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未來的一條主線：君子之國、好人社會

什么是“君子”？

什么是由君子為主體組成的“君子之國”“好人社會”？

帶著這兩個問題，開始這一篇文章的分享。

西方經濟學博弈論領域有一個“囚徒困境”的經典假設。

有甲乙兩名嫌疑犯，警察沒有足夠證據指控二人有罪，于是把兩個人隔開，分別單獨詢問兩人，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是否對抗詢問。如果兩個人選擇密切合作、共同對抗詢問、拒不招供，那么全都判刑半年；如果兩個人都背叛了對方、向警方如實招供，那么共同服刑六年；如果其中一人選擇合作、另一人選擇背叛，那么背叛的立即釋放，合作的判刑10年。

在這場博弈中，以甲乙雙方合計刑期最短作為最優(yōu)選擇。但如果兩個人都是絕對理性的，反而不會選擇密切合作、拒絕招供，雖然這樣兩個人加起來只判刑1年，而是從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全都背叛，結果個人利益最大化導致共同利益嚴重受損，最終合計判刑12年。

這是西方經濟學理論以“自私自利的理性”為核心的典型思維，原本按照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經典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中，如果每一個人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fā)，最終全社會可以實現利他的結果，但“囚徒困境”指出了這一理論的悖論：從利己目的出發(fā)，結果損人不利己，即不利己也不利他。

對應以自私、利己、理性為核心的“囚徒困境”，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寓言故事，那就是清代小說《鏡花緣》中描述的“君子國”，這是一個以利他為核心的“好讓不爭”之國，從問世以來被多次翻譯到西方世界，成為西方理解中國倫理觀念的一個重要切入口。

《鏡花緣》中以一段故事描述君子國的人以讓自己吃虧、讓人得利為樂。第十一回說君子國的一名衙役從商販那買東西，現實中的清代衙役肯定要欺負百姓、大占便宜，拿東西少給錢、不給錢才是常態(tài)，但在君子國反過來了。

衙役質問商販賣的東西這么好，結果收的錢卻少，這不公平，要求商販必須收更多錢，而商販也不愿意，覺得自己開的價已經太高了，如果還要加錢，就不愿意繼續(xù)交易了。

兩人爭吵不休，衙役非得要求掏全價只買一半貨物，而商販堅決不同意，最終路過兩名老人從公評定，讓衙役拿走了八成貨物，這才作罷。

這個故事似乎說明：哪怕以利他為核心，也會導致爭執(zhí)不休。

比如茅于軾就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的第一章“道德的悖論”第一節(jié)“《鏡花緣》里的君子國”批判道：“君子國”的故事說明，雙方讓利和爭利都會引起爭論，但現實世界中，雙方如果都為了牟利，通過討價還價可以達成協議，反而是無私的君子國無法實現討價還價，只能靠路過的兩個老人用強制性的手段來解決矛盾。”

還說君子國必然轉變?yōu)椤靶∪藝保瓡沁@樣說的“因為君子國最適宜于專門利己毫不顧人的‘小人’們生長繁殖的環(huán)境。當‘君子’們吵得不可開交時，‘小人’跑來用使君子吃虧自己得利的辦法解決了矛盾。長此以往，君子國將消亡，被‘小人’國代替”。

由此，茅于軾提出了貫穿全書的觀點：“人是自利的生物實在是人類社會的大幸。由此，人類才有了最終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則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建立起來”。緊接著第二節(jié)“義務為群眾做好事”，展開批判，稱“每培養(yǎng)出一名做好事的人，必然同時培養(yǎng)出幾十名撿便宜的人”，進而認為義務做好事絕不值得提倡，人就應該利己。

理解茅于軾的這本書需要結合時代背景，20世紀90年代中國正在進行市場經濟改革，當時以經濟學家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視西方經濟學為人間真理，而茅于軾因為自身經歷，也有強烈不滿。

茅于軾自稱“在經濟學社會學方面，基礎知識很不夠，重要的書都沒有讀過”，如按照他所稱，他并不了解西方經濟學，但他本人基于對西方經濟學的想象，自己重構了一套，這種靠想象而不是認真學習思考的方式，也影響了后來的很多經濟學家。

一些人言必稱“西方”，但一問讀過多少西方經典，卻說不出來，更沒有學到西方經濟學研究問題、分析現實的精髓，只知道死記硬背脫離理論背景的簡單結論。

茅于軾對批判君子國應該感到非常得意，覺得自己抓住了“利他”的君子國的核心問題，所以才放在自己著作的最開頭，并作為全書的核心。在《中國人的道德前景》第一版封面，就寫著兩句話“中國目前最迫切需要什么？”“人之本性‘利己’還是‘利他’”，并由此展開談論他想象的市場經濟，在扉頁還有這樣一句話“謹以此書獻給所有關心中國社會未來發(fā)展的人們”。

