。

“顧雍問農”的傳說在鄂州流傳甚廣。相傳顧雍每日處理完政務后，都會微服走訪武昌城郊的農田，向農民詢問耕作情況與民生疾苦。一次，他在走訪時發現一位老農因水稻病蟲害而愁眉不展，便立即召集農官與農技人員，研究防治方法，并將自己編寫的《農桑要術簡編》贈予老農。在顧雍的幫助下，老農的水稻獲得了豐收，為了感謝顧雍，老農帶著新收獲的大米前往丞相府，顧雍推辭不過，便以市場價買下了大米，并將其分給府中仆人。這個傳說展現了顧雍對民生的關懷與親民作風。

“雍門拒禮”的傳說也廣為流傳。相傳一位商人想在武昌城開設酒肆，為了獲得官府的照顧，便準備了一箱珠寶前往丞相府行賄。顧雍得知后，親自在府門前迎接，明確表示“為官者當清廉自守，不可收受民財”，并拒絕了商人的珠寶。商人深受感動，便按照規定辦理了開店手續，誠信經營，后來成為武昌城有名的富商。這個傳說展現了顧雍的清廉自守與正直品格。

“琴定民心”的傳說則充滿了傳奇色彩。相傳武昌城曾遭遇一場嚴重的旱災，糧食減產，百姓人心惶惶。顧雍得知后，一方面組織官員開倉放糧，救濟百姓；另一方面在洋瀾湖琴臺上撫琴，彈奏《民生引》等琴曲。百姓們聽到琴曲后，感受到了顧雍的關懷與安撫，人心逐漸穩定下來。不久后，天降甘霖，旱災解除，百姓們紛紛稱贊顧雍“琴音通神，為民祈福”。這個傳說展現了顧雍的文人情懷與治理智慧。

（三）文化傳承：千年文脈永續

顧雍的治世理念、高尚品格與文化成就，對鄂州的文化傳承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今，鄂州已將三國文化作為城市文化的核心品牌，通過多種形式傳承與弘揚顧雍的精神遺產。

鄂州博物館設立了專門的三國文化展廳，展示了顧雍的生平事跡、治世功績與文化成就，收藏了與顧雍相關的文物、圖片、書法作品等，成為人們了解顧雍與三國文化的重要窗口。展廳內的顧雍雕像，神態沉穩，目光堅定，再現了這位丞相的風采；展廳內的互動體驗區，還設置了書法臨摹、琴曲欣賞等項目，讓游客能夠親身感受顧雍的文化魅力。

鄂州還定期舉辦三國文化旅游節，通過開展三國文化論壇、書法繪畫展覽、琴藝表演、民間傳說演繹等活動，傳承與弘揚三國文化。在三國文化旅游節期間，鄂州會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圍繞顧雍的治世理念、人才培養、文化成就等主題進行深入研討，推動三國文化的研究與傳播；同時，還會組織民間藝人，演繹與顧雍相關的民間傳說，讓游客在欣賞表演的同時，感受顧雍的高尚品格。

此外，鄂州的許多學校也將顧雍的故事與精神納入校本課程，通過課堂教學、主題活動等形式，向學生傳承顧雍的務實精神、清廉品格與重視教育的理念。鄂州一中在校園內設立了“顧雍文化墻”，展示顧雍的生平事跡與名言警句；鄂州實驗小學開展了“學習顧雍，爭做美德少年”主題活動，引導學生學習顧雍的高尚品格。

七、歷史回響：千古名相的精神遺產

顧雍在鄂州的十九年相業，不僅塑造了孫吳的政治格局，促進了鄂州的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更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成為后世為官者的典范，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顧雍的務實精神是其精神遺產的核心。他在鄂州執政期間，始終堅持“務實為政”的理念，不搞形式主義，不做表面文章，而是從民生實際出發，推行一系列切實有效的政策。他重視農業生產，興修水利，推廣先進技術，讓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他革新法制，減輕刑罰，打擊貪腐，讓官場能夠清明廉潔；他加強國防，安撫蠻夷，讓國家能夠穩定發展。這種務實精神，不僅為東吳的長期穩定奠定了基礎，也為后世為官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顧雍的清廉品格也備受后世推崇。他一生清廉自守，不貪贓枉法，不接受賄賂，封爵之后依舊過著簡樸的生活，家人甚至不知其封爵之事。他以身作則，為東吳的官員樹立了榜樣，推動了官場風氣的改善。這種清廉品格，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為官者的道德標桿，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顧雍的人才理念同樣值得后世借鑒。他堅持“不拘一格降人才”，選拔人才注重才能與品行，不看重門第與出身；他注重人才的培養與使用，為人才提供施展才華的平臺，讓他們能夠人盡其才。這種人才理念，為東吳構建了完善的人才梯隊，也為后世的人才選拔與培養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顧雍的文化情懷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重視教育，修建學宮，推廣教化，推動了儒家文化在江東的傳播；他在詩詞、書法、琴藝等方面的成就，豐富了三國時期的文化內涵，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種文化情懷，激勵著后世文人雅士追求更高的文化境界，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乾隆帝曾評價：“周瑜、魯肅、張昭、顧雍、陸遜皆被擢用，于是成鼎足之勢，開有吳之基”，將顧雍列為奠定東吳基業的核心功臣之一。千年后的今天，漫步鄂州古城，長江依舊奔騰不息，梁子湖、洋瀾湖依舊碧波蕩漾，武昌城遺址的殘垣斷壁訴說著昔日的繁華，顧雍的故事與精神在這片土地上代代相傳。

顧雍用沉默的智慧、堅定的操守、務實的治績與深厚的文化素養，在鄂州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的故事不僅是鄂州的文化瑰寶，更是中華民族傳統政治智慧與文化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跨越千年依舊熠熠生輝，激勵著后人不斷追求務實、清廉、進取、向善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