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一級甲等醫療事故拷問：何謂充分溝通？出了事就是溝通不充分？

2026年1月9日，江蘇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發布《情況說明》，將一樁沉寂近一年的醫療死亡事件重新推至公眾視野。

60歲的宋女士因“上腹痛”就診，最終卻在心臟射頻消融術中猝然離世。省、市兩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上的結論冰冷而明確：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主要責任。在列舉的院方過失中，“風險溝通告知不到位”赫然在列。

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上一條高贊評論引發了醫務人員的廣泛共鳴：“出了事就是不到位。”

這句看似情緒化的慨嘆，卻如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剖開了當前醫患關系中最敏感、最痛楚的神經——當糾紛發生后，所有事前看似規范的流程，尤其是“醫患溝通”，為何總在鑒定報告中成為第一個被質疑的環節？我們究竟在用怎樣的標尺，衡量那難以名狀的“充分”？

“溝通不充分”：萬能標簽，還是精準診斷？

在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領域，“溝通不充分”是一個高頻出現的結論。它像一頂“普適的帽子”，似乎總能扣在當事醫生的頭上，這也引發了業界內外，尤其是臨床醫生的困惑與無奈。

一位網友的留言道出了許多醫者的心聲：“前段時間有個患者治療效果不好，直接投訴我們，說我們溝通不到位，白紙黑字什么都簽字了，很想知道什么才算溝通到位......”

這種困惑直指核心：當一份格式化的知情同意書被簽署，當一次看似完整的術前談話被執行，為何它們在法律或鑒定環節仍可能被判定為“不充分”？簽字，是否等同于真正的“知情”與“同意”？

從法律層面審視，我國《民法典》及《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明確規定，醫務人員應當向患者說明病情與醫療措施。涉及手術、特殊檢查或治療時，必須具體說明風險、替代方案等，并取得患者的明確同意。

可見，法律要求的遠不止一個簽名，而是“知情”前提下的“同意”。

因此，鑒定的邏輯在于審視：醫生是否履行了“合理告知義務”。這至少包括：

1.信息的全面性：是否完整交代了病情，是否遺漏了關鍵風險？

2.理解的可及性：是否用患者能懂的語言解釋，而非堆砌專業術語？

3.替代方案的呈現：是否清晰告知了所有可行的替代治療方案（包括保守治療）及其利弊？

4.決策的自愿性：患者的簽字是否基于充分理解，而非在信息模糊或無形壓力下完成？

知情同意，需以內心認同為目標，而非以一紙簽名了事。

“出了事就是不到位”：情緒宣泄，還是殘酷現實？

在圓滿的治療結局面前，溝通的細節往往被淡忘；而在慘痛的不良后果之后，溝通的每一瞬間都會被置于顯微鏡下反復檢視。

當悲劇襲來，事前建立的脆弱信任可能頃刻崩塌。患者與家屬極易陷入一種回溯性質疑：醫生當初必定有所隱瞞或輕描淡寫，否則我們怎么會選擇手術？于是，“出事”本身，就被當作了“溝通不到位”的證據。

這種“事后追溯”效應，幾乎將“溝通是否充分”與“結局是否良好”永久綁定。

它暴露了當前醫患溝通中一個深層次矛盾：溝通的目的，在實踐中常從“共同決策”滑向“風險轉移”與“法律免責”。

很多時候，醫生忙于完成告知義務以獲得簽字，患者基于對醫生的信任而草率簽字，雙方都未真正投入到一個確保理解的深度交流中。一旦潛在風險成為殘酷現實，那張薄薄的簽字文書便顯得不堪一擊。（）

信任的建立需要漫長耕耘，而它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間。以免責為目的的溝通，從一開始就埋下了對抗的種子。

超越“到位”與否：走向真正的“共同決策”

那么，究竟何為真正的醫患溝通？患者和家屬需要理解到何種程度才算“充分”？除了書面簽字，每次溝通是否都需錄音錄像，以備事后核查甚至作為法庭證據？

事實上，真正的醫患溝通，絕非單向的“告知-簽字”，而應是一場以患者生命價值為中心的“共同決策”對話。它包含三個不可或缺的維度：

1.信息的交換：醫生以通俗語言解釋疾病本質、方案利弊；患者則表達自身的癥狀、恐懼與期望。

2.情感的連接：醫生展現共情，承認患者的痛苦真實存在；患者感受到被尊重、被看見，而非僅僅是一個“病例”。

3.價值觀的協商：這是最核心亦最常被忽視的一環。它意味著醫患雙方共同探尋：在您獨特的生命敘事中，什么最為重要？ 是不惜代價根治疾病，還是更看重生活質量？您的風險承受邊界在哪里？治療的首要目標是延長生命，還是減輕痛苦？

醫者所治，不僅是病，更是生病的人。沒有價值觀對接的醫療方案，就像沒有地圖的遠征。

在法律與倫理層面，“充分”并不等同于信息量的無限堆積，而是以“患者的理解與決策能力” 為核心。

一個有效的檢驗方法是“回授法” ：請患者或家屬用自己的話復述核心信息。只有當信息被準確重述，才能確認理解已然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充分的溝通，并不能保證壞結果永不出現，也無法完全杜絕所有糾紛，它的真正意義在于：讓患者在接受治療前，便與醫生一道，在認知與情感上，為所有可能的結果做好共同面對的準備。當不幸降臨時，雙方是并肩面對風險的伙伴，而非刀兵相向的敵人，從根本上改變糾紛的性質與解決的路徑。

充分的溝通，不是風險的消除劑，而是信任的加固劑。醫學的局限，需要用坦誠去彌合，而非用言語去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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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以信任為基石，重構醫療“戰略伙伴”

“出了事就是溝通不充分”，這句充滿憤懣與無力感的感嘆，不應成為醫患關系間永恒的“馬后炮”。它應該成為一個切入點，催生一場系統性的變革。

對于醫療機構與醫務工作者而言，必須將溝通從法律義務層面，提升到醫療核心技藝與倫理基石的高度。這需要投入時間、培育耐心、修煉共情力，并設計結構化的流程予以保障。

對于社會與患者而言，亦需理解醫學固有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在積極行使知情權的同時，深度參與到治療決策中，與醫生構建真正的同盟。

唯有如此，當面對如南通宋女士這般悲劇時，我們的反思才能超越對“溝通不到位”的簡單問責，深入醫療質量、系統安全與人文精神的肌理，尋求根本的改善。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安慰的起點，正是真誠的溝通。

制度可以約束行為，但唯有文化，才能滋養心靈。

醫學的邊疆，是生命與死亡的交界之地。在此處的每一次交談，都不僅是信息的傳遞，更是兩個靈魂在未知恐懼前的真誠攜手與相互托付。

最好的治療，始于一顆被真正傾聽的心；最深的安寧，源于一份被共同承擔的風險。

當溝通不再僅僅是事故后的歸咎理由，而成為診療過程中理所當然的溫暖序章時，我們才可以說，醫學真正回歸了它的本源——它不僅是對抗疾病的技術，更是撫慰生命、照亮存在的人文藝術。

愿每一句對話都成為穿透疾病陰霾的光，愿信任本身，成為醫患并肩開出的首張、也是最重要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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