茅于軾如此看“君子國”，是錯誤的，是被他想象的西方經濟學洗腦而不自知，以“自私自利”的心態(tài)，不可能理解“好讓不爭”。

小鎮(zhèn)為什么說茅于軾說得不對呢？

因為《鏡花緣》核心不是講經濟學，而是諷刺清代現實的小說。在“君子國”的故事中，諷刺的是現實中瘋狂爭利的現象，但讀起來就覺得扭曲，明明還是在爭啊？

這就對了，畢竟諷刺小說一定要有諷刺性。

在小說中，所謂利他不爭的君子國，爭的不是利，而是名。所以衙役要求高價買低貨，而商販要求低價賣高貨，兩人為了名爭得面紅耳赤，這哪里是利他的君子啊，全是損人利己的小人。

小說是以“名”代“利”啊，茅于軾沒有讀明白這一點嗎？

如果以“利他”作為君子的標準，那么應該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不能讓對方難受，既然在君子國名比利重要，那么從“利他”的角度，就應該想辦法維護對方的名聲，而不是自私自利、沽名釣譽。

所以，如果不是為了諷刺現實，而是真正的君子國，這場交易應該是這樣的：

假設交易的商品成本是100元，既然君子國存在交易，就說明互通有無可以增進雙方的利益，那么商販就不應該要求衙役用50元買下100元的商品，而是應該賺取合理利潤，比如讓衙役用110元買下，賺10元的毛利潤；

而衙役也不能為了自己的名聲，非得要求用200元買下100元的商品，而是要求商販多賺一點，比如加到30元，也就差不多了。

雙方也不應該為了110元還是130元買下爭得面紅耳赤，這不就讓對方為難了嗎？而應該經過簡單的交流，就理解到對方不想踩著對方賺取名聲，都是“好讓不爭”的君子，于是折中選擇120元成交，皆大歡喜，這才叫利他、公平。

所以，真實的君子之國，既然利他，就不應該僅僅狹隘地把“利”理解為錢，名聲、心情、幫助他人的成就感等等，更是“利”啊。

這實際就是中國傳統彼此信任的“熟人社會”。

所以小鎮(zhèn)說茅于軾根本就沒讀懂，更不理解什么是“利他”，所以他的這本書從一開始就錯了，自然就得出了利他會導致社會矛盾無法解決的錯誤結論。

上述分析說明了什么呢？有什么現實意義呢？

小鎮(zhèn)2021年底曾經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分析國家政策導向，認為2021年經濟工作會議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打擊薇婭為代表的偷稅漏稅等措施，就是要重塑“好人社會”。

中國古代崇尚的是“人之初性本善”，而非西方主流的“性惡論”。中國自古以來追求的就是“善惡有報”“好人有好報”，而一個普遍善良、有德的社會，治理成本是最低的，彼此也更容易達成信任關系，一定發(fā)展極為迅速。

比如在社會治理領域，中國近些年已經基本實現了古代想象中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小鎮(zhèn)就有切身體會，有一次愛人團建回家，小鎮(zhèn)從網約車后備箱拿出行李箱放在地上，轉手去拿其他東西，結果兩人都把行李箱忘了，里面有價值幾萬元的首飾、電子產品等，還有身份證件。

直到兩天后才想起來，人都慌了，抱著試試看的心態(tài)問物業(yè)有沒有監(jiān)控，結果物業(yè)說那個行李箱原來是你的啊，物業(yè)還說周六看著在小區(qū)放了大半天，一直沒看到有人拿，怕晚上下雨，就拿到物業(yè)辦公室了，讓小鎮(zhèn)趕緊去拿。

中國人對此可能只是感到小小的驚訝，而外國人就是震驚了。

來中國旅游生活的外國人，看到中國人的快遞堆成山也沒人偷、女性竟然敢半夜在城市里獨自行走，感到極為震驚。外國人已經習慣了治安極其復雜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習慣了時刻警惕周圍的人，生怕自己成為小偷強盜的目標。

外國人看到今天的中國，就像看到了傳說中的理想國。

一個外國人第一次到中國，大概率書包會放在前胸，什么時候這名外國人正常背著包，才說明習慣了中國良好的治安環(huán)境。

正因為中國有如此良好的社會治安，所以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放心地在全中國自由的流動，而僅僅在20世紀90年代，車匪路霸極為猖獗，那時候跑長途甚至要冒著生命危險，又如何活躍經濟？

良好的社會治安，也催生了新的經濟業(yè)態(tài)。典型的就是共享單車，價值兩三千元的單車就這么放在城市路面上，雖然也會出現盜竊、私占、破壞等極端現象，但整體上運轉是良性的。

又比如搶險救災，西方軍隊進入災區(qū)一定全副武裝，重點是鎮(zhèn)壓動亂，而中國的軍人無需帶槍，因為他們要做的是拼盡全力救助百姓，而百姓也無條件地相信人民子弟兵，這就是“危難時刻見忠誠”。

真正的君子國，為他人考慮，只賺取合理利潤的案例，已經出現在現實。

2025年8月《人民日報》專訪胖東來，主題是“用真誠取信任，用信任贏得市場”。

胖東來不像《鏡花緣》中“爭名讓利”的虛偽君子那樣，非得賠本賣貨，而是只賺取合理利潤，在商品上明確標明利潤率。比如售賣的羽絨服，標明進貨價184.6元、售價256元，毛利率27.89%，每件商品還附帶檢測報告，實實在在地讓人用不高于300元買到符合國家標準的真羽絨服。

