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北大女孩，寫了本“傳女不傳男”的新書

每次返鄉，95后女孩金蕨和外婆、奶奶之間的對話總是很快耗盡。

“你欲踮偌久？”

- 你要待多久？

“你是安怎轉來的？”

- 你怎么回來的？

幾個來回的寒暄窮盡后，橫亙在家人之間的，只剩下長久的沉默。

金蕨，出生在閩南沿海的小漁村。和這個時代大多數的同齡人一樣，她的成長教育遵循著主流的路徑：從鄉村小學到縣城中學，再背井離鄉，遠赴大城市求學。

在自小生長的漁村里，她與外婆、奶奶用閩南話交流。離開故土后，濃重的鄉音逐漸脫落，學校習得的普通話將她帶離潮濕的漁村，進入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在那里，金蕨用普通話學習、工作和生活。她長期關注女性的生存處境，并將這種關切轉化為具體的創作，持續為《三聯生活周刊》《真實故事計劃》等多家媒體供稿。

寫作的第十個年頭，前輩作家八月長安稱贊她才華橫溢，文字流暢而靈動。

但她的家人卻從未做過她的讀者。

外婆自稱上過三年學，可她沒有日常的閱讀習慣；奶奶出生于1931年，跟著養父母長大的她未曾上學；媽媽也沒有正經上過學，她不識得多少字，辨認文字就像在辨認圖形。她們不會讀，也讀不懂。

這些女性用粗糙的雙手喂養金蕨，將她托舉進那個講普通話的大世界，而自己卻像閩南鄉音一樣，被留在了原地，逐漸隱沒。

很長一段時間，金蕨習慣性地承接來自她們的關愛，卻很少意識到，自己對她們的關心或許并不充足，甚至對她們不夠了解——

她們生來就是“外婆”“奶奶”和“媽媽”嗎？

在成為這些稱謂之前，她們經歷過怎樣的人生？

當這些問題浮現時，金蕨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不去詢問、傾聽、記錄，那些尚未被講述的女性生命經驗，將會在時間中悄然消失。

而這，成為金蕨創作紀實文學《臍帶紀事》的起點。

“林勸，許建花。”

這是金蕨奶奶和外婆的名字，她們養育她，是她姓氏不同的血緣至親。但在金蕨的家鄉，這些女性長輩的名字卻很少被提及。

在閩南，宗族文化如同榕樹的根系，盤根錯節，深植土地。記錄血脈延續的族譜被反復修訂，上面寫滿男性的名字。

“陳”是村鎮中的大姓，金蕨的爺爺和外公都姓陳，姓氏像一根文化層面的“臍帶”，在代際間傳遞，維系著繼承關系與權力秩序。

而真正與后代臍帶相連，承擔生養、照護責任的女性，卻始終被排除在這一結構之外。

母親、外婆、奶奶……她們在出嫁后成為附在丈夫身旁的外氏，生命經驗常常在父姓的代際更替中，被拆散、被遺忘。

也正因如此，當金蕨和同齡的朋友聊起家中的女性長輩，最常聽到的回答是：“我對她的事了解不多。”在許多年輕人的記憶里，外婆、奶奶似乎沒有一個清晰的過去，有的只是蒼白而模糊的稱呼。

一次談話中，一位朋友向金蕨提起她外婆的墓碑。在她的老家，老人通常會在生前確認碑文內容。外公的碑文贊頌著他的職業生涯：

“小學教師，言傳身教，育人一方。”

而外婆的碑文，卻將她徹底收歸家庭之中：

“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六歲嫁給父親，十七歲即為人母，含辛茹苦一世，任勞任怨終生。”

幾十年波瀾壯闊的人生，卻被“含辛茹苦”“任勞任怨”輕輕覆蓋，只剩下出生、嫁人、生育、照護……仿佛除了“母親”“妻子”這些功能性身份之外，她們的人生再無值得被記住的部分。

| 福建漳州，金蕨家鄉的社廟（金蕨/攝）

正是在這樣一次次的發現中，金蕨意識到，遺忘并非偶然，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敘事缺失：

女性長輩在我們出生時就已經“老了”，隨后逐漸矮小、衰弱，倘若不被講述，消失之后便再無痕跡。我想，通過更多的交談與書寫，或許能在一切消逝之前，攔截下一部分。

這樣的想法最終落實為一次身體力行的田野行動。

在此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里，金蕨為《臍帶紀事》的創作奔走于福建、江蘇、安徽、河南、山東等地。在同齡朋友的支持下，她進入十個家庭，和女性長輩面對面地交談、記錄。