賺取的利潤，超過95%分給員工。所以胖東來成功，從來不是什么嚴格要求、標語口號，而是很簡單地把員工當人、把顧客當人、老板是個人。正如于東來在接受采訪時所說“對‘人’的重視，是我們成功的關鍵”，更認為“老板對員工好，員工對顧客好，顧客對社會好，這就形成了良性循環(huán)，企業(yè)也會向善向好發(fā)展”。

這就是國家希望倡導的中國特色的“企業(yè)家精神”。2025年2月民營企業(yè)座談會，主題是“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fā)展、高質量發(fā)展”，核心體現之一是“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這跟西方所說的“企業(yè)家精神”不是一回事。

然而有些老板還是聽不懂，一邊在網絡上展現出憂國憂民的姿態(tài)，實際卻想盡一切辦法賺取高額利潤。典型就是反壟斷，2021年對互聯網無序擴張進行整頓，到2022年開始調整，準備以常態(tài)化監(jiān)管取代專項整頓，到了2023年因為種種原因，對互聯網反壟斷的整頓暫告一段。

于是有的企業(yè)覺得是不是過去了、管不了了，只能讓步于經濟？繼續(xù)追求壟斷利潤。

但風向已經變了，2024年11月國家要求“扎實推進平臺經濟高質量發(fā)展”，平臺經濟整頓進入新階段，2025年是相關制度體系構建的一年，最終成果體現在2025年11月發(fā)布的《互聯網平臺反壟斷合規(guī)指引（征求意見稿）》，同年12月17日宣布已制定該《合規(guī)指引》，還說將通過“送政策上門”“聽企業(yè)心聲”“亮監(jiān)管利劍”三項措施確保指引落實。

2026年1月14日終于開始行動，宣布對攜程集團涉嫌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正式立案調查。實際上這次對攜程立案調查，攜程出現的問題，全都寫在《合規(guī)指引》上，不是沒給企業(yè)自查自糾的時間。

同在今天，還宣布對擁有3000萬粉絲的網紅彭煊之等偷稅漏稅進行處罰。

國家嚴查偷稅漏稅，這都已經廣而告之多久了，就比如小鎮(zhèn)2021年底分享的《》，就說國家未來一定會嚴查稅務問題，尤其是線上經濟稅務問題。

2025年國家稅務總局發(fā)布新規(guī)，從5月1日起，“稅收籌劃”就正式更名為“稅收合規(guī)計劃”，緊接著2025年6月公布實施《互聯網平臺企業(yè)社會信息報送規(guī)定》，于2025年10月開展首次報送。

稅務部門也不斷地發(fā)布偷稅漏稅的懲治案例，包括司馬南、陳震等一批網紅紛紛被查，怎么還有網紅心存僥幸？

隨著社會的進步，尤其在現代技術的支持下，構建“君子之國”“好人社會”并非不可能。

小鎮(zhèn)認為：君子絕非圣人，而是介于外在守法的公民與內在修為的圣人之間。所謂“圣人”，在于慎獨，不需要外界的監(jiān)督，僅憑自我的道德約束就能實現一種理想人格，而“君子”，重點在于“論跡不論心”。

過去構建君子社會，最難的是對一個人痕跡的監(jiān)控和量化。

而且如果僅憑監(jiān)控，先不說能否完整覆蓋，這種單憑外部強迫的做法，必然會催生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種人精通規(guī)則，在監(jiān)控下完美無瑕，但缺乏真正的公德心、同情心和內在道德動力，這樣的社會僅僅是“秩序社會”，而非“君子社會”“好人社會”。

但AI時代，很可能解決這個核心問題。在數字時代，個人的痕跡被前所未有的記錄、儲存，而在AI時代，海量的數據能夠被AI不知疲倦地時刻跟蹤、分析，進而對一個人做出非常詳盡的精確檢驗。過去一些難以定性的“灰色行為”“潛規(guī)則”，在AI的眼中，會變得非常清晰，這會塑造一個更加透明、更加和諧的社會環(huán)境。

于是一個人的信譽，不在緊緊依靠瞬間的印象，而是基于海量可以追溯的持續(xù)行為，這就是熟人社會強調的“日久見人心”，在這種環(huán)境下，偽君子是藏不住的，因為持續(xù)的扮演，非常累。

一個人剛開始可能僅僅是被迫遵循，但長期堅持下去，就很可能內化為習慣，于是整個社會的風氣為之一變，君子就成為普遍的自覺選擇。

當然，這個目標還很遠，但路雖遠，行則將至。

中國人跟“自私利己”的西方經濟學不是一路人，過去西方太強、中國太窮，難免被帶歪了，但中國人最終必然走自己的道路，技術不過是加速這一過程。就如同樣布設監(jiān)控，西方國家就是解決不了偷盜問題，在中國偏偏就解決了，這就是非技術的文化底蘊，中國人無論對現實有多少抱怨，內心還是向往君子之美。

30年前，想象不到可以實現夜不閉戶路不拾遺；30年后，“君子之國”“好人社會”未必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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