朋友們也以不同方式參與其中：牽線、陪伴、共同傾聽。因而這并非一次單向的采訪，而是一場由多個家庭共同參與、不斷回返的講述。

更重要的是，隨著訪談的深入，書中的女性逐漸從“外婆”“奶奶”等稱謂中顯影，展現出她們不可替代的生命面貌：

有人幼年遠渡重洋，成為歸國華僑；有人與丈夫白手起家，成為九十年代的萬元戶；也有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曾獨自走到法院門口，試圖結束一段婚姻。她們的經歷未必總是驚心動魄，卻始終與時代變遷緊密交織，顯露出女性有骨有血的鋒芒。

| 河南鄭州，受訪者苗桂芬背影（金蕨/攝）

在《臍帶紀事》中，金蕨沒有將母職講述視作書寫的重心，而是把更多目光投向女性長輩的人生，希望記錄下她們的執念、傷痛、釋懷與榮耀。

起初，受訪者苗桂芬并不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可寫之處。她曾困惑地提問：“我這一生平平淡淡，稀里糊涂，有什么好寫的？”在她看來，自己的人生算不上坎坷。然而，她活過的歲月，已是傳奇。

苗桂芬生于亂世，幼年目睹生母吞食鴉片自盡，后被他人收養。成年后，她卷入一場漫長的“婚姻騙局”，懷孕之際獨自從遼寧南下，來到河南一座貧瘠的縣城。異鄉無依，她想過死亡與逃離，卻在生活的縫隙中結識摯友，慢慢找到新的落腳處。

更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晚年，丈夫離世，苗桂芬收獲了一種嶄新的自由：與孫女成為室友，一起旅行、追劇、做編織，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做到為自己瀟灑而活。

《臍帶紀事》的寫作正是從這樣的個體經驗出發。它并非為某一位女性立傳，而是在十個家庭的講述中，打撈起那些長期被忽視卻真實存在的女性生命史。在作者的尋訪、朋友的引介與女性長輩的講述中，一場跨越代際的共同書寫逐漸完成。

所以，金蕨才在致謝中寫道，這是一部由十個家庭共同參與的作品，正是她們慷慨地分享人生、允許她記錄那些明暗交錯的生命片段，才有了這本書的可能——“你們是這本書的共同作者”。

也正因如此，《臍帶紀事》呈現出一種罕見的真實與坦誠。

作家張怡微評價它是“一次認認真真的自我民族志”；張春則稱贊這本書“用文字編出船只，打撈起原來湮滅不見的女性故事，令人敬佩”。

然而，一切回到出發之時，金蕨卻并不確定，自己能抵達多遠。

2024 年夏天，山東煙臺。金蕨跟隨朋友茸茸，拜訪她的奶奶姜桂舉。

姜桂舉操著一口濃重的膠東方言，講述自己確診抑郁癥的經過。她語速快，鄉間俚語成串地往外蹦。話題一旦被點燃，便像脫韁的野馬。

金蕨連蒙帶猜地聽著，除了茸茸不時的翻譯，她只能抓住零散的關鍵詞。有時，茸茸忍不住插話：“你得把奶奶拉回來，她都講到別人家的事了。”

方言，形成一道無形的門檻。

| 山東煙臺，走訪地之一（金蕨/攝）

而更令人棘手的，是那些裹挾著情緒與選擇的主觀敘述。講述的人順著自己的記憶自然前行，而聽的人，卻只能站在陌生語言的河岸上，反復打撈、辨認水面浮現的碎片。

這時常讓金蕨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阻塞感”。她不斷地質問自己：

講述者本人關心什么？在盡量補全其生平信息的同時，我是不是在做一種無謂的信息抓取，與真正值得關心的部分無關？

這成為訪談過程中難以回避的痛感。直到一次聊天，朋友 B 的一句話，為金蕨帶來了新的方向。

“我聽我奶奶講古（閩南語，指講述過去的事情），并不是為了搞清楚事情到底發生在什么時候，而是為了理解她當時處在一種什么樣的處境里，是什么感受。”

金蕨這才意識到，在《臍帶紀事》的訪談中，真正值得被認真對待的，并不是“完美無缺的生平復原”，而是“一個鮮少被置于講述者位置的老年女性，如何回憶自己的一生，并由此形成了怎樣的敘事基調”。

不同人講述自己的方式，就是她們理解自我，甚至度過一生的方式——受訪者劉青莉就曾在母親的講述里，真切體會過這點。

母親談起往昔，總用“太苦了”“太不容易了”來概括：離開村子去東營謀生，在板房旁支起早點攤，炸油條、蒸包子，沒日沒夜。在劉青莉的記憶里，那是父母被“苦”牢牢包裹的歲月。但后來一次閑聊中，她照例復述父母的艱辛，卻第一次被旁人提醒：在那個年代，當上“萬元戶”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她這才發現，父母談起在東營的日子，語氣里始終帶著一種驕傲，“太苦了”背后其實暗藏一種自得——那不是對苦難的控訴，而是對自身價值的確認。

這讓金蕨更加確信，比起完完整整的復原人生，《臍帶紀事》更在意的是講述者在當下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往，如何篩選記憶、組織情感。

為此，她愿意尊重她們講述的節奏，也允許故事中存在緘默與留白。

但這樣的選擇也意味著，項目需要花費更長的創作周期與更大的精力消耗，它不僅需要寫作者具備足夠的耐心與毅力，也要求她在現實層面，擁有更穩定的經濟基礎支撐。

然而，在寫作《臍帶紀事》之前，金蕨并沒有一個穩定的創作環境。畢業兩年，她輾轉換過三座城市，過著合同到期便打包離開的“游牧”生活。

第一份工作在上海，那時她幾乎沒有存款，只能同時靠打兩份工，維持大城市的房租與日常開銷；第二份工作，她去了浙江的一所寺院，內刊編輯的工作相對清閑，卻很快觸及體驗的上限，金蕨逐漸意識到，自己無法久留其中。

| 浙江，去寺院應聘那天的錦鯉池（金蕨/攝）

當金蕨選擇離開、生活再次懸空之時，前輩八月長安向她伸出了橄欖枝。她們的相識可以追溯到十一年前，曾是當地文科狀元的金蕨，在一次采訪中提及八月長安筆下人物對自己的影響，兩人因此結緣。

這段相識，在多年后轉化為非常具體的支持：八月長安邀請金蕨進入她的工作室專心創作《臍帶紀事》，并承諾提供穩定的收入、完整的時間，以及不被瑣事侵擾的環境。

后來，這位前輩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

“如果男性同盟可以輕松識別有識之士并慷慨給予機會，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這些女孩的善意與才華一個更妥帖的落腳點？”

正因這種具體而切實的托舉，《臍帶紀事》的書稿最終才有可能呈現在讀者眼前。而這本書的創作過程，也恰好見證了女性與女性之間的一種實踐：在講述與傾聽中彼此確認，在托舉與支持中完成書寫。

安徽的冬天濕冷。金蕨和圈圈、圈圈的媽媽范紅棗，三個人坐在客廳的電熱地毯上，燈光昏黃，她們回憶起圈圈的外婆。

和許多離家的年輕人一樣，圈圈這些年按部就班地完成學業、進入職場，在不同城市之間流轉，也經歷過幾次工作的變動。

緩慢爬升的收入與一線城市的生活成本，讓她長期被金錢的焦慮裹挾。在那些匆忙謀生的日子里，她習慣向前看，很少回頭，也很少有機會，把母親放回她自己的成長路徑里重新理解。

但那一晚，當她真正坐下來，和金蕨、媽媽一起回憶外婆時，關系開始發生細微的松動。她們聊起塵封的往事。也是在那時，圈圈第一次知道，原來媽媽十八歲的時候，曾被理發店的師傅和師兄喚作“小棗子”。

而在那之前，圈圈曾因為母親的名字“紅棗”像食物，遭到同學取笑。那時她并不知道，原來在更早的歲月里，“小棗子”曾是一個帶著親昵與憐惜的稱呼。

| 安徽蕪湖，圈圈家鄉的青弋江，走訪地之一（金蕨/攝）

也是在那個夜晚，借著訪談，圈圈第一次聽母親完整講述完外婆的一生。在此之前，那些已經離世的隔代親屬，于她而言只是稀薄而模糊的存在。因此，她能想象母親失去至親時的哀慟，卻很難做到真正的共情。

講述從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開始：“你知道你外婆叫什么名字嗎？”

圈圈并不確定，只能給出模糊的答案。直到母親糾正她——外婆姓黃，名叫黃冬香。

原來，外婆早年在青弋江上跑船。那是一個仍需依靠人力劃槳、拉纖的年代。她和丈夫駕駛一艘承重兩三噸的木帆船，往返運送鹽和白菜，航程沒有雷達，只能憑借雙眼辨識風浪。在那個年代，生養六個孩子并不容易，她卻一一安頓妥當；家業也從承重兩三噸的木船，慢慢換成了十幾噸的貨船。

范紅棗說，母親一直是家里的“定海神針”。

那天夜里，圈圈和媽媽以一種久違的放松姿態，躺在電熱地毯上取暖。她們身體相抵，繼續追溯往事。第二天離家前，圈圈在日記里寫道：“和我媽一起回憶外婆，在回憶的過程中誕生新的希望和愛意，讓我知道，外婆真實地存在過。”

這一刻，也被金蕨記錄進書中。

這或許就是《臍帶紀事》想要呈現的意義，它邀請我們重新走進家庭，去提問，去聆聽，去重新看見那些長期被忽視的聯結。

當新一代的女兒開始提問，母親與祖母開始講述，那條曾被剪斷的臍帶，或許還能重新被觸摸、被感知。

正如金蕨在書中所寫：

讓她們開始講述，識別那些消失的、隱形的聯結。

趁她們還在，趁記憶還溫熱。去問問她的名字，去聽聽她的故事。

因為，女性代際的歷史已經傳到你手中——

記得，本身就是最大的意義。

嘿！

你記得媽媽、姥姥、奶奶她們的名字嗎？

她們有什么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期待